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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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
&mdash&mdash思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3月17日。
一、本卷是多卷本《中國通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要求它從考古安料探索有文字記載以前的原始社會的狀況。
上起人類的原始，下與夏商周對接，涉及中國史前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對象的各方面，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諸課題。
近代考古學從十九世紀後半算起，迄今不過一百幾十年；我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剛半個多世紀。
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是當代考古學者的重大使命。
記得本世紀初年有的學者曾發出過要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寫續篇的豪言壯語，使後學很受鼓舞。
說實在的，按照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學科剛剛起步，缺乏資料的積累，要實現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現實的。
現在不同了，我國考古學和相關的學科都已有了很大的發展，已經有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研究皮前考古和原始社會曆史的一批成果，積累了一些經驗。
相信不需要多久，将會有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智慧和勇氣，來彌補恩格斯在《起源》一書末尾所感到的遺憾①，真正完成一部中國的續篇！作者希望本書能夠成為實現這一理想的一塊鋪路石。
二、中國的遠古曆史涉及到兩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一是從猿到人，二是從民族到國家。
二者雖都是世界範圍的課題，但都與中國遠古曆史密切相關。
自從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明确提出人是從猿進化而來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話；1884年恩格斯發表《勞動在從猿到入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科學地論證了猿之所以能變成人的根本機制。
從那以後，古人類學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其中包括中國境内一系列人類化石的發現及其研究成果。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點發現了著名的北京猿人。
魏敦瑞在仔細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後指出，其體質特征至少有十二項與蒙古人種有聯系，鏟形門齒就是最顯著的一項。
現在中國境年發現的人類化石，無論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謀猿人（距今約175萬年）和藍田猿人，還是大體同時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與晚期智人化石，無一例外都是鏟形門齒。
在新石器時代和現代中國人的标本中，鏟形門齒占有極高的比率，高于其它任何種族。
其它許多體征也有類似的現象。
吳汝康在概括地比較了這些體征上的相似性以後寫道：“上述這些在現代蒙古人種中出現率特高的性狀，在中國發現的直立人①恩格斯寫道：“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見幹沙爾·傅立葉著作中的對文明時代的卓越批判，同摩爾根和我自己對文明時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沒有時間來做這個工作了。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4頁注，人民出版社。
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經常出現。
顯示它們與黃種人和現代中國人之間存在着連續性，有着親緣上的繼承關系。
自然，在這漫長的人類發展過程中，必然也與其鄰近地區不斷有基因的交流。
”①所謂發展的連續性或親緣的繼承關系，換一個說法就是中國和鄰近地區在人類發展史上存在着一個獨特的體系，不像是從其它地方的某種遠古人類派生出來的。
這一體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們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國雲南發現過一種較接近人類的臘瑪古猿，但歐洲西南部和東非也發現過。
最近雲南又發現祿豐古猿，吳汝康認為它“可能是接近子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員的共同祖先的類型”。
既然中國存在着接近于人類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發現，以後的發展更是自成體系，可見中國在人類起源及其發展的問題的研究方面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隻是要徹底究明這個問題還需要做許多工作罷了。
有了人類，就開始有了人類的文化。
正如中國的遠古人類化石有其自成體系的特征一樣，中國的舊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體系的特征，而且表現得更為鮮明一些。
為紀念北京猿人發現六十周年商編的一部綜合性著作《中國遠古人類》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話：“多年積累的舊石器材料，已使我們認識到，雖然在不同時期存在反映區域特點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為主的組群，分布于我國南北方的各個文化發展階段，成為我國頗具特色的舊石器文化發展的主體，使華北是否存在兩個平行發展的文化傳統、我國南北方舊石器文化的異同的趨勢等問題的讨論成為可能。
”①這些話很好地表述了中國六十餘年來舊石器時代考古的主要成果。
一是中國舊石器文化發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為主的組群”，二是“華北地區兩個平行發展的文化傳統”現象，表明中國舊石器文化傳統問題的研究與古人類化石傳統問題的研究相互照應。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并且為今後的研究打下了一個紮實的基礎。
中國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和物質文化的發展，既有明顯的階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現象。
拿人類化石來說，從早到晚，屬直立人的有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鄖縣人、鄖西人等，屬早期智人的有馬壩人、大荔人、長陽人、許家窯人、丁村人等，屬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河套人等。
可以說我國人類化石代表了人類體質發展的所有階段和全過程，而且還有一些過渡形态。
遼甯營口金年山人的地質年代應為更新世中期，此時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雖有一些直立人特征，大部分卻與早期智人相象，應是體質特征進化最快的一個代表。
中國的舊石器文化大體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與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應，但各地發展具體道路有所不同。
華北的所謂周口店第一地點&mdash&mdash峙峪系是出現小石器最旱的。
遼甯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帶鼻的骨針，可與北京山頂洞人的骨針媲美，而年代卻比山頂洞早許多，說明當時文化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生産力水平低下，活動範圍有限。
但由于時間長，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傳播到很遠的地方。
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細石①吳汝康：《古人類學》，第206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①《中國遠古人類》，科學山版社，1989年。
器，而那裡的富林文化卻有大量北方風格的細石器，這顯然是文化傳播的結果。
由于中國東北的舊石器文化有時表現得比較先進（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對周圍的影響自然會比較大些，例如朝鮮和日本的舊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國東北舊石器文化的影響，甚至有人類遷移過去。
三、中國的新石器文化是從中國的舊石器文化發展而來的。
如果說中國舊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體系，那麼中國新石器文化也是這樣，隻不過内容更加豐富，譜系更加繁複罷了。
整個新石器時代及以後的銅石并用時代的曆史，都涉及到前述的第二個重大理論問題，即在中國境内是如何從民族發展到國家的。
在此我們想從四個方面略述當前的研究成果，即農業的發生與發展，社
&mdash&mdash思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3月17日。
一、本卷是多卷本《中國通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要求它從考古安料探索有文字記載以前的原始社會的狀況。
上起人類的原始，下與夏商周對接，涉及中國史前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對象的各方面，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諸課題。
近代考古學從十九世紀後半算起，迄今不過一百幾十年；我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剛半個多世紀。
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是當代考古學者的重大使命。
記得本世紀初年有的學者曾發出過要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寫續篇的豪言壯語，使後學很受鼓舞。
說實在的，按照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學科剛剛起步，缺乏資料的積累，要實現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現實的。
現在不同了，我國考古學和相關的學科都已有了很大的發展，已經有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研究皮前考古和原始社會曆史的一批成果，積累了一些經驗。
相信不需要多久，将會有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智慧和勇氣，來彌補恩格斯在《起源》一書末尾所感到的遺憾①，真正完成一部中國的續篇！作者希望本書能夠成為實現這一理想的一塊鋪路石。
二、中國的遠古曆史涉及到兩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一是從猿到人，二是從民族到國家。
二者雖都是世界範圍的課題，但都與中國遠古曆史密切相關。
自從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明确提出人是從猿進化而來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話；1884年恩格斯發表《勞動在從猿到入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科學地論證了猿之所以能變成人的根本機制。
從那以後，古人類學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其中包括中國境内一系列人類化石的發現及其研究成果。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點發現了著名的北京猿人。
魏敦瑞在仔細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後指出，其體質特征至少有十二項與蒙古人種有聯系，鏟形門齒就是最顯著的一項。
現在中國境年發現的人類化石，無論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謀猿人（距今約175萬年）和藍田猿人，還是大體同時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與晚期智人化石，無一例外都是鏟形門齒。
在新石器時代和現代中國人的标本中，鏟形門齒占有極高的比率，高于其它任何種族。
其它許多體征也有類似的現象。
吳汝康在概括地比較了這些體征上的相似性以後寫道：“上述這些在現代蒙古人種中出現率特高的性狀，在中國發現的直立人①恩格斯寫道：“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見幹沙爾·傅立葉著作中的對文明時代的卓越批判，同摩爾根和我自己對文明時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沒有時間來做這個工作了。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4頁注，人民出版社。
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經常出現。
顯示它們與黃種人和現代中國人之間存在着連續性，有着親緣上的繼承關系。
自然，在這漫長的人類發展過程中，必然也與其鄰近地區不斷有基因的交流。
”①所謂發展的連續性或親緣的繼承關系，換一個說法就是中國和鄰近地區在人類發展史上存在着一個獨特的體系，不像是從其它地方的某種遠古人類派生出來的。
這一體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們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國雲南發現過一種較接近人類的臘瑪古猿，但歐洲西南部和東非也發現過。
最近雲南又發現祿豐古猿，吳汝康認為它“可能是接近子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員的共同祖先的類型”。
既然中國存在着接近于人類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發現，以後的發展更是自成體系，可見中國在人類起源及其發展的問題的研究方面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隻是要徹底究明這個問題還需要做許多工作罷了。
有了人類，就開始有了人類的文化。
正如中國的遠古人類化石有其自成體系的特征一樣，中國的舊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體系的特征，而且表現得更為鮮明一些。
為紀念北京猿人發現六十周年商編的一部綜合性著作《中國遠古人類》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話：“多年積累的舊石器材料，已使我們認識到，雖然在不同時期存在反映區域特點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為主的組群，分布于我國南北方的各個文化發展階段，成為我國頗具特色的舊石器文化發展的主體，使華北是否存在兩個平行發展的文化傳統、我國南北方舊石器文化的異同的趨勢等問題的讨論成為可能。
”①這些話很好地表述了中國六十餘年來舊石器時代考古的主要成果。
一是中國舊石器文化發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為主的組群”，二是“華北地區兩個平行發展的文化傳統”現象，表明中國舊石器文化傳統問題的研究與古人類化石傳統問題的研究相互照應。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并且為今後的研究打下了一個紮實的基礎。
中國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和物質文化的發展，既有明顯的階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現象。
拿人類化石來說，從早到晚，屬直立人的有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鄖縣人、鄖西人等，屬早期智人的有馬壩人、大荔人、長陽人、許家窯人、丁村人等，屬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河套人等。
可以說我國人類化石代表了人類體質發展的所有階段和全過程，而且還有一些過渡形态。
遼甯營口金年山人的地質年代應為更新世中期，此時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雖有一些直立人特征，大部分卻與早期智人相象，應是體質特征進化最快的一個代表。
中國的舊石器文化大體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與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應，但各地發展具體道路有所不同。
華北的所謂周口店第一地點&mdash&mdash峙峪系是出現小石器最旱的。
遼甯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帶鼻的骨針，可與北京山頂洞人的骨針媲美，而年代卻比山頂洞早許多，說明當時文化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生産力水平低下，活動範圍有限。
但由于時間長，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傳播到很遠的地方。
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細石①吳汝康：《古人類學》，第206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①《中國遠古人類》，科學山版社，1989年。
器，而那裡的富林文化卻有大量北方風格的細石器，這顯然是文化傳播的結果。
由于中國東北的舊石器文化有時表現得比較先進（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對周圍的影響自然會比較大些，例如朝鮮和日本的舊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國東北舊石器文化的影響，甚至有人類遷移過去。
三、中國的新石器文化是從中國的舊石器文化發展而來的。
如果說中國舊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體系，那麼中國新石器文化也是這樣，隻不過内容更加豐富，譜系更加繁複罷了。
整個新石器時代及以後的銅石并用時代的曆史，都涉及到前述的第二個重大理論問題，即在中國境内是如何從民族發展到國家的。
在此我們想從四個方面略述當前的研究成果，即農業的發生與發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