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主觀論之毒害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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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isonofSubjectivism
在人之貪婪(greed)與驕傲(pride)中,我們始終要面臨導緻痛苦與邪惡之誘因。
然而,在特定曆史時期,則因一些錯誤哲學之一時流行,該誘因會變本加厲。
正确思考不會使一個壞人變好,但是一個十足的理論錯誤,則會将兩可之人交給邪惡,并剝奪他們天賦之善端。
這類錯誤在當前流布甚廣。
我在此并不是指極權國家的權力哲學。
它比權力哲學更深入人心,流布更廣,而且說實在的,就是它給那些權力哲學提供了黃金機會。
我是指主觀論(Subjectivism)。
研究自然環境之後,人開始研究自己。
在此之前,他設定了他自己的理性,并通過理性照察萬物。
而今,他自己的理性成為對象:就像我們剜出自己的雙眼,拿在手裡仔細端詳。
如此一研究,他自己的理性,在他看來俨然就是大腦皮層化學反應或電子活動的副現象(epiphenomenona),而大腦皮層本身則隻是盲目進化過程的副産品(by-product)。
他自己的邏輯(logic),此前一直是王者,所有可能世界的事件必須服從,如今變得全然主觀。
沒有理由假定,它能結出真理之果。
隻要這一廢黜僅僅針對理論理性(theoreticalreason),它就不會是全心全意的。
因為,即便是那些為了證明邏輯純屬主觀的科學家,也不得不設定他自己邏輯的有效性(以柏拉圖或斯賓諾莎那種生硬的老方式)。
因而,他隻不過和主觀論調情而已。
有時候,這一調情的确相當過分。
我聽說有些現代科學家,他們已經把&ldquo真理&rdquo(truth)及&ldquo實存&rdquo(reality)扔出了他們的詞彙表。
他們堅持,其工作之目的并非是要知道那裡有什麼,而隻是為了得到實踐成果。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壞征兆。
然而大體上看,既然主觀論對科學研究而言是個令人尴尬的搭檔,那麼在這一區域,其危害也一直被抵消。
然而當我們轉向實踐理性(practicalreason),就會發現主觀論在全力發揮其毀滅性後果。
我用實踐理性一詞是指,我們的善惡判斷。
我把善惡判斷完全置于理性名下,假如你對此感到吃驚,那麼請允許我提醒你一下,你的吃驚本身就是我正要讨論的主觀論的結果之一。
現代以前,一流思想家無人懷疑:我們的價值判斷是理性判斷,或他們的發現都是客觀的。
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是,在誘惑(temptation)中,與激情(passion)對立的是理性,而不是某種情操(sentiment)。
柏拉圖這樣想,還有亞裡士多德,還有胡克、巴特勒和約翰遜博士。
現代觀念很不相同。
它并不相信,價值判斷真正算得上是判斷。
它們僅僅是情操或情結(complexes)或态度(attitudes)。
它們僅僅是一個共同體内環境壓力及傳統之産物,而且共同體之間各不相同。
說某一事物好,隻不過是在表達我們對于它的感情(feeling)。
而我們對它之所以有此感情,則取決于社會條件。
設使果真如此,那麼我們也就可以另設條件,另作感受。
&ldquo或許,&rdquo革新家和教育專家想,&ldquo要是我們能那樣會更好。
讓我們改進我們的道德。
&rdquo這一觀念看似天真無邪,卻會生出一種疾病。
這一疾病即便不會摧毀我們這一物種,也必定會終結我們這一物種(而且在我看來,毀掉我們的靈魂)。
它也會生出這一緻命迷信:人可以創造價值,一個共同體可以選擇其&ldquo意識形态&rdquo(ideology),就像人選擇衣物一樣。
聽到德國把正義界定為符合第三帝國之利益,每個人都義憤填膺。
然而我們常常忘記,假如我們自己認為道德隻是主觀情操,可以随意變更,那麼,我們的義憤填膺就毫無根據。
除非有一些關于善的客觀标尺(objectivestandardofgood),無論我們服從與否,它也君臨(overarching)德國人、日本人以及我們這類人,否則的話,德國人完全有資格去創造他們的意識形态,就像我們要創造我們自己的意識形态一樣。
假如&ldquo好&rdquo和&ldquo更好&rdquo這些詞語的唯一含義,來自每一人群的意識形态,那麼,意識形态本身當然彼此就不可能有好有壞。
除非量杆獨立于被量物,否則我們無法測量。
同理,比照這一時代與那一時代的道德觀念,于事無補:進步及退化都成了毫無意義的語詞。
所有這一切是如此之顯而易見,以至相當于等值命題。
從道德革新家的套路,就可以見出我們對此渾然不覺。
他說了&ldquo好&rdquo意味着&ldquo我們在特定條件下的喜好&rdquo之後,接着就欣欣然推斷,應當為我們設定條件,以便我們喜好其他,那樣或許會更好。
可是老天,他說&ldquo更好&rdquo到底什麼意思? 在他内心深處,常常懷有這樣一個
然而,在特定曆史時期,則因一些錯誤哲學之一時流行,該誘因會變本加厲。
正确思考不會使一個壞人變好,但是一個十足的理論錯誤,則會将兩可之人交給邪惡,并剝奪他們天賦之善端。
這類錯誤在當前流布甚廣。
我在此并不是指極權國家的權力哲學。
它比權力哲學更深入人心,流布更廣,而且說實在的,就是它給那些權力哲學提供了黃金機會。
我是指主觀論(Subjectivism)。
研究自然環境之後,人開始研究自己。
在此之前,他設定了他自己的理性,并通過理性照察萬物。
而今,他自己的理性成為對象:就像我們剜出自己的雙眼,拿在手裡仔細端詳。
如此一研究,他自己的理性,在他看來俨然就是大腦皮層化學反應或電子活動的副現象(epiphenomenona),而大腦皮層本身則隻是盲目進化過程的副産品(by-product)。
他自己的邏輯(logic),此前一直是王者,所有可能世界的事件必須服從,如今變得全然主觀。
沒有理由假定,它能結出真理之果。
隻要這一廢黜僅僅針對理論理性(theoreticalreason),它就不會是全心全意的。
因為,即便是那些為了證明邏輯純屬主觀的科學家,也不得不設定他自己邏輯的有效性(以柏拉圖或斯賓諾莎那種生硬的老方式)。
因而,他隻不過和主觀論調情而已。
有時候,這一調情的确相當過分。
我聽說有些現代科學家,他們已經把&ldquo真理&rdquo(truth)及&ldquo實存&rdquo(reality)扔出了他們的詞彙表。
他們堅持,其工作之目的并非是要知道那裡有什麼,而隻是為了得到實踐成果。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壞征兆。
然而大體上看,既然主觀論對科學研究而言是個令人尴尬的搭檔,那麼在這一區域,其危害也一直被抵消。
然而當我們轉向實踐理性(practicalreason),就會發現主觀論在全力發揮其毀滅性後果。
我用實踐理性一詞是指,我們的善惡判斷。
我把善惡判斷完全置于理性名下,假如你對此感到吃驚,那麼請允許我提醒你一下,你的吃驚本身就是我正要讨論的主觀論的結果之一。
現代以前,一流思想家無人懷疑:我們的價值判斷是理性判斷,或他們的發現都是客觀的。
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是,在誘惑(temptation)中,與激情(passion)對立的是理性,而不是某種情操(sentiment)。
柏拉圖這樣想,還有亞裡士多德,還有胡克、巴特勒和約翰遜博士。
現代觀念很不相同。
它并不相信,價值判斷真正算得上是判斷。
它們僅僅是情操或情結(complexes)或态度(attitudes)。
它們僅僅是一個共同體内環境壓力及傳統之産物,而且共同體之間各不相同。
說某一事物好,隻不過是在表達我們對于它的感情(feeling)。
而我們對它之所以有此感情,則取決于社會條件。
設使果真如此,那麼我們也就可以另設條件,另作感受。
&ldquo或許,&rdquo革新家和教育專家想,&ldquo要是我們能那樣會更好。
讓我們改進我們的道德。
&rdquo這一觀念看似天真無邪,卻會生出一種疾病。
這一疾病即便不會摧毀我們這一物種,也必定會終結我們這一物種(而且在我看來,毀掉我們的靈魂)。
它也會生出這一緻命迷信:人可以創造價值,一個共同體可以選擇其&ldquo意識形态&rdquo(ideology),就像人選擇衣物一樣。
聽到德國把正義界定為符合第三帝國之利益,每個人都義憤填膺。
然而我們常常忘記,假如我們自己認為道德隻是主觀情操,可以随意變更,那麼,我們的義憤填膺就毫無根據。
除非有一些關于善的客觀标尺(objectivestandardofgood),無論我們服從與否,它也君臨(overarching)德國人、日本人以及我們這類人,否則的話,德國人完全有資格去創造他們的意識形态,就像我們要創造我們自己的意識形态一樣。
假如&ldquo好&rdquo和&ldquo更好&rdquo這些詞語的唯一含義,來自每一人群的意識形态,那麼,意識形态本身當然彼此就不可能有好有壞。
除非量杆獨立于被量物,否則我們無法測量。
同理,比照這一時代與那一時代的道德觀念,于事無補:進步及退化都成了毫無意義的語詞。
所有這一切是如此之顯而易見,以至相當于等值命題。
從道德革新家的套路,就可以見出我們對此渾然不覺。
他說了&ldquo好&rdquo意味着&ldquo我們在特定條件下的喜好&rdquo之後,接着就欣欣然推斷,應當為我們設定條件,以便我們喜好其他,那樣或許會更好。
可是老天,他說&ldquo更好&rdquo到底什麼意思? 在他内心深處,常常懷有這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