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種&ldquo闡述&rdquo形式可能對于許多人來說很奇怪；對于他們來說，如果要把這種形式當作是陶冶性的，那麼它過于嚴格；而如果将之視作是嚴格地科學性的，那麼它又有着太多精神陶冶的傾向[1]。關于後者，我沒有什麼好說的。而關于前者，我則要說，那不是我對之的看法；如果真是那樣，如果它真是過于嚴格而無法作為陶冶性的，那麼，按照我的概念來看，這就是一個錯誤。當然，如果說它是由于&ldquo并非每一個人都有接受這種陶冶的前提條件&rdquo而無法對于每一個人都有陶冶性的意味，這是一回事；然而，它具備&ldquo那陶冶性的&rdquo[2]特質，這則是另一回事。在基督教的立場上看，就是說一切，一切都應當為&ldquo陶冶&rdquo服務[3]。這種類型的&ldquo科學性&rdquo，如果它最終不是陶冶性的，那麼它恰恰就因此而不是基督教的。一切&ldquo基督教的東西&rdquo在其表現中必須有一種與&ldquo一個醫生在病床前的說法方式&rdquo[4]的類似；雖然隻有懂醫的人能夠明白病理，但是他絕對不應當忘記：這是在病床前。&ldquo那基督教的&rdquo的這種對于&ldquo生活&rdquo的關系（與一種對&ldquo生活&rdquo的&ldquo科學性的距離&rdquo相反），或者&ldquo那基督教的&rdquo的這種倫理的方面，恰恰是&ldquo那陶冶性的&rdquo；并且不管這種表現方式在别的方面是怎樣地嚴格，它是完全地不同（在質的意義上不同）于這一類型的&ldquo科學性&rdquo；這&ldquo科學性&rdquo是漠不關心，從基督教的角度看，它的崇高的英雄主義遠遠地不是什麼英雄主義，以至于它在基督教的視角之下隻是一種不具人性的好奇心。從基督教的角度看，&ldquo敢于去完全地成為自己&rdquo才是英雄主義，這在事實上可能是很罕見的，敢于去完全地成為自己，一個單個的人，這個特定的單個的人，自己單獨地直接面對上帝，自己單獨地站立在這種巨大的努力和這種巨大的責任中；但是，去迷戀&ldquo純粹的人&rdquo的概念[5]，或者去用世界曆史來玩那種驚奇遊戲[6]，這都不是基督教所認定的英雄主義。所有基督教的認識，不管它的形式在别的方面是怎樣地嚴格，都應當是關懷的[7]；而這種&ldquo關懷&rdquo[8]正是&ldquo那陶冶性的&rdquo。&ldquo關懷&rdquo是與&ldquo生活&rdquo的關系，是與&ldquo人格&rdquo之現實的關系，并且以這樣的方式，在基督教的意義上，就是&ldquo嚴肅&rdquo；從基督教的立場看，&ldquo漠不關心的[9]知識&rdquo的崇高性，遠遠夠不上是更嚴肅的，它隻是基督教所認為的笑話和虛妄。而&ldquo嚴肅&rdquo則又是&ldquo那陶冶性的&rdquo。

    因此，在一種意義上看，這個小小的文本有着這樣的特性：一個師範生[10]能夠寫得出這書；在另一種意義上則卻可能是如此：并非每一個教授都能夠寫得出這書。

    但是，這論文的寫作形式是它所是的這種形式，它至少是經過了反複斟酌的，并且在心理學的意義上無疑也是正确的。一種更莊重的文風是存在的，如此莊重以至于并不顯得意義重大，并且隻是因為人們對之太熟悉了而很容易變得不具有任何意義[11]。

    另外，隻有一個說明，無疑這是一種多餘，但我還是想說出這多餘的話：我想一了百了地提請讀者注意；在這整個文本中，&ldquo絕望&rdquo&mdash&mdash正如标題所說&mdash&mdash被解讀作&ldquo病症&rdquo，而不是作為良藥。也就是說，絕望有着這樣一種辯證意義。其實在基督教用語中也是如此，死亡是對于&ldquo最嚴重的精神上的糟糕狀态&rdquo的表述[12]，而對之的醫治則恰恰就是&ldquo去死&rdquo，&ldquo去棄世而死&rdquo[13]。

    18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