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由、決定論與選擇論
關燈
小
中
大
上文已經讨論了毀滅性和暴力在實踐經驗中的一些問題，接下來我們不妨續上第一章留下的線索，回到下面這個問題：人是善還是惡？他是自由的還是為環境所左右？又或許，這些選項都是錯的，人既非這般也非那般&mdash&mdash或者他既是這般也是那般？
要回答這些問題，最好的辦法是從讨論另一個問題入手。
我們了解人的本質或本性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該如何界定？ 關于我們是否了解人的本質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找到現成的兩種自相矛盾的觀點。
一說不存在人的本質。
人類學的相對主義派持這種看法，他們認為人隻是各種文化模式的産物，文化模式塑造了人。
另一說是本書對毀滅性的經驗性探讨所基于的觀點，這是弗洛伊德及其他衆多學者所持的看法：人的本性是存在的；事實上，一切動态心理都是基于這個前提。
為人的本性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之所以有難度，是因為我們面臨一個兩難困境：倘若我們假定，存在着某種構成人的本質的物質，那麼我們就被迫陷于一種非進化、非曆史的境地，這意味着自其誕生伊始，人不曾發生任何基本變化。
這種觀點很難與下面這一事實吻合：在我們最不開化的祖先與人類曆史上四千至六千年前出現的文明人之間，我們會發現巨大的差異。
(1)另一方面，倘若我們接受一種進化的概念，并因此而認為人是不斷發生變化的，那麼還剩下什麼實質性内容來構成我們所說的人的&ldquo本性&rdquo或&ldquo本質&rdquo呢？這一進退兩難的困境，同樣無法通過下列對人的&ldquo定義&rdquo得到圓滿解決：&ldquo人是一種政治動物&rdquo（亞裡士多德）、&ldquo人是能許諾的動物&rdquo（尼采）或者&ldquo人是運用遠見和想象力從事生産的動物&rdquo（馬克思）。
這些定義說的都是人具有的基本品質或才能，而并沒有涉及人的本質。
我認為，不以某種給定的特性或物質，而以人與生俱來的矛盾來界定人的本質，我們便可以跳出這一困境。
(2)這一矛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的事實：（1）人是一種動物，但與一切其他動物相比，人在本能方面的裝備是不完善的，且他的本能不足以保證他的生存，他唯有創造條件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并發展語言及工具。
（2）人和其他動物一樣有智商，這使他得以利用思維過程實現各種直接和實際的目标；但是人還具有其他動物欠缺的另一種心智特性：他能認識他自己、認識他的過去和未來，而未來的盡頭是死亡；他能認識他的渺小和無力；他能把他人視為他人&mdash&mdash友人、敵人或陌生人。
人是超越一切其他生命的萬物之靈，是因為他是第一種能認識自己的生物。
人身在自然之中，受制于它的種種指令和偶然，然而他又超越了自然，因為對構成自然的動物性那部分内容&mdash&mdash人自身也有動物性，他并非一無所知。
一方面淪為大自然的囚徒，另一方面其思想又能自由馳騁，人所面臨的就是這種可怕的矛盾境地；他是自然的一部分，卻又是自然中的異類；他不管身在何處，都是格格不入的存在。
人類的自我認識使他變成了這大千世界之中的陌生人，獨來獨往、形單影隻且内心惶恐不安。
我所描述的這種沖突，本質上與傳統觀念是一樣的，即人兼具身體和靈魂，同為天使和野獸，他屬于彼此矛盾的兩個世界。
然而現在我要指出的是，僅僅認識到這種矛盾是人的本質&mdash&mdash換言之，這種矛盾使人成其為人&mdash&mdash是不夠的。
我們有必要在描述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并認識到：存在于人身上的這種矛盾需要得到妥善解決。
從這一矛盾的表述中，我們會直接想到幾個問題：為了解決人類與生俱來的這種恐懼，人能做什麼呢？一邊是把自己從孤獨的折磨中解放出來，一邊是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自在無拘、心有和諧統一感，為了在這二者之間找到平衡，人又能做什麼呢？ 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提供的答案并不是某種理論（雖然有關生命的各種觀點和理論對此有所反映），而是關乎人的整個存在、他的情感和他的所作所為。
答案或許有好有壞，但即便是最壞的答案，也聊勝于無。
所有的答案都必須滿足同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幫助人克服他的分離感，并使他獲得聯結感、一體感和歸屬感。
對人生而為人的這一事實給他設下的這個問題，我們能給出很多答案，我将在下文予以簡要論述。
此處我要再次強調的是，就這些答案本身而言，任何一個都不構成人的本質。
構成人的本質的，是這些答案對應的問題以及尋找答案的需要；人類存在的多種形式不是人的本質，而是對沖突做出的不同回答，沖突本身才是本質。
對超越分離性和獲得聯結統一的追問給出的第一個答案，我稱其為回歸之解。
人要想找到聯結統一，要想從孤獨和不确定性的恐懼中解脫出來，他可以試試回到自己當初的來源之地&mdash&mdash大自然、動物性的生活或者他的祖先。
他可以試試摒棄那些使他成為人同時又讓他深受折磨的東西：他的理性和自我認識。
似乎成百上千年來，人就是這麼做的。
原始宗教的曆史見證了這種努力和嘗試，人類個體出現的嚴重精神機能障礙同樣如此。
在原始宗教和個體精神機能障礙等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中，我們會發現同一種嚴重精神異常：回歸到動物式生存、到前個體化狀态，這是一種摒棄人類特有特征的企圖。
不過，這種說法必須在某種意義上才成立。
倘若回歸性傾向同時出現在很多人身上，那就是上百萬之衆的感應性精神病（folieàmllions）；他們之間取得的一緻會使愚蠢的言行看上去顯得英明睿智，使謊言假象看上去像是确有其事。
參與這種公共性愚蠢言行的個體缺乏完全孤立感和分離感，因此他避開了個體在一個進步的社會中會體驗到的強烈的焦慮。
我們必須記住的是，在大多數人眼裡，理性和現實隻是公衆共識。
當沒人跟你的想法存在分歧，這時候的你絕不會&ldquo迷失心智&rdquo。
解決人類的存在問題、卸下人之為人的負累的辦法，除了回歸之解，另一個選擇是前進之解：不是通過回歸，而是充分發展一切專屬于人的力量以及個體内在的人性，以此找到新的内心和諧。
前進之解第一次被設想出來，乃是以一種很極端的形式（有很多宗教是介于原始回歸和人文主義宗教之間的過渡），時間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那段非同尋常的人類曆史時期。
它出現在約公元前1350年古埃及法老阿肯那頓的教義中，也出現在同時期希伯來人的摩西教義中；大約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中國的老子、印度的釋迦牟尼、波斯的查拉圖斯特拉(3)、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和以色列的先知們都提出了同樣的思想。
人類的新目标，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人并因此重獲失去的和諧這一新目标，通過各種不同的概念和象征表達出來。
對阿肯那頓來說，象征着這個目标的是太陽；對摩西來說，是耶和華；老子稱之為&ldquo道&rdquo；釋迦牟尼以涅槃來象征它；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喻之為&ldquo不動的原動者&rdquo；波斯人喻之為&ldquo查拉圖斯特拉&rdquo；先知們喻之為救世主的&ldquo世界末日&rdquo。
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思維模式，而歸根結底取決于生活實踐和這些文化各自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
雖然這一新目标的具體表達方式是由形形色色的曆史環境所決定，但就目标本身而言，本質上是同一個：通過對生命所設的問題提供一個正确答案，來解決人類生存問題，解決人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人并因此消除分離恐懼的問題。
當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分别在五百年和一千年之後把同樣的思想傳到歐洲和地中海國家，世人已有大半接收到了這則新訊息。
然而，人聽說了這則訊息後，随即就開始歪曲它；他不是力圖讓自己變成一個完整的人，反而把上帝和教義當成這個&ldquo新目标&rdquo的外在表現而頂禮膜拜，由此以一個人物角色或言辭來代替個體自身體驗的現實。
但是與此同時，人也在一遍遍努力回到這個真正的目标上來，這些努力表現在宗教、異教宗派以及新的哲學思想和政治哲學之中。
所有這些新宗教和運動的思想觀念彼此各不相同，但在人的基本選擇問題上看法一緻。
人隻有兩種選擇：回歸或前進。
他可以選擇一種返古式的病态解決方案，也可以奮勇向前，發展他的人性。
對這種二選一的表達，我們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如光明與黑暗（波斯），祝福與詛咒、生命與死亡（《舊約全書》），或者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社會主義與野蠻主義。
這種非此即彼的情況不僅出現在各種人文主義宗教中，也表現為心理健康和精神病之間存在的基本差異。
人們判斷一個人是否健康，取決于特定文化的一般性參照框架。
在條頓狂暴武士看來，一個&ldquo健康的&rdquo人，是一個能像野獸一樣行事的人；而這樣的人，放在今天會是個精神病患者。
心理體驗的一切返古形式&mdash&mdash戀屍癖、極度自戀、亂倫共生&mdash&mdash無論其程度輕重，都是各種回歸返古文化中的&ldquo正常&rdquo甚至&ldquo理想&rdquo類型，因為人們由其共同的返古欲望聯結在一起；但在今天看來，這些類型都被認為是嚴重的精神疾病。
在程度較輕且遇到阻力時，這些返古的力量會被壓抑，而壓抑的結果便是&ldquo神經症&rdquo。
返古傾向分别在回歸性文化和前進性文化中的區别在于，具有返古傾向的個體在崇尚返古的文化中并不會産生孤立感；恰恰相反，他會因為全體達成的這種共識而得到支撐。
而如果該個體置身于一種前進性的文化之中，他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結局；他會&ldquo迷失心智&rdquo，因為他的心智與所有其他人都是對立相反的。
事實上，即便身在像今天這樣的前進性文化中，很多人仍具有相當強度的回歸傾向，隻不過在正常的生活過程中這些傾向被壓抑住了，而隻在特殊情況下&mdash&mdash比如戰争中&mdash&mdash才會顯現出來。
關于我們提出的問題，這些思考有何啟示，我們來稍作總結。
首先，有關人的本性問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人的本性或本質不是某種以善惡而論的具體物質，而是根植于人類存在狀況之中的矛盾。
這種矛盾本身需要得到解決，而我們基本上隻有回歸性或前進性兩種方案。
人有時候表現出奮發進取的内在驅動，這不過是他想要尋求新的解決辦法的動力。
人發展到任何一個層次，新的矛盾沖突都會出現，迫使他繼續尋找新的解決方案。
這個過程會一直進行下去，直到他實現成為完完全全的人并與世界徹底聯結的終極目标。
達成徹底&ldquo覺醒&rdquo這一終極目标之後，貪婪和矛盾都會消失（如佛教所言）；人是能成功實現，還是隻能在死後達成所願（如基督教教義所言），這不是我們此處關心的問題。
重要的是，在所有的人文主義宗教和哲學思想中，這個&ldquo新目标&rdquo是一樣的；而且人生在世，心裡揣着的是這樣的信念：人是可以不斷接近這一目标的。
（另一方面，倘若個體追求的是回歸之解，那麼他必然會尋求等同于精神失常的徹底非人化，從而喪失人性。
） 倘若人的本質既非善亦非惡，既非愛亦非恨，而是一種需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而新解決之道又會制造新矛盾的矛盾；那麼，人的确可以突圍解困，要麼以回歸的方式，要麼以前進的方式。
人類近期的曆史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這種例子。
幾百萬德國人，尤其是那些失去錢财和社會地位的中産階級下層民衆，在希特勒的帶領下複燃其條頓祖先&ldquo狂性大發&rdquo的狂熱。
同樣的情形也見于對南京&ldquo燒殺搶奸&rdquo的日本人、美國南部濫用私刑的暴徒。
對大多數人來說，心理體驗的返古形式永遠是真實存在的可能，它會有浮出水面的一天。
但是，我們有必要區分它現身的兩種形式。
其一是各種返古沖動仍然強烈，但受到壓抑，因為它們與特定文明的文化模式存在沖突；在這種情形中，特定環境，如戰争、自然災害或社會解體，會輕而易舉大開方便之門，被壓抑的返古沖動借此奔湧而出。
另一種可能是，個體或群體成員的發展真正進入了前進階段，并且已經穩固；在這種情形中，諸如上述不幸事件不會輕易導緻個體重拾返古沖動，因為這些沖動與其說是被壓抑了，還不如說是被取代了。
但即便是這種情形，返古的潛在可能性也并未徹底消失。
遇到極端情況時，如被長時間囚禁于集中營，或身體内部發生某種化學作用，個體的整個心理系統可能會崩潰，各種返古沖動可能會帶着新積蓄的力量卷土重來。
一邊是返古的、被壓抑的各種沖動，一邊是完全取而代之的前進性導向，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當然存在着無數有細微差别的各個層面；這其中的比例因人而異，壓抑程度和個體對自己返古傾向的認識程度也各有不同。
有些人的返古沖動已經被徹底清除，這不是壓抑的結果，而是個體發展出了前進性傾向，他們甚至可能無法回歸到返古那一面。
同樣地，有些人已經徹底摧毀了前進性傾向發展的一切可能，乃至失去了選擇自由&mdash&mdash在這種情況下，即失去了前進的選擇。
不言自明的是，特定社會的整體性風氣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每一個個體在這兩個方向的發展。
即便如此，個體與傾向的社會模式之間也會出現巨大差異。
如我上文所言，現代社會有幾百萬具有返古傾向的個體，他們清醒地信仰基督教教義或啟蒙思想，但在這副表面之下，他們是&ldquo狂暴武士&rdquo、戀屍癖、太陽神巴力或阿施塔特女神的崇拜者。
他們甚至不一定會體驗到任何沖突，因為他們心中抱持的進步性觀念沒有任何分量。
他們僅以隐蔽或遮掩的方式，聽憑自己的返古沖動行事。
另一方面，在崇尚返古的文化中，個體也發展出一種前進性傾向，這種現象不在少數。
他們成為衆人的領袖，在某種情況下為其所在群體的大多數成員帶去光明，也為整個社會逐漸發生轉變奠定基礎。
當這些個體擁有的名望非常人所及，且他們的教誨尚餘韻未消時，他們便會被冠以先知、大師等諸如此類的美名。
沒有他們，人類永遠都無法走出遠古未開化狀态的黑暗。
不過，他們之所以能夠影響其他人，隻是因為在勞動的進化演變中，人逐漸把自己從自然的未知力量中解放了出來，發展出理性和客觀性，不再像猛獸或牲口一樣活着。
适用于群體的情況，對個體來說同樣奏效。
每個人内心都存在我們方才讨論過的返古傾向。
隻有不折不扣的&ldquo惡人&rdquo或完完全全的&ldquo善人&rdquo，才不再擁有别的選擇。
幾乎每個人都能回歸到返古傾向，也能實現完全的、前進性的人格發展。
前一種情況，我們會認為是嚴重的精神病發作；後一種情況，我們會認為是一種自發的病愈，或者個體向完全覺醒和成熟轉變。
究竟在什麼條件下導緻哪一種情況得以發展，這正是精神病學、精神分析學以及各類精神學科所應承擔的研究任務，這些學科還應設想出各項措施來進一步推進良性發展和阻止惡性發展。
(4)對這些措施的描述超出了本書論述範圍，讀者朋友們可以在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學的臨床文獻中找到。
但是認識到下面這一點，對我們眼下讨論的問題來說很重要，那就是：除了一些極端情況，每一位個體以及由個體組成的每一個群體，都可以在某個特定的節點回歸到最不理性和最具毀滅性的各種傾向，也可以朝着開智明理的前進性傾向發展。
人既非良善亦非邪惡。
倘若我
我們了解人的本質或本性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該如何界定？ 關于我們是否了解人的本質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找到現成的兩種自相矛盾的觀點。
一說不存在人的本質。
人類學的相對主義派持這種看法，他們認為人隻是各種文化模式的産物，文化模式塑造了人。
另一說是本書對毀滅性的經驗性探讨所基于的觀點，這是弗洛伊德及其他衆多學者所持的看法：人的本性是存在的；事實上，一切動态心理都是基于這個前提。
為人的本性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之所以有難度，是因為我們面臨一個兩難困境：倘若我們假定，存在着某種構成人的本質的物質，那麼我們就被迫陷于一種非進化、非曆史的境地，這意味着自其誕生伊始，人不曾發生任何基本變化。
這種觀點很難與下面這一事實吻合：在我們最不開化的祖先與人類曆史上四千至六千年前出現的文明人之間，我們會發現巨大的差異。
(1)另一方面，倘若我們接受一種進化的概念，并因此而認為人是不斷發生變化的，那麼還剩下什麼實質性内容來構成我們所說的人的&ldquo本性&rdquo或&ldquo本質&rdquo呢？這一進退兩難的困境，同樣無法通過下列對人的&ldquo定義&rdquo得到圓滿解決：&ldquo人是一種政治動物&rdquo（亞裡士多德）、&ldquo人是能許諾的動物&rdquo（尼采）或者&ldquo人是運用遠見和想象力從事生産的動物&rdquo（馬克思）。
這些定義說的都是人具有的基本品質或才能，而并沒有涉及人的本質。
我認為，不以某種給定的特性或物質，而以人與生俱來的矛盾來界定人的本質，我們便可以跳出這一困境。
(2)這一矛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的事實：（1）人是一種動物，但與一切其他動物相比，人在本能方面的裝備是不完善的，且他的本能不足以保證他的生存，他唯有創造條件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并發展語言及工具。
（2）人和其他動物一樣有智商，這使他得以利用思維過程實現各種直接和實際的目标；但是人還具有其他動物欠缺的另一種心智特性：他能認識他自己、認識他的過去和未來，而未來的盡頭是死亡；他能認識他的渺小和無力；他能把他人視為他人&mdash&mdash友人、敵人或陌生人。
人是超越一切其他生命的萬物之靈，是因為他是第一種能認識自己的生物。
人身在自然之中，受制于它的種種指令和偶然，然而他又超越了自然，因為對構成自然的動物性那部分内容&mdash&mdash人自身也有動物性，他并非一無所知。
一方面淪為大自然的囚徒，另一方面其思想又能自由馳騁，人所面臨的就是這種可怕的矛盾境地；他是自然的一部分，卻又是自然中的異類；他不管身在何處，都是格格不入的存在。
人類的自我認識使他變成了這大千世界之中的陌生人，獨來獨往、形單影隻且内心惶恐不安。
我所描述的這種沖突，本質上與傳統觀念是一樣的，即人兼具身體和靈魂，同為天使和野獸，他屬于彼此矛盾的兩個世界。
然而現在我要指出的是，僅僅認識到這種矛盾是人的本質&mdash&mdash換言之，這種矛盾使人成其為人&mdash&mdash是不夠的。
我們有必要在描述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并認識到：存在于人身上的這種矛盾需要得到妥善解決。
從這一矛盾的表述中，我們會直接想到幾個問題：為了解決人類與生俱來的這種恐懼，人能做什麼呢？一邊是把自己從孤獨的折磨中解放出來，一邊是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自在無拘、心有和諧統一感，為了在這二者之間找到平衡，人又能做什麼呢？ 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提供的答案并不是某種理論（雖然有關生命的各種觀點和理論對此有所反映），而是關乎人的整個存在、他的情感和他的所作所為。
答案或許有好有壞，但即便是最壞的答案，也聊勝于無。
所有的答案都必須滿足同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幫助人克服他的分離感，并使他獲得聯結感、一體感和歸屬感。
對人生而為人的這一事實給他設下的這個問題，我們能給出很多答案，我将在下文予以簡要論述。
此處我要再次強調的是，就這些答案本身而言，任何一個都不構成人的本質。
構成人的本質的，是這些答案對應的問題以及尋找答案的需要；人類存在的多種形式不是人的本質，而是對沖突做出的不同回答，沖突本身才是本質。
對超越分離性和獲得聯結統一的追問給出的第一個答案，我稱其為回歸之解。
人要想找到聯結統一，要想從孤獨和不确定性的恐懼中解脫出來，他可以試試回到自己當初的來源之地&mdash&mdash大自然、動物性的生活或者他的祖先。
他可以試試摒棄那些使他成為人同時又讓他深受折磨的東西：他的理性和自我認識。
似乎成百上千年來，人就是這麼做的。
原始宗教的曆史見證了這種努力和嘗試，人類個體出現的嚴重精神機能障礙同樣如此。
在原始宗教和個體精神機能障礙等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中，我們會發現同一種嚴重精神異常：回歸到動物式生存、到前個體化狀态，這是一種摒棄人類特有特征的企圖。
不過，這種說法必須在某種意義上才成立。
倘若回歸性傾向同時出現在很多人身上，那就是上百萬之衆的感應性精神病（folieàmllions）；他們之間取得的一緻會使愚蠢的言行看上去顯得英明睿智，使謊言假象看上去像是确有其事。
參與這種公共性愚蠢言行的個體缺乏完全孤立感和分離感，因此他避開了個體在一個進步的社會中會體驗到的強烈的焦慮。
我們必須記住的是，在大多數人眼裡，理性和現實隻是公衆共識。
當沒人跟你的想法存在分歧，這時候的你絕不會&ldquo迷失心智&rdquo。
解決人類的存在問題、卸下人之為人的負累的辦法，除了回歸之解，另一個選擇是前進之解：不是通過回歸，而是充分發展一切專屬于人的力量以及個體内在的人性，以此找到新的内心和諧。
前進之解第一次被設想出來，乃是以一種很極端的形式（有很多宗教是介于原始回歸和人文主義宗教之間的過渡），時間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那段非同尋常的人類曆史時期。
它出現在約公元前1350年古埃及法老阿肯那頓的教義中，也出現在同時期希伯來人的摩西教義中；大約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中國的老子、印度的釋迦牟尼、波斯的查拉圖斯特拉(3)、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和以色列的先知們都提出了同樣的思想。
人類的新目标，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人并因此重獲失去的和諧這一新目标，通過各種不同的概念和象征表達出來。
對阿肯那頓來說，象征着這個目标的是太陽；對摩西來說，是耶和華；老子稱之為&ldquo道&rdquo；釋迦牟尼以涅槃來象征它；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喻之為&ldquo不動的原動者&rdquo；波斯人喻之為&ldquo查拉圖斯特拉&rdquo；先知們喻之為救世主的&ldquo世界末日&rdquo。
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思維模式，而歸根結底取決于生活實踐和這些文化各自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
雖然這一新目标的具體表達方式是由形形色色的曆史環境所決定，但就目标本身而言，本質上是同一個：通過對生命所設的問題提供一個正确答案，來解決人類生存問題，解決人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人并因此消除分離恐懼的問題。
當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分别在五百年和一千年之後把同樣的思想傳到歐洲和地中海國家，世人已有大半接收到了這則新訊息。
然而，人聽說了這則訊息後，随即就開始歪曲它；他不是力圖讓自己變成一個完整的人，反而把上帝和教義當成這個&ldquo新目标&rdquo的外在表現而頂禮膜拜，由此以一個人物角色或言辭來代替個體自身體驗的現實。
但是與此同時，人也在一遍遍努力回到這個真正的目标上來，這些努力表現在宗教、異教宗派以及新的哲學思想和政治哲學之中。
所有這些新宗教和運動的思想觀念彼此各不相同，但在人的基本選擇問題上看法一緻。
人隻有兩種選擇：回歸或前進。
他可以選擇一種返古式的病态解決方案，也可以奮勇向前，發展他的人性。
對這種二選一的表達，我們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如光明與黑暗（波斯），祝福與詛咒、生命與死亡（《舊約全書》），或者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社會主義與野蠻主義。
這種非此即彼的情況不僅出現在各種人文主義宗教中，也表現為心理健康和精神病之間存在的基本差異。
人們判斷一個人是否健康，取決于特定文化的一般性參照框架。
在條頓狂暴武士看來，一個&ldquo健康的&rdquo人，是一個能像野獸一樣行事的人；而這樣的人，放在今天會是個精神病患者。
心理體驗的一切返古形式&mdash&mdash戀屍癖、極度自戀、亂倫共生&mdash&mdash無論其程度輕重，都是各種回歸返古文化中的&ldquo正常&rdquo甚至&ldquo理想&rdquo類型，因為人們由其共同的返古欲望聯結在一起；但在今天看來，這些類型都被認為是嚴重的精神疾病。
在程度較輕且遇到阻力時，這些返古的力量會被壓抑，而壓抑的結果便是&ldquo神經症&rdquo。
返古傾向分别在回歸性文化和前進性文化中的區别在于，具有返古傾向的個體在崇尚返古的文化中并不會産生孤立感；恰恰相反，他會因為全體達成的這種共識而得到支撐。
而如果該個體置身于一種前進性的文化之中，他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結局；他會&ldquo迷失心智&rdquo，因為他的心智與所有其他人都是對立相反的。
事實上，即便身在像今天這樣的前進性文化中，很多人仍具有相當強度的回歸傾向，隻不過在正常的生活過程中這些傾向被壓抑住了，而隻在特殊情況下&mdash&mdash比如戰争中&mdash&mdash才會顯現出來。
關于我們提出的問題，這些思考有何啟示，我們來稍作總結。
首先，有關人的本性問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人的本性或本質不是某種以善惡而論的具體物質，而是根植于人類存在狀況之中的矛盾。
這種矛盾本身需要得到解決，而我們基本上隻有回歸性或前進性兩種方案。
人有時候表現出奮發進取的内在驅動，這不過是他想要尋求新的解決辦法的動力。
人發展到任何一個層次，新的矛盾沖突都會出現，迫使他繼續尋找新的解決方案。
這個過程會一直進行下去，直到他實現成為完完全全的人并與世界徹底聯結的終極目标。
達成徹底&ldquo覺醒&rdquo這一終極目标之後，貪婪和矛盾都會消失（如佛教所言）；人是能成功實現，還是隻能在死後達成所願（如基督教教義所言），這不是我們此處關心的問題。
重要的是，在所有的人文主義宗教和哲學思想中，這個&ldquo新目标&rdquo是一樣的；而且人生在世，心裡揣着的是這樣的信念：人是可以不斷接近這一目标的。
（另一方面，倘若個體追求的是回歸之解，那麼他必然會尋求等同于精神失常的徹底非人化，從而喪失人性。
） 倘若人的本質既非善亦非惡，既非愛亦非恨，而是一種需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而新解決之道又會制造新矛盾的矛盾；那麼，人的确可以突圍解困，要麼以回歸的方式，要麼以前進的方式。
人類近期的曆史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這種例子。
幾百萬德國人，尤其是那些失去錢财和社會地位的中産階級下層民衆，在希特勒的帶領下複燃其條頓祖先&ldquo狂性大發&rdquo的狂熱。
同樣的情形也見于對南京&ldquo燒殺搶奸&rdquo的日本人、美國南部濫用私刑的暴徒。
對大多數人來說，心理體驗的返古形式永遠是真實存在的可能，它會有浮出水面的一天。
但是，我們有必要區分它現身的兩種形式。
其一是各種返古沖動仍然強烈，但受到壓抑，因為它們與特定文明的文化模式存在沖突；在這種情形中，特定環境，如戰争、自然災害或社會解體，會輕而易舉大開方便之門，被壓抑的返古沖動借此奔湧而出。
另一種可能是，個體或群體成員的發展真正進入了前進階段，并且已經穩固；在這種情形中，諸如上述不幸事件不會輕易導緻個體重拾返古沖動，因為這些沖動與其說是被壓抑了，還不如說是被取代了。
但即便是這種情形，返古的潛在可能性也并未徹底消失。
遇到極端情況時，如被長時間囚禁于集中營，或身體内部發生某種化學作用，個體的整個心理系統可能會崩潰，各種返古沖動可能會帶着新積蓄的力量卷土重來。
一邊是返古的、被壓抑的各種沖動，一邊是完全取而代之的前進性導向，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當然存在着無數有細微差别的各個層面；這其中的比例因人而異，壓抑程度和個體對自己返古傾向的認識程度也各有不同。
有些人的返古沖動已經被徹底清除，這不是壓抑的結果，而是個體發展出了前進性傾向，他們甚至可能無法回歸到返古那一面。
同樣地，有些人已經徹底摧毀了前進性傾向發展的一切可能，乃至失去了選擇自由&mdash&mdash在這種情況下，即失去了前進的選擇。
不言自明的是，特定社會的整體性風氣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每一個個體在這兩個方向的發展。
即便如此，個體與傾向的社會模式之間也會出現巨大差異。
如我上文所言，現代社會有幾百萬具有返古傾向的個體，他們清醒地信仰基督教教義或啟蒙思想，但在這副表面之下，他們是&ldquo狂暴武士&rdquo、戀屍癖、太陽神巴力或阿施塔特女神的崇拜者。
他們甚至不一定會體驗到任何沖突，因為他們心中抱持的進步性觀念沒有任何分量。
他們僅以隐蔽或遮掩的方式，聽憑自己的返古沖動行事。
另一方面，在崇尚返古的文化中，個體也發展出一種前進性傾向，這種現象不在少數。
他們成為衆人的領袖，在某種情況下為其所在群體的大多數成員帶去光明，也為整個社會逐漸發生轉變奠定基礎。
當這些個體擁有的名望非常人所及，且他們的教誨尚餘韻未消時，他們便會被冠以先知、大師等諸如此類的美名。
沒有他們，人類永遠都無法走出遠古未開化狀态的黑暗。
不過，他們之所以能夠影響其他人，隻是因為在勞動的進化演變中，人逐漸把自己從自然的未知力量中解放了出來，發展出理性和客觀性，不再像猛獸或牲口一樣活着。
适用于群體的情況，對個體來說同樣奏效。
每個人内心都存在我們方才讨論過的返古傾向。
隻有不折不扣的&ldquo惡人&rdquo或完完全全的&ldquo善人&rdquo，才不再擁有别的選擇。
幾乎每個人都能回歸到返古傾向，也能實現完全的、前進性的人格發展。
前一種情況，我們會認為是嚴重的精神病發作；後一種情況，我們會認為是一種自發的病愈，或者個體向完全覺醒和成熟轉變。
究竟在什麼條件下導緻哪一種情況得以發展，這正是精神病學、精神分析學以及各類精神學科所應承擔的研究任務，這些學科還應設想出各項措施來進一步推進良性發展和阻止惡性發展。
(4)對這些措施的描述超出了本書論述範圍，讀者朋友們可以在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學的臨床文獻中找到。
但是認識到下面這一點，對我們眼下讨論的問題來說很重要，那就是：除了一些極端情況，每一位個體以及由個體組成的每一個群體，都可以在某個特定的節點回歸到最不理性和最具毀滅性的各種傾向，也可以朝着開智明理的前進性傾向發展。
人既非良善亦非邪惡。
倘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