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亂倫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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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種人便不再需要壓抑其最深的欲望；他們會為仇恨大唱贊歌；在能為死亡效勞的時候，他們會變得精神抖擻，所有的能量都會釋放出來。
的确，戰争以及一種暴力橫行的氛圍，是患有&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的個體完全成為他自己的時候。
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隻有一小部分人會因為這種綜合征被激發出積極性。
然而，不管是前者還是不太受激發的個體，他們都意識不到自己真實的動機是什麼；正是這個事實才使他們在暴動戰亂之際變成攜帶、傳播仇恨病毒的傳染病患者。
因此，重要的是，我們要識别其真面目：他們是熱愛死亡的人，他們畏懼獨立；對他們來說，隻有自己所在群體的需要才具有真實性。
我們沒必要把他們像麻風病人一樣隔離；正常人若是了解他們的殘缺和他們道貌岸然的種種合理化舉動背後欲望的惡性性質，以便使自己對他們的病态影響可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免疫，這就足夠了。
當然了，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有必要明白的是：不能把空談當現實，而要能看穿那些具有欺騙性的種種合理化行為。
采取此類行為的人身患隻有人類才會得的一種疾病：在生命自行消亡之前否定生命。
(11) 對戀屍癖、自戀和亂倫固着所做的分析，啟發我們對與之相關的弗洛伊德理論展開讨論。
鑒于本書主題所限，此番讨論必然隻是簡明扼要之言。
弗洛伊德的理論是以力比多驅動力的發展為基礎，從自戀型到口唇-接受型、口唇-攻擊型、肛門-施虐型，到生殖器型和生殖型性格傾向。
在弗洛伊德看來，最嚴重的精神疾病的病因，乃是個體對力比多發展最早期階段的固着（或回歸）。
其結果就是，舉例來說，個體回歸至口唇-接受型與回歸至肛門-施虐型相比，前者被認為是病态程度更深的精神異常。
然而，從我本人的經驗看來，這一總體原則并非來自可直接觀察得到的臨床事實。
與肛門傾向相比，口唇-接受傾向與生命的關系本來就更為密切；因此一般說來，比起口唇-接受傾向，肛門傾向可以說易于導緻更加嚴重的精神疾病。
除此之外，比起口唇-接受傾向，口唇-攻擊傾向似乎會更容易導緻嚴重的精神疾病，因為其中涉及施虐和毀滅性因素。
如此一來，我們會得到幾乎與弗洛伊德理論主張完全相反的結論：病态程度最輕的，會與口唇-接受傾向有關；更嚴重些的，則與口唇-攻擊傾向和肛門-施虐傾向有關。
弗洛伊德認為，從遺傳學角度講，個體的發展順序是從口唇-接受傾向到口唇-攻擊傾向再到肛門-施虐傾向。
假設這一觀點是正确的，那麼關于弗洛伊德所認為的&ldquo個體對更早期階段的固着意味着更嚴重的精神疾病&rdquo這一看法，我們就不得不表示異議了。
然而無論如何，我認為這個問題是無法通過發展期假設得到解決的。
該假設認為，個體更早期階段的傾向是各種更嚴重的病态表現的根源。
在我看來，每一種傾向本身都存在多個層面的回歸，從正常的到最嚴重的病态層都囊括在内。
例如，口唇-接受傾向與總體上成熟的性格結構結合時，即該個體具有很高的生産力時，回歸是輕微的。
而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與高度自戀和亂倫共生結合，在這種情況下，口唇-接受傾向将會導緻個體産生極度依賴性和惡性精神異常。
在幾乎算得上正常的肛門型性格和戀屍癖性格之間，同樣也是這種情形。
因此我認為，對個體病态程度的診斷不應該根據我們對力比多發展的多個層級所做的區分，而應該根據個體的回歸程度，這一程度可以在每種傾向（口唇-接受傾向、口唇-攻擊傾向等）内部得到确定。
此外，還必須記住的是，我們探讨的問題不僅包括弗洛伊德視為根植于各自性感帶的個體傾向（同化模式），還涉及個體關聯性的多種形式（如愛、毀滅性，施虐-受虐關系），後者與各種各樣的同化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密切關系。
(12)例如，口唇-接受傾向與亂倫傾向存在密切關系，肛門傾向與毀滅傾向存在密切關系。
我在本書中探讨的，是關聯性範圍内的各種傾向（自戀、戀屍癖、亂倫傾向&mdash&mdash&ldquo社會化模式&rdquo），而不是同化模式；但這兩種傾向模式之間具有相關性。
有關戀屍癖與肛門型性格的密切關系，本書已經作出了較為詳盡的論述。
親生命性與&ldquo生殖型性格&rdquo之間、亂倫固着與口唇型性格之間，同樣具有這種相關性。
我已經試圖表明，此處描述的這三種傾向，每一種都有可能出現在不同的回歸層次上。
每種傾向的回歸程度越深，三者越容易彙聚一處。
在極度回歸狀态下，它們彙聚形成我所說的&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
另一方面，在性格發展到最佳成熟程度的個體身上，這三種傾向同樣容易彙聚。
戀屍癖的對立面是親生命性；自戀的對立面是愛；亂倫共生的對立面是獨立性和自由。
後三種傾向的綜合，我稱之為&ldquo成長綜合征&rdquo。
此概念圖解形式如下所示： *** (1)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五卷，第254&mdash255頁（S.Freud，CollectedPapers，Vol.V,pp.254-255）。
(2)梅蘭妮·克萊因認為，早在嬰兒出生後第二年，俄狄浦斯情結就已經開始；對此，弗洛伊德提出明确反對（前引，第270頁）。
(3)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西西裡的黑手黨是内部成員關系緊密的男性幫會，女性被排除在外（也因為如此，她們很偶然地從未受到傷害），但幫會成員稱女性為&ldquo媽媽&rdquo。
(4)我的觀點在某些很重要的方面與榮格不謀而合，他是第一個把亂倫情結從狹隘的性理論框架中解放出來的人。
我也有許多基本看法與榮格存在分歧，限于篇幅，此處不展開詳細論述。
(5)例如，在神話故事中，印度教的迦梨女神同時擁有滅絕化身和生命起源雙重角色；在各種夢境中，母親被象征化為老虎、獅子、女巫或吃孩子的巫婆。
(6)此處我僅附帶着略略提到以母親為中心和以父親為中心的文化和宗教之間具有何種結構差異。
歐洲南部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國家、北歐和北美的新教國家就是很好的對比例子。
有關其間心理差異的讨論，可參閱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本人所著的《逃避自由》。
(7)詳參塞什海耶所著的《象征的實現》，這是一部描述某個深受共生固着困擾患者的傑作[M.A.Séchehaye,SymbioticRealization(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Press,1955)]。
(8)林茨：奧地利北部城市。
據稱，少年時期的希特勒曾在林茨欣賞瓦格納創作的歌劇《黎恩濟》。
&mdash&mdash譯者 (9)福音之問：福音書（gospel）是以記述耶稣生平與複活事迹為主的文件、書信與書籍。
在基督教傳統中，狹義上專指四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
此處暗指希特勒自視為像耶稣那樣的救世主。
&mdash&mdash譯者 (10)理查德·休斯《閣樓上的狐狸》[RichardHughes,TheFoxintheAttic(NewYork:Harper&Row,1961)pp.266-268]。
(11)在此，我提議進行一項實證性研究項目，通過&ldquo投射性問卷&rdquo，我們或許可以看到具有戀屍癖、極度自戀和亂倫共生傾向個體的真實情況；此類型問卷可以投放于美國各社會階層的代表性人口樣本。
這種做法不僅有可能使我們了解&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的具體情況，也能發現它與其他因素的關系，如社會經濟地位、教育、宗教信仰和祖籍地。
(12)弗洛姆《自我的追尋》第62頁（E.Fromm，ManforHimself，pp.62ff）。
的确，戰争以及一種暴力橫行的氛圍，是患有&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的個體完全成為他自己的時候。
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隻有一小部分人會因為這種綜合征被激發出積極性。
然而，不管是前者還是不太受激發的個體，他們都意識不到自己真實的動機是什麼；正是這個事實才使他們在暴動戰亂之際變成攜帶、傳播仇恨病毒的傳染病患者。
因此，重要的是，我們要識别其真面目：他們是熱愛死亡的人，他們畏懼獨立；對他們來說，隻有自己所在群體的需要才具有真實性。
我們沒必要把他們像麻風病人一樣隔離；正常人若是了解他們的殘缺和他們道貌岸然的種種合理化舉動背後欲望的惡性性質，以便使自己對他們的病态影響可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免疫，這就足夠了。
當然了，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有必要明白的是：不能把空談當現實，而要能看穿那些具有欺騙性的種種合理化行為。
采取此類行為的人身患隻有人類才會得的一種疾病：在生命自行消亡之前否定生命。
(11) 對戀屍癖、自戀和亂倫固着所做的分析，啟發我們對與之相關的弗洛伊德理論展開讨論。
鑒于本書主題所限，此番讨論必然隻是簡明扼要之言。
弗洛伊德的理論是以力比多驅動力的發展為基礎，從自戀型到口唇-接受型、口唇-攻擊型、肛門-施虐型，到生殖器型和生殖型性格傾向。
在弗洛伊德看來，最嚴重的精神疾病的病因，乃是個體對力比多發展最早期階段的固着（或回歸）。
其結果就是，舉例來說，個體回歸至口唇-接受型與回歸至肛門-施虐型相比，前者被認為是病态程度更深的精神異常。
然而，從我本人的經驗看來，這一總體原則并非來自可直接觀察得到的臨床事實。
與肛門傾向相比，口唇-接受傾向與生命的關系本來就更為密切；因此一般說來，比起口唇-接受傾向，肛門傾向可以說易于導緻更加嚴重的精神疾病。
除此之外，比起口唇-接受傾向，口唇-攻擊傾向似乎會更容易導緻嚴重的精神疾病，因為其中涉及施虐和毀滅性因素。
如此一來，我們會得到幾乎與弗洛伊德理論主張完全相反的結論：病态程度最輕的，會與口唇-接受傾向有關；更嚴重些的，則與口唇-攻擊傾向和肛門-施虐傾向有關。
弗洛伊德認為，從遺傳學角度講，個體的發展順序是從口唇-接受傾向到口唇-攻擊傾向再到肛門-施虐傾向。
假設這一觀點是正确的，那麼關于弗洛伊德所認為的&ldquo個體對更早期階段的固着意味着更嚴重的精神疾病&rdquo這一看法，我們就不得不表示異議了。
然而無論如何，我認為這個問題是無法通過發展期假設得到解決的。
該假設認為，個體更早期階段的傾向是各種更嚴重的病态表現的根源。
在我看來，每一種傾向本身都存在多個層面的回歸，從正常的到最嚴重的病态層都囊括在内。
例如，口唇-接受傾向與總體上成熟的性格結構結合時，即該個體具有很高的生産力時，回歸是輕微的。
而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與高度自戀和亂倫共生結合，在這種情況下，口唇-接受傾向将會導緻個體産生極度依賴性和惡性精神異常。
在幾乎算得上正常的肛門型性格和戀屍癖性格之間，同樣也是這種情形。
因此我認為，對個體病态程度的診斷不應該根據我們對力比多發展的多個層級所做的區分，而應該根據個體的回歸程度，這一程度可以在每種傾向（口唇-接受傾向、口唇-攻擊傾向等）内部得到确定。
此外，還必須記住的是，我們探讨的問題不僅包括弗洛伊德視為根植于各自性感帶的個體傾向（同化模式），還涉及個體關聯性的多種形式（如愛、毀滅性，施虐-受虐關系），後者與各種各樣的同化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密切關系。
(12)例如，口唇-接受傾向與亂倫傾向存在密切關系，肛門傾向與毀滅傾向存在密切關系。
我在本書中探讨的，是關聯性範圍内的各種傾向（自戀、戀屍癖、亂倫傾向&mdash&mdash&ldquo社會化模式&rdquo），而不是同化模式；但這兩種傾向模式之間具有相關性。
有關戀屍癖與肛門型性格的密切關系，本書已經作出了較為詳盡的論述。
親生命性與&ldquo生殖型性格&rdquo之間、亂倫固着與口唇型性格之間，同樣具有這種相關性。
我已經試圖表明，此處描述的這三種傾向，每一種都有可能出現在不同的回歸層次上。
每種傾向的回歸程度越深，三者越容易彙聚一處。
在極度回歸狀态下，它們彙聚形成我所說的&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
另一方面，在性格發展到最佳成熟程度的個體身上，這三種傾向同樣容易彙聚。
戀屍癖的對立面是親生命性；自戀的對立面是愛；亂倫共生的對立面是獨立性和自由。
後三種傾向的綜合，我稱之為&ldquo成長綜合征&rdquo。
此概念圖解形式如下所示： *** (1)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五卷，第254&mdash255頁（S.Freud，CollectedPapers，Vol.V,pp.254-255）。
(2)梅蘭妮·克萊因認為，早在嬰兒出生後第二年，俄狄浦斯情結就已經開始；對此，弗洛伊德提出明确反對（前引，第270頁）。
(3)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西西裡的黑手黨是内部成員關系緊密的男性幫會，女性被排除在外（也因為如此，她們很偶然地從未受到傷害），但幫會成員稱女性為&ldquo媽媽&rdquo。
(4)我的觀點在某些很重要的方面與榮格不謀而合，他是第一個把亂倫情結從狹隘的性理論框架中解放出來的人。
我也有許多基本看法與榮格存在分歧，限于篇幅，此處不展開詳細論述。
(5)例如，在神話故事中，印度教的迦梨女神同時擁有滅絕化身和生命起源雙重角色；在各種夢境中，母親被象征化為老虎、獅子、女巫或吃孩子的巫婆。
(6)此處我僅附帶着略略提到以母親為中心和以父親為中心的文化和宗教之間具有何種結構差異。
歐洲南部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國家、北歐和北美的新教國家就是很好的對比例子。
有關其間心理差異的讨論，可參閱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本人所著的《逃避自由》。
(7)詳參塞什海耶所著的《象征的實現》，這是一部描述某個深受共生固着困擾患者的傑作[M.A.Séchehaye,SymbioticRealization(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Press,1955)]。
(8)林茨：奧地利北部城市。
據稱，少年時期的希特勒曾在林茨欣賞瓦格納創作的歌劇《黎恩濟》。
&mdash&mdash譯者 (9)福音之問：福音書（gospel）是以記述耶稣生平與複活事迹為主的文件、書信與書籍。
在基督教傳統中，狹義上專指四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
此處暗指希特勒自視為像耶稣那樣的救世主。
&mdash&mdash譯者 (10)理查德·休斯《閣樓上的狐狸》[RichardHughes,TheFoxintheAttic(NewYork:Harper&Row,1961)pp.266-268]。
(11)在此，我提議進行一項實證性研究項目，通過&ldquo投射性問卷&rdquo，我們或許可以看到具有戀屍癖、極度自戀和亂倫共生傾向個體的真實情況；此類型問卷可以投放于美國各社會階層的代表性人口樣本。
這種做法不僅有可能使我們了解&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的具體情況，也能發現它與其他因素的關系，如社會經濟地位、教育、宗教信仰和祖籍地。
(12)弗洛姆《自我的追尋》第62頁（E.Fromm，ManforHimself，pp.62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