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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自己的一些早期著作中，提到過一些概念或想法，本書正是以此為基礎的進一步闡述。
在《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一書中，我分析了自由、施虐、受虐和毀滅性等問題。
與此同時，得益于臨床實踐經驗和理論上的思考，我對自由以及各式各樣的攻擊性行為和毀滅性行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我已經能夠對下面兩種現象做出明确區分：一是直接或間接服務于生命的各種攻擊性行為；另一則是毀滅性的惡性形式，即戀屍癖（necrophilia），它是人對死亡的真摯熱愛，與我們對生命的熱愛&mdash&mdash親生命性（biophilia），截然相反。
基于我們對人類天性的了解，而非依靠上帝的啟示或者參考人為制定的律法和慣例，我在《自我的追尋》（ManforHimself）一書中探讨了倫理準則問題。
而在本書中，我将進一步追根究底，着重剖析惡的本質以及人們在善惡之間做出選擇的本質。
最後，就某些方面而言，《愛的藝術》（TheArtofLoving）是本書的姐妹篇：前者主要探讨人關于愛的能力，後者主要探讨人的毀滅能力、自戀和亂倫固着（incestuousfixation）。
雖說書中與愛無關的讨論占據了大部分篇幅，不過愛這一概念在此上升到了一種全新的、更廣泛的層面，即對生命的熱愛。
我試圖闡明：人對生命的熱愛、人的獨立性以及人對自戀的克服，會讓我們形成&ldquo成長綜合征&rdquo（syndromeofgrowth）；與此相反的是，人對死亡的熱愛、亂倫共生關系以及惡性的自戀心理，會導緻&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syndromeofdecay）。
我對衰退綜合征的探究不僅有臨床經驗作支撐，還受到了過去這些年的社會和政治現實發展的啟發。
雖然我們心懷善意，也知道核戰争爆發會引起怎樣的後果，然而鑒于核武器競賽持續不斷、美蘇冷戰曠日持久(1)，與戰争的可能性和危險的嚴重程度相比，人們為避免戰争爆發所做的嘗試和努力顯得蒼白無力。
因此，揭開此類病征背後的原因，如今愈發迫在眉睫。
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使我開始研究在一個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工業社會中人們對生命表現出來的無動于衷，身在這種社會中的人被轉化成了物，其結果就是，人的心裡充滿焦慮，充滿對生命的冷漠&mdash&mdash倘若談不上仇恨的話。
除此之外，當今社會彌漫着暴力情緒，從青少年犯罪和約翰·肯尼迪總統遇刺等事件我們便可見一斑；這也要求我們對此有所了解并做出解釋，以作為人們為改變未來而可能邁出的第一步。
至此，我們便面臨這樣一個問題：人類是朝着一個未來即便沒有核戰争也稱得上是某種新型的野蠻社會邁進呢，還是我們的人文主義傳統依然有來日複興的可能？ 除了上述這些問題，本書還緻力于理清我本人所主張的精神分析概念與弗洛伊德理論之間的關系。
我從來不曾滿足于被劃歸為一種新的精神分析&ldquo學派&rdquo，不管人們稱之為&ldquo文化學派&rdquo（culturalschool）還是&ldquo新弗洛伊德主義&rdquo（Neo-Freudianism）。
我認為，這些新學派在形成寶貴深刻洞見的同時，也抛棄了弗洛伊德許多最重要的發現。
我當然也不屬于&ldquo正統弗洛伊德學派&rdquo。
事實上，任何一種六十年之内始終不變的理論，單憑這一事實，它也不複昨日風光；它是一種僵化的重複，
在《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一書中，我分析了自由、施虐、受虐和毀滅性等問題。
與此同時，得益于臨床實踐經驗和理論上的思考，我對自由以及各式各樣的攻擊性行為和毀滅性行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我已經能夠對下面兩種現象做出明确區分：一是直接或間接服務于生命的各種攻擊性行為；另一則是毀滅性的惡性形式，即戀屍癖（necrophilia），它是人對死亡的真摯熱愛，與我們對生命的熱愛&mdash&mdash親生命性（biophilia），截然相反。
基于我們對人類天性的了解，而非依靠上帝的啟示或者參考人為制定的律法和慣例，我在《自我的追尋》（ManforHimself）一書中探讨了倫理準則問題。
而在本書中，我将進一步追根究底，着重剖析惡的本質以及人們在善惡之間做出選擇的本質。
最後，就某些方面而言，《愛的藝術》（TheArtofLoving）是本書的姐妹篇：前者主要探讨人關于愛的能力，後者主要探讨人的毀滅能力、自戀和亂倫固着（incestuousfixation）。
雖說書中與愛無關的讨論占據了大部分篇幅，不過愛這一概念在此上升到了一種全新的、更廣泛的層面，即對生命的熱愛。
我試圖闡明：人對生命的熱愛、人的獨立性以及人對自戀的克服，會讓我們形成&ldquo成長綜合征&rdquo（syndromeofgrowth）；與此相反的是，人對死亡的熱愛、亂倫共生關系以及惡性的自戀心理，會導緻&ldquo衰退綜合征&rdquo（syndromeofdecay）。
我對衰退綜合征的探究不僅有臨床經驗作支撐，還受到了過去這些年的社會和政治現實發展的啟發。
雖然我們心懷善意，也知道核戰争爆發會引起怎樣的後果，然而鑒于核武器競賽持續不斷、美蘇冷戰曠日持久(1)，與戰争的可能性和危險的嚴重程度相比，人們為避免戰争爆發所做的嘗試和努力顯得蒼白無力。
因此，揭開此類病征背後的原因，如今愈發迫在眉睫。
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使我開始研究在一個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工業社會中人們對生命表現出來的無動于衷，身在這種社會中的人被轉化成了物，其結果就是，人的心裡充滿焦慮，充滿對生命的冷漠&mdash&mdash倘若談不上仇恨的話。
除此之外，當今社會彌漫着暴力情緒，從青少年犯罪和約翰·肯尼迪總統遇刺等事件我們便可見一斑；這也要求我們對此有所了解并做出解釋，以作為人們為改變未來而可能邁出的第一步。
至此，我們便面臨這樣一個問題：人類是朝着一個未來即便沒有核戰争也稱得上是某種新型的野蠻社會邁進呢，還是我們的人文主義傳統依然有來日複興的可能？ 除了上述這些問題，本書還緻力于理清我本人所主張的精神分析概念與弗洛伊德理論之間的關系。
我從來不曾滿足于被劃歸為一種新的精神分析&ldquo學派&rdquo，不管人們稱之為&ldquo文化學派&rdquo（culturalschool）還是&ldquo新弗洛伊德主義&rdquo（Neo-Freudianism）。
我認為，這些新學派在形成寶貴深刻洞見的同時，也抛棄了弗洛伊德許多最重要的發現。
我當然也不屬于&ldquo正統弗洛伊德學派&rdquo。
事實上，任何一種六十年之内始終不變的理論，單憑這一事實，它也不複昨日風光；它是一種僵化的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