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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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裡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為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國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納茲（4），中國的吳稚晖。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5），都應該作為革命文學的師法，于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為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于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 （6）一是紙面上寫着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
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
所可惜者隻在這文學并非對于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于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绮”字面，自以為豪華，而不知适見其寒蠢。
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8）全不用那些字。
“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
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無敵軍，後面無我軍，終于不過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
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
“賦得革命，五言八韻”（9），是隻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
俄國十月革命時，确曾有許多文人願為革命盡力。
但事實的狂風，終于轉得他們手足無措。
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甯（10）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裡（11），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甯和梭波裡終于不是革命文學家。
為什麼呢，因為俄國是實在在革命。
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并沒有革命的——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衆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通譯鄧南遮，意大利作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裡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為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國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納茲（4），中國的吳稚晖。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5），都應該作為革命文學的師法，于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為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于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 （6）一是紙面上寫着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
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
所可惜者隻在這文學并非對于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于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绮”字面，自以為豪華，而不知适見其寒蠢。
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8）全不用那些字。
“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
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無敵軍，後面無我軍，終于不過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
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
“賦得革命，五言八韻”（9），是隻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
俄國十月革命時，确曾有許多文人願為革命盡力。
但事實的狂風，終于轉得他們手足無措。
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甯（10）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裡（11），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甯和梭波裡終于不是革命文學家。
為什麼呢，因為俄國是實在在革命。
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并沒有革命的——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衆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通譯鄧南遮，意大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