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戰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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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我們在關于戰争本性和目的一章[1]中，在某種程度上勾勒出了戰争總的概念，并指出了戰争與它周圍事物之間的關系，以便我們以一個正确的基本概念開始研究戰争。
當時我們概略地提到了研究戰争時會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困難，準備以後再詳細地加以研究。
我們當時得出了&ldquo打垮敵人（消滅其軍隊）是整個軍事行動的主要目标&rdquo這一結論，之後就停了下來。
由于得出了這一結論，使得我們在随後的一章[2]中可以指出，軍事行動運用的手段隻有戰鬥。
我們認為，這樣一來，就先有了一個正确的立足點。
此後我們對軍事行動中除了戰鬥以外最值得關注的關系和形式分别進行了探讨，以便一方面根據事物的本性，一方面根據戰史所提供的經驗更确切地指出它們的價值，把它們從那些通常與它們聯系在一起的不明确和模棱兩可的概念中區分出來，并且在探讨過程中仍處處注意讓軍事行動的真正目标（消滅敵人）作為主要的内容。
現在我們再回到戰争這個整體，準備探讨戰争計劃和戰局計劃，因此不得不再次聯系到我們在第一篇中談過的觀點。
以下幾章将論述總體問題，包括戰略的最本質的、涵蓋面最廣和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無膽怯地進入了戰略領域的最深處，所有其餘線索都交彙于此。
實際上，有這種膽怯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人們看到，軍事行動好像極為簡單：人們聽到和讀到，最傑出的統帥們恰恰是以最簡單和最樸實的語言表述它們；在他們的口中，控制和運轉這部由千萬個部件組成的笨重機器，就像是在談論他們一個人的行動，以至戰争的整個龐大的行動被簡化為某種決鬥；人們聽到和讀到，統帥們的行動動機有時是幾個簡單的想法，有時是某種情感的迸發；人們看到，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是輕松的、有把握的，甚至可以說是草率的。
可是另一方面人們看到，戰争中需要理智探究的情況很多，各個戰事的時空延展距離很長，而且往往是不确定的，此外我們還面臨無數個行動組合的可能性需要去選擇。
如果這時我們考慮到，理論的責任就是系統地（清晰和完整地）解釋這些事物，并且總是以充分的理由指出行動的必然性，那麼我們就會不可避免地感到極大的不安，擔心被拖到死闆的書呆子的泥潭裡去，在令人費解的概念的低矮空間裡爬來爬去，而永遠不會在輕松統攬全局方面達到傑出統帥的水平。
如果這就是理論研究的結果，那就和不研究一樣了，或者說，不研究可能反而更好些。
這樣的研究會使理論低估才能的作用，并讓理論很快被人們忘掉。
相反，上面所說的統帥的輕松統攬能力、簡單的思維方式以及将整個軍事行動拟人化的做法，才真正是一次傑出作戰指揮的靈魂，以至隻有采取這種了不起的方式，自由的思維才是可以想象的。
如果人們要支配戰事而不是受戰事支配，那麼這種自由的思維就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有些惴惴不安地繼續前行；隻有沿着一開始就規定好的道路，我們才能繼續前行。
理論應該清晰地闡明大量事物，使人們易于理解它們；理論應該鏟除錯誤見解到處催生出的雜草，應該指出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把重要的事情從不重要的事情中剝離出來。
當有關觀點自然而然地凝結成一個我們稱之為原則的真理結晶時，當它們自然而然地遵守一條形成了規則的底線時，理論就應該把它們指出來。
理論在事物的基本概念之間來回探索。
人們從中得到的是什麼呢？是人們在心中被喚起多道光束，這就是理論帶給人們的收益；理論無法給人們提供解決問題的公式，無法通過在兩側堆砌原則而把人們限制在一條狹窄的、必走的小路上；理論應該使人們快速了解大量的事物及其相互關系，然後放手讓人們進入更高級的行動領域，以便人們根據其天賦的大小運用所有集中起來的力量采取行動，并清楚地、唯一地意識到真正的和正确的事物。
這種意識是在上述所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脫穎而出的，看上去與其說是思考的産物，還不如說是感覺的産物[3]。
*** [1]即弗裡德裡希大帝。
&mdash&mdash譯者注 [2]1716年，阿斯馬迪以急速冷卻法最早制成一種高約8厘米的玻璃瓶，由于博洛尼亞人巴爾比最先記述了它，故稱為博洛尼亞瓶。
其特點是瓶身有裂紋，瓶底較厚，瓶底能經受較大外力沖擊，但如果向瓶内投下一粒小石子則會引起整個瓶體破碎。
&mdash&mdash譯者注 [3]作者在本書第一卷中的第一篇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分别論述了戰争的本性和目的。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章 絕對戰争和現實戰争 戰争計劃是對整個戰争行動的概述，使其成為具有一個最終目的的一緻的行動。
在這個最終目的中，一切特殊目的都得到平衡。
如果人們不知道用戰争要達到什麼，以及在戰争中要達到什麼（前者是目的，後者是目标），那麼人們就不能開啟戰争，或者說就應該明智地不開啟戰争。
人們通過這個主要考慮[1]規定了戰争中一切行動的方向，确定了使用手段的範圍和所用力量的大小，并且向下一直影響到行動的最小環節。
我們在第一章中說過，打垮對手是戰争行動的自然的目标，而且即使人們堅持對這一概念的嚴格的哲學定義，從根本上講也不會有另外一個目标。
由于打垮對手這一想法必然是交戰雙方都有的，因此從中本應得出結論：在雙方中的一方确實被打垮以前，在戰争行動中不會有停頓，不會提前出現平靜。
在論述《戰争行動中的停頓》[2]一章中，我們指出，純粹的敵對因素是如何作用于這一因素的體現者&mdash&mdash人，以及構成戰争的一切情況的，還指出敵對因素是如何由于戰争機器的内在原因而出現停頓和受到削弱的。
但是這一變化[3]還遠不足以讓我們将戰争的原始概念調整為我們幾乎到處可見的戰争的具體形态。
大多數戰争好像隻是相互發怒，此時每一方都拿起武器，以保護自己和讓對方懼怕，并間或打擊對方一下。
因此，在這些戰争中相遇的不是兩個相互摧毀的因素，而是尚彼此分開的敵對因素所形成的緊張關系，這些緊張關系往往在個别的小沖突中得到釋放。
那麼阻止這些敵對因素全面爆發的絕緣體是什麼呢？為什麼人們對戰争充滿哲理的想象沒有得到實際的印證呢？絕緣體就是戰争在國家事務中觸及的大量事物、力量和關系。
由于這些事物、力量和關系糾纏在一起，因此人們不可能像在簡單的一條線上那樣根據幾個推論就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
這一結論卡在這些糾纏在一起的事物、力量和關系中，而人們習慣于在大事小情上更多地根據個别主導的觀點和感覺行事，而不是根據嚴格的邏輯結論，因此在這裡幾乎意識不到自己情況不明以及行動不堅決和不徹底。
即使籌劃戰争的人一刻沒忘其目标，确實考慮到了所有這些情況，國内的其他所有有關人士也未必恰好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就會産生阻力，就需要有一種力量來克服人們的惰性，而這種力量大多是不足的。
這種不徹底存在于交戰雙方的這一方或那一方，或存在于雙方，使戰争成為一個與其概念完全不相符的事物，成為一個半真半假、沒有内在聯系的東西。
這樣的戰争，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見到。
假如不是人們看到正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了具有絕對完整形态的真正的戰争，那麼就會懷疑我們關于戰争具有絕對本質的觀點的現實意義。
在法國革命開始後不久，毫無忌憚的拿破侖迅速地把戰争帶到了這一點上[4]。
在拿破侖的指揮下，戰争不停地進行着，直到對手倒下；而還擊也幾乎同樣不停地進行着。
這一現象把我們帶回到戰争的原始概念和所有嚴格的推論，這難道不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嗎？ 我們是否應該停在戰争的原始概念及其推論，而不管戰争離開原始概念多麼遠，對所有戰争都根據這個原始概念及其推論進行判斷呢？是否應該從戰争的原始概念和推論中推導出對理論的一切要求呢？ 現在我們必須對這些問題做出明确的回答，因為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确定戰争是隻應像其原始概念規定的那樣，還是可以有另外的樣子，那麼我們就無法對戰争計劃提出任何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們認為戰争隻能是前一個樣子，那麼我們的理論就會在各方面更接近邏輯的必然性，就會更是一個清晰和确定的事情。
但是這樣的話，我們對自亞曆山大和羅馬人的一些戰局以來的一切戰争（除了拿破侖進行的戰争）又該如何解釋呢？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全部否定掉，但是恐怕不能這樣做，否則會為自己的狂妄而感到羞愧。
而且糟糕的是，我們不得不說，在今後十年内也許又會出現與我們的理論不相符的那類戰争。
這一有關戰争絕對本質的理論盡管有很強的邏輯性，但是面對具體情況的威力卻是非常無力的。
因此我們必須清楚，不能用戰争的純概念去構思戰争該是什麼樣的，而是應該讓所有摻雜于和作用于戰争的奇異之物都有一席之地，包括各部分的所有自然的阻力和摩擦，以及人的行事不徹底、認識不清晰和氣餒。
戰争和人們賦予它的形态是從一時先行出現的想法、感覺和各種關系中産生的，我們必須持這種看法。
如果我們要全部講真話，那麼就必須承認，即使是具有絕對形态的戰争（拿破侖進行的戰争）也是這種情況。
如果我們不得不像上面這樣看問題，如果我們不得不承認戰争并不是從它所觸及的無數關系的最終調整中産生的，也不是從這一調整過程中逐漸具備其形态的，而是産生于這些關系中個别正在起着主導作用的那些關系，那麼我們自然就會得出結論：戰争是以可能性、蓋然性、幸運和不幸運的賭博為基礎的。
在這種賭博中，嚴格的邏輯推論往往根本不起作用，往往不過是思維活動的一個十分無用和累贅的工具。
此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戰争有可能是一個有時特别像戰争、有時又不大像戰争的東西。
理論必須承認上述這一切，但是理論的責任是把戰争的絕對形态置于首要的地位，并且把它用作普遍起作用的基準點，以便讓那些希望從理論中學到些東西的人習慣于永遠記住它，把它視為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擔憂的原本尺度，以便在他們可以或必須的場合使戰争接近于這種絕對形态。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我們思維和行動基礎的一個主要觀點[5]，即使最直接的做出決定的原因來自與戰争完全不同的其他領域，這個主要觀點也會賦予戰争一定的基調和特點，就如同一位畫家能夠通過底色賦予其畫作這種或那種色調一樣。
理論現在之所以能夠有效地做到這一點，要歸功于最近的幾次戰争。
假如沒有這些擺脫了束縛因素的力量為我們提供了起到告誡作用的戰例，那麼即使理論喊破嗓子也無濟于事，今後沒有人會相信目前大家所經曆的事情是真的有可能發生的。
假如普魯士預料到一旦失敗，其所遇到的還擊是如此之大，以至歐洲原有的均勢不複存在，那它還敢在1798年[6]以7萬人攻入法國嗎？ 假如普魯士權衡到，開第一槍将是引爆彈藥庫的火星，會使自身毀滅的話，它還會在1806年以10萬人對法國開戰[7]嗎？ *** [1]指本書第一篇第二章。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著的原文不同版本中有&ldquo感覺的産物&rdquo和&ldquo危險的産物&rdquo兩種寫法，可能是由于原文字迹不清，有的出版者認為作者用的是&ldquo感覺&rdquo（Gefühl）一詞，有的出版者認為作者用的是&ldquo危險&rdquo（Gefahr）一詞。
個人認為，從上下文看，譯為&ldquo感覺&rdquo更符合邏輯。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戰争計劃。
&mdash&mdash譯者注 [4]指本書第一卷第三篇第十六章。
&mdash&mdash譯者注 [5]指理論上戰争不應出現停頓，而實際上會出現停頓。
&mdash&mdash譯者注 [6]指讓戰争體現出了其絕對本質。
&mdash&mdash譯者注 [7]指緻力于追求戰争的絕對形态。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三章 一、戰争的内在聯系 人們對戰争形态的看法不同，有的認為它具有絕對的形态，有的認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絕對形态的現實形态，因此對戰争的結果也就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在戰争的絕對形态中，一切都是由于必然的原因而發生的，一切都是迅速地交織在一起的，不會出現任何（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無實質的和中性的空隙。
在這一絕對形态中，由于戰争内含的多種多樣的相互作用[1]，由于嚴格來講戰争中相繼進行的系列戰鬥的相互聯系[2]，由于每次勝利後出現的頂點（超過它就是損失和大敗的領域）[3]，總之由于戰争具有上述這些自然的關系，因此我說戰争隻有一個結果，這就是最終結果。
在取得最終結果以前，沒有決出任何勝負，沒有赢得任何東西，也沒有輸掉任何東西。
人們在這裡必須不斷提醒自己：一切都取決于最終結果。
在這一觀點中，戰争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它的各個部分（各個結果）隻有與整體聯系起來才有價值。
1812年拿破侖占領了莫斯科和半個俄國，但對他來說，這一占領隻有給他帶來想要的和約才有價值。
這一占領隻是其戰局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還缺少一個部分，即消滅俄國的軍隊。
假如拿破侖在取得其他成果時想到并實現消滅俄國軍隊，那麼媾和就會像這類事情自然發展的那樣十分有把握。
由于拿破侖此前忽視了計劃的這第二個部分，就再也無法實現這個部分了，而且這樣一來，整個第一部分變得對他非但無用，反而有害了。
對戰争中的各個結果之間有聯系的這一看法，可以視為一個極端的看法。
與這一看法對應的是另一個極端的看法，即認為戰争是由各個單獨存在的結果構成的，這些結果就像賭博中的局一樣，前幾局的輸赢對接下來的輸赢沒有任何影響，因此這裡關鍵隻是這些結果的總和，而且人們可以把每個結果像籌碼一樣積攢起來。
第一個看法的正确性源自事物的本性；第二個看法的正确性，我們可以在曆史中找到。
無須滿足什麼困難的條件即能獲得小的一般好處的情況是很多的。
戰争的要素越和緩，這種情況出現得就越多。
但是正如第一個看法在一場戰争中完全正确的情況很少一樣，第二個看法到處都适用，第一個看法大可或缺的戰争也很少。
如果我們遵循上述兩個看法中的第一個，那麼就應該認識到，對每次戰争必須從一開始就把它看作一個整體，統帥在向前邁出第一步時就必須已經有了目标，所有的行動都應指向它。
如果我們贊同第二個看法，那麼就可以為次要好處本身而去追求它們，将後續的情況交給後續的戰事。
上述兩個看法中的任何一個都是會帶來結果的，因此理論對它們都要加以考慮。
但是理論在運用它們時的區别在于：理論要求人們把第一個看法當作到處都應以它為基礎的基本觀點，而把第二個看法僅當作是對第一個看法在具體情況下的一個修正。
弗裡德裡希大帝在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從西裡西亞和薩克森向奧地利發起新的攻勢時[4]，很清楚這一攻勢不可能像他對西裡西亞和薩克森的攻勢那樣導緻一次新的長期的占領，因此他當時之所以發起這一攻勢，是因為他并不想通過這一攻勢打垮奧地利，而是想達到一個次要目的，即赢得時間和力量。
他可以追求這個次要目的，而不必擔心冒存亡之危[5]。
然而盡管普魯士在1806年，奧地利在1805年和1809年為自己設定的目标比上述例子還要小得多（将法國人趕過萊茵河），但是隻要它們沒有考慮到可能出現的一系列事情（這些事情無論是在勝利還是在失敗的情況下都很有可能從行動的第一步就出現，直到媾和），它們就不可能理智地達到目标。
無論是确定在不必冒險的情況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擴大勝利，還是确定如何以及在何處能阻止敵人擴大勝利，考慮這些事情都是十分必要的。
仔細研究曆史就可以看出這兩種情況有何不同。
在18世紀的西裡西亞戰争時期，戰争還隻是政府的事情，民衆隻是作為盲目的工具參加戰争。
到了19世紀初，交戰雙方的民衆已經是戰争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了。
以往與弗裡德裡希大帝對峙的那些統帥是受他人之托而行動的，正因為如此，小心謹慎就成為他們的一個主要特征，而現在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的對手[6]簡直可以說就是戰神本身。
戰争的這些不同情況難道不應引起完全不同的思考嗎？這些不同的情況難道不應在1805年、1806年和1809年促使人們注意到在短期内就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發生極端的不幸，從而做出完全不同的努力和計劃，而不是僅以占領幾個要塞和一個不大的地區為目标嗎？ 雖然普魯士和奧地利這兩個強國在備戰時已經完全感覺到政治氛圍中正在聚積力量，它們可能面臨一場暴風雨，但是它們沒有做出相應的努力和計劃。
它們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當時對有關情況還沒有從曆史中如此清晰地總結出來。
正是1805年、1806年和1809年戰局以及後來的戰局，使我們從中較容易地抽象總結出了具有破壞力的近代絕對戰争的概念。
因此理論要求我們在研究一場戰争時，首先要根據政治要素和關系體現出來的蓋然性把握這一戰争的特點和大的輪廓。
根據這一蓋然性，戰争的特點越是接近于絕對戰争，戰争的輪廓越是更多地包括交戰國的民衆并将他們更多地卷入戰争，那麼戰事之間的聯系就越清晰，就越有必要在未考慮好最後一步時不要邁出第一步。
二、關于戰争目的的大小和投入力量的多少 我們給對手施加的壓力應該有多大，取決于我們的和對手的政治要求的大小。
假如雙方都了解對方的政治要求的大小，那麼投入力量的尺度就會是相同的。
不過，雙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總是這樣公開的，這就可能是雙方所用手段不同的第一個原因。
交戰國的位置和情況不同，這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原因。
交戰國政府的意志力、特點和能力也很少相同，這是第三個原因。
上述三個要考慮的問題使人們無法準确地計算出将遇到多大的抵抗，因此也就無法确定應該使用什麼手段，以及可以設定什麼目标。
由于如果在戰争中投入力量不足的話，不但有可能什麼都得不到，而且還有可能受到實際的損失，因此這就促使雙方力圖在力量投入方面勝過對方，從而産生了一種相互作用。
這種相互作用有可能使人們在投入力量方面設定一個極端的目标（如果對這樣一個極端目标是可以确定的話）。
然而這樣一來，人們就會不考慮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會失去與目的的所有聯系，&ldquo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rdquo這一意圖在大多數情況下就會由于自己内在情況的制約而無法實現。
于是進行戰争的人又回到折中的道路上來，在某種程度上遵循直接管用的原則采取行動，即使用剛好足以達到其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以及提出剛好足以達到其政治目的的目标。
為使該原則得以實現，他必須放棄取得任何成果的絕對必要性，不去考慮那些遙遠的可能性。
在這裡，智力活動離開了嚴格的科學、邏輯學和數學的領域而成為藝術（就這個詞的廣義而言），也就是成為一種通過判斷情況時的直覺從大量事物和關系中找出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事物和關系的能力。
這一直覺無疑或多或少就是下意識地對所有因素和關系進行比較，從而比通過嚴格的推論更快地排除那些關系不密切和不重要的因素和關系，更快地找出最密切和最重要的因素和關系。
因此，為了解為戰争要運用多少手段，我們就必須考慮敵我雙方為戰争設定的政治目的，必須考慮敵國和我國的各種力量和關系，必須考慮敵國政府和民衆的特點、能力以及我方在這些方面的情況，還必須考慮其他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系以及戰争可能給這些聯系帶來的影響。
不難理解，權衡這些錯綜複雜交織在一起的多種多樣事物的利弊是一項大的任務，隻有真正的天才的眼力才能從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東西，僅靠呆闆的思考是無法駕馭這一複雜性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拿破侖說得很對：僅靠呆闆思考的話，上述任務就會成為一道代數難題，在它面前即使是一位牛頓式的人物也會被吓退。
如果說複雜和大量的各種情況以及難以正确把握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人們在戰争中得到有利結果的難度，那麼我們必須看到，由于權衡這些複雜事物的利弊擁有無比和巨大的重要性，因此即使這些事物并未加大完成上述任務的複雜程度和難度，但它們畢竟加大了人們一旦完成這一任務所立下的功勞。
普通人的思維的自由和活力不會由于危險和責任而提高，而是受到壓制；但對少有的偉人來說，危險和責任無疑會使他們的判斷更為迅速和準确。
因此我們首先必須承認，隻有了解了所有關系的全貌（包括一時非常具體的特點），才能對一場臨近的戰争以及這場戰争可以追求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做出判斷；這一判斷像在軍事活動中的任何判斷一樣，從不可能是純粹客觀的，而是根據君主、政治家和統帥們的思維和性情特點做出的（不管這些特點是否集于一人）。
如果我們考察各國脫胎于其時代和環境的總的情況，那麼問題就具有普遍性了，更适合進行抽象的研究。
在這裡我們不得不快速地浏覽一下曆史。
半開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國[7]、中世紀的采邑主[8]和商業城市[9]、18世紀的國王們，以及19世紀的君主和民衆，他們都是以各自的方式進行戰争，使用的手段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同。
鞑靼部族總是在尋找新的居住地。
他們全族外出，攜妻帶子，因此人數衆多，是其他任何軍隊都比不上的。
他們的目标是打垮或趕走對手。
假如他們再有較高的文明程度，那麼用這些手段很快就可以打垮面前的一切。
古代共和國（除了羅馬共和國）的版圖都很小，其軍隊的規模更小，因為它們将大衆&mdash&mdash底層平民排除于軍隊之外[10]。
這些共和國數量衆多，相距又近，以至它們在自然形成的均勢中（根據一條完全普遍存在的自然法則，小的單獨存在的部分總是處于這種均勢狀态）總會遇到障礙，無法采取大的行動。
因此它們的戰争局限于對平原地區進行劫掠和占領個别城市，以便在這些地方确保後續的一定影響。
隻有羅馬共和國是個例外，但隻是在它的後期。
為争取戰利品和同盟，它長期用小規模的軍隊同鄰國進行小規模的戰鬥。
它逐漸變大，更多是通過結盟，而不是通過真正的征服。
在結盟過程中，鄰近的民族逐漸與它融為一體。
在以這種方式把自己的領土擴展到整個下意大利[11]以後，它才開始進行真正的征服活動。
迦太基滅亡了，西班牙和高盧[12]被征服了，希臘屈服了。
羅馬的統治還擴展到亞洲和埃及。
在這個時期，它沒有耗費太大的力量就擁有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因為它有充裕的财力。
這樣一來，它就與古老的共和國不同了，與以往的自己也不同了，而是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國家。
同樣，亞曆山大的戰争就其方式來說也是獨一無二的。
他用一支人數雖少但内部組織完備的軍隊推翻了亞洲國家的腐朽建築。
他一鼓作氣、毫無忌憚地進入遼闊的亞洲，一直推進到印度。
一個共和國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隻有一位國王才能如此迅速地完成這樣的事，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本人就是自己的傭兵隊長[13]。
中世紀大大小小的君主國用臣屬提供的軍隊進行他們的戰争。
在這個時期，所有行動都限制在一個短時期内；凡是在這個短時期内無法完成的事情，就隻能看作是無法實施的事情。
臣屬提供的軍隊本身是封閉的臣屬關系的産物，維系這種臣屬關系的紐帶一半是法定的義務，一半是自願的結盟，整體上其實是一個邦聯[14]。
其武器和戰術以體力強者占上風的原則和個人的戰鬥為基礎，因此不大适用于較大規模的軍隊。
總之，在曆史上沒有一個時期像這個時期，國家的結構是如此松散，每個國民是如此不受約束。
所有這些以最确切的方式決定了這個時期的戰争特點。
這一時期的戰争進行得相對迅速，軍隊很少在戰場上停留，戰争的目的大多隻是懲罰敵人，而不是打垮敵人；人們隻是掠奪敵人的牲畜，燒毀敵人的城堡，然後又返回本國。
大的商業城市和小的共和國使用雇傭兵進行戰争。
這是一種昂貴的、規模受到很大限制的作戰力量。
從他們的戰鬥力來看，其價值就更小；至于發揮最大的能量和努力，也根本談不上，以至他們在作戰時大多隻是裝裝樣子。
一句話：仇恨和敵意不再推動國家直接采取行動，而是成了國家的一個交易品；戰争中的危險大部分消失了，戰争的本性完全改變了。
人們根據戰争的本性為戰争确定的一切對這種戰争已經不适用了。
采邑制逐漸演變成對某塊領土的統治，國家的結構變得更密切了，人身義務轉變為實物義務，大部分義務逐漸被金錢支付代替，雇傭軍代替了臣屬提供的軍隊。
傭兵隊長制度是其間的過渡，因此在一段時期是較大國家的工具。
但是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不長，短期雇傭兵變成了常備雇傭兵，各國的軍隊演變成靠國庫供養的常備軍。
由于軍隊是緩慢地向常備軍這個目标發展的，自然就導緻出現這三種類型的軍隊交織并存的現象。
在亨利四世時代，臣屬提供的軍隊、傭兵隊長制度和常備軍就是同時存在的[15]。
傭兵隊長制度一直延續到三十年戰争，其個别殘迹甚至進入到18世紀。
正如這些不同時期的軍隊各具特點一樣，歐洲國家的其他情況也是各不相同的。
當時的歐洲實際上分為多個小國，其中有些是内部動蕩的共和國，有些是政府權力極為有限的、不穩定的小君主國。
一個這樣的國家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統一體，而隻是一個力量松散地聯系在一起的聚合體。
因此人們也不能把這樣的一個國家想象成是一位根據簡單的邏輯法則行事的智者。
人們應從這個觀點出發考察中世紀的對外政策和戰争。
我們隻需回想一下，德意志的皇帝們在半個世紀期間不斷地前往意大利進行遠征[16]，但從未徹底征服過該國，甚至都沒有過這樣的意圖。
将此視為一個總是反複出現的錯誤，視為一個源于時代的錯誤觀點，是容易的。
但是更為理智的是将此視為上百個重大原因的結果。
我們必要時雖然也可以設身處地去設想這些原因，但畢竟不能像與它們處于沖突之中的當事者那樣生動地去體會它們。
隻要脫胎于這種混亂的大國需要時間使自己凝聚成一個整體并發展起來，那麼它們的力量和努力就隻能主要用在這上面[17]；因此這些大國較少發動針對外部敵人的戰争，發動這樣戰争的國家一般帶有不成熟的國家聯合體的印記。
英國人針對法國的戰争[18]是最早出現的此類戰争，但畢竟法國當時還不能被視為一個真正的君主國，人們隻能把它看作多個公國和伯爵領地組成的一個聚合體；英國當時盡管更多地以一個統一體的面目出現，但畢竟是用臣屬的軍隊作戰的，而且國内動蕩不安。
法國在路易十一世[19]治下向内部統一邁了最大一步，此後在卡爾八世[20]治下它作為征服力量出現在意大利，最後在路易十四世治下，法國的國家和常備軍發展到最高程度。
西班牙在&ldquo天主教國王&rdquo斐迪南[21]治下開始統一，通過衆多偶然的聯姻，在卡爾五世[22]治下突然出現一個由西班牙、勃艮第[23]、德意志和意大利組成的龐大的西班牙君主國[24]。
這個大塊頭用金錢彌補它在一緻性和國家的内部聚合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備軍首先與法國的常備軍交戰。
卡爾五世退位後，這個龐大的西班牙大塊頭分裂為西班牙和奧地利兩部分[25]。
後者由于得到波希米亞和匈牙利而增強了力量，以一個大的強國[26]面目出現，把德意志邦聯[27]像小船一樣拖在它後面随意擺布。
我們在18世紀看到的常備軍在17世紀末（路易十四世時代）已經發展到了頂點。
這種軍隊是在征募和金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這時各國已經發展成為完整的統一國家，各國政府将其臣民的各項義務轉變為納稅，從而将其全部力量集中表現在其金庫上。
由于文化迅速發展，行政管理日益健全，這一國家力量與以前的比較起來變得非常強大。
法國可以用數十萬人的常備軍出征，其餘強國也可以根據情況派出相應的部隊。
各國的其他情況也與以前不同了。
歐洲分成了十餘個王國和數個共和國。
人們可以想象其中兩個國家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戰争，而不必像以前涉及十倍于此的其他國家。
政治關系仍然可能有多種多樣的組合，但對它們畢竟是可以看清楚的，并且有時是可以根據蓋然性予以确定的。
幾乎各國都成了内部關系十分簡單的君主國，各階層的權利和影響逐漸消失，政府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對外代表國家。
因此當時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一個有力的工具和一個獨立的意志已經能夠賦予戰争一個符合其概念的形态。
在這個時期又出現了三個新的亞曆山大式的人物：古斯塔夫·阿道夫[28]、卡爾十二世和弗裡德裡希大帝。
他們試圖借助于數量适中和組織完備的軍隊把自己的小國家建成強大的君主國，并橫掃面前的一切。
假如他們隻與亞洲的帝國作戰，那麼就其作用來說，他們與亞曆山大就更近似了。
無論如何，從他們在戰争中敢于冒險這一點來看，人們可以把他們視為拿破侖的先驅者。
不過戰争在一方面赢得的力量和結果，在另一方面又失去了。
軍隊是靠國庫維持的，而君主幾乎把國庫視為他的私人金庫，或至少把國庫看作是一個屬于政府而不屬于人民的東西。
與其他國家的關系，除了一些貿易品，大多隻觸及國庫或政府的利益而不觸及人民的利益，至少這是人們對這些概念的普遍理解。
于是政府自視為巨大财産的擁有者和管理者，不斷地努力增加财富，可是它的臣民們在這一财富的增加過程中卻不能有特别的利益。
在鞑靼人出征時，是全體人民參加戰争；在古代共和國和中世紀，是人民中的很多人（如果人們将人民這一概念限定于真正的國民的話）參加戰争；但在18世紀的這種狀态下，人民對戰争沒有任何直接的影響，而隻是通過其總的素養或缺點對戰争尚有間接的影響。
這樣由于政府脫離了人民并自視為國家，戰争也就在同樣程度上成為純粹是政府的一件事了，即政府借助于國庫的金錢以及本國和鄰國的無業遊民進行戰争。
結果是各國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有了相當明确的限度，具體是手段的規模和持續時間都有了限度，而且交戰雙方彼此都了解對方的這種限度，這就奪走了戰争的最危險的一面：努力走向極端以及與此有關的一系列難以估計到的可能性。
人們大體上知道其對手有多少金錢、财富和信貸，也知道對手的軍隊規模。
由于在戰争爆發時大規模增加這些東西是不可行的，于是人們就可以了解敵人最多會有多大力量，就可以對自己不至于全部覆滅有相當的把握；在感到自己力量有限的情況下，就會選擇一個适當的目标。
既然不會受到最極端的打擊，人們也就不再需要冒險采取最極端的行動。
必然性不再驅使人們采取最極端的行動，隻有勇氣和抱負能驅使人們這樣做，但是勇氣和抱負在國家關系中會遇到巨大的阻力。
甚至國王自己擔任統帥時也不得不謹慎地使用軍隊這一戰争工具。
如果軍隊被粉碎了，國王不可能很快就籌建起新的軍隊，而除了這支軍隊以外，他沒有任何其他戰争工具。
這就強烈要求他在采取任何行動時都特别謹慎。
隻有在人們看來出現了确切的有利時機時，人們才使用戰争這一昂貴的手段。
創造這一确切的有利時機，是統帥的一種藝術。
在這一有利時機沒有出現的時候，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就無事可做，沒有行動的理由，一切力量即所有的動機就像是靜止了。
進攻者最初的動機也就窒息于謹慎和躊躇之中。
這樣的戰争實質上已經變成一種真正的紙牌遊戲，洗牌的是時間和偶然性；戰争就其意義來說隻是一種稍加強化的外交，是一種更有力的談判方式。
在這種方式下，會戰和圍攻成了外交照會的主要内容。
即使是好勝心最強的人，其目标也隻是使自己處于一個适中的有利地位，以便在締結和約時加以利用。
我們說過，戰争之所以有這種受到限制和擠壓的形态，是因為它的基礎狹窄。
但是像古斯塔夫·阿道夫、卡爾十二世和弗裡德裡希大帝這樣出色的統帥和國王率領他們同樣出色的軍隊，卻也未能從衆多一般現象中脫穎而出，而是不得不滿足于取得一般水平的戰果，其原因在于歐洲的政治均勢。
以往歐洲有很多小國，它們之間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關系，相距近，接觸多，有親戚關系和個人熟絡，這些可以阻止個别國家迅速坐大。
而現在國家變大了，其中心相距遠了，阻止個别國家迅速坐大這一點是由更大規模的外交來做的。
政治利益、吸引力和排斥力已經形成一個非常微妙的體系，以至于如果沒有所有政府參與，在歐洲就不會燃起戰火。
因此，一位新的亞曆山大式的人物除了要手執一把利劍，還要手持一支好筆。
即便如此，他在征服其他國家方面也還是鮮有進展。
盡管路易十四世意圖改變歐洲的均勢，而且他在17世紀末已經強大到不在乎對其普遍存在的敵意的程度，但他仍是以既有方式進行戰争，因為他的軍隊雖然是最強大和最富有的君主的軍隊，但就其本性來說，與其他君主們的軍隊是一樣的。
對敵國進行掠奪和破壞，在鞑靼人、一些古老民族，甚至在中世紀都起過重要的作用，但已經不再符合時代的精神。
人們有理由将此視為無益的野蠻行徑，這種行為容易受到報複，而且它對敵國臣民的打擊甚于對敵國政府的打擊，因此沒有什麼效果，隻是用于使有關民族的文化水平永遠處于落後狀态。
因此戰争不僅就其手段，而且就其目标來說，都越來越限于軍隊本身。
軍隊和它的要塞，以及一些建成的陣地構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國内其他方面的戰争因素就慢慢地消失了。
整個歐洲都為這一趨勢而高興，認為這是智慧進步的一個必然結果。
盡管這是一種誤解，因為智慧的進步絕不會導緻自相矛盾，絕不會導緻二二得五（正如我們以前說過，而且以後還要說的那樣），但是對各國人民來說，這種變化當然還是有好的作用，隻是不可否認，這一變化更讓戰争成了隻是政府的事情，更讓人民的利益異化了。
在這個時期，一個國家如果是進攻者，那麼它的戰争計劃大多在于控制敵國的這個或那個地區；一個國家如果是防禦者，那麼它的戰争計劃就是阻止敵人實現這個計劃；各戰局計劃則是攻占敵人的這個或那個要塞，或阻止敵人攻占自己的要塞；隻是為此要不可避免地進行會戰時，才尋求和進行會戰。
誰要是在會戰可以避免的情況下隻是出于求勝心切而尋求會戰，誰就會被認為是位魯莽的統帥。
通常一個戰局隻進行一次圍攻，多的話進行兩次圍攻也就結束了，進駐越冬營地被認為是必然的休戰時期。
在冬季宿營期間，一方不能利用另一方的不利狀态而采取行動，雙方的接觸幾乎完全中斷，因此我說冬季宿營成了一個戰局中本應采取行動的一個明确界限。
如果雙方的力量過于均衡，或者主動行動的一方明顯是兵力較少的一方，那麼也不會發生會戰和圍攻，于是一個戰局的全部活動就僅圍繞着保有某些陣地和倉庫以及定期襲擾某些地區來進行。
隻要戰争普遍都是這樣進行的，隻要戰争的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總是這樣直接和顯而易見，那麼就不會有人在其中發現什麼矛盾之處，而是認為一切
當時我們概略地提到了研究戰争時會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困難，準備以後再詳細地加以研究。
我們當時得出了&ldquo打垮敵人（消滅其軍隊）是整個軍事行動的主要目标&rdquo這一結論，之後就停了下來。
由于得出了這一結論，使得我們在随後的一章[2]中可以指出，軍事行動運用的手段隻有戰鬥。
我們認為，這樣一來，就先有了一個正确的立足點。
此後我們對軍事行動中除了戰鬥以外最值得關注的關系和形式分别進行了探讨，以便一方面根據事物的本性，一方面根據戰史所提供的經驗更确切地指出它們的價值，把它們從那些通常與它們聯系在一起的不明确和模棱兩可的概念中區分出來，并且在探讨過程中仍處處注意讓軍事行動的真正目标（消滅敵人）作為主要的内容。
現在我們再回到戰争這個整體，準備探讨戰争計劃和戰局計劃，因此不得不再次聯系到我們在第一篇中談過的觀點。
以下幾章将論述總體問題，包括戰略的最本質的、涵蓋面最廣和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無膽怯地進入了戰略領域的最深處，所有其餘線索都交彙于此。
實際上，有這種膽怯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人們看到，軍事行動好像極為簡單：人們聽到和讀到，最傑出的統帥們恰恰是以最簡單和最樸實的語言表述它們；在他們的口中，控制和運轉這部由千萬個部件組成的笨重機器，就像是在談論他們一個人的行動，以至戰争的整個龐大的行動被簡化為某種決鬥；人們聽到和讀到，統帥們的行動動機有時是幾個簡單的想法，有時是某種情感的迸發；人們看到，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是輕松的、有把握的，甚至可以說是草率的。
可是另一方面人們看到，戰争中需要理智探究的情況很多，各個戰事的時空延展距離很長，而且往往是不确定的，此外我們還面臨無數個行動組合的可能性需要去選擇。
如果這時我們考慮到，理論的責任就是系統地（清晰和完整地）解釋這些事物，并且總是以充分的理由指出行動的必然性，那麼我們就會不可避免地感到極大的不安，擔心被拖到死闆的書呆子的泥潭裡去，在令人費解的概念的低矮空間裡爬來爬去，而永遠不會在輕松統攬全局方面達到傑出統帥的水平。
如果這就是理論研究的結果，那就和不研究一樣了，或者說，不研究可能反而更好些。
這樣的研究會使理論低估才能的作用，并讓理論很快被人們忘掉。
相反，上面所說的統帥的輕松統攬能力、簡單的思維方式以及将整個軍事行動拟人化的做法，才真正是一次傑出作戰指揮的靈魂，以至隻有采取這種了不起的方式，自由的思維才是可以想象的。
如果人們要支配戰事而不是受戰事支配，那麼這種自由的思維就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有些惴惴不安地繼續前行；隻有沿着一開始就規定好的道路，我們才能繼續前行。
理論應該清晰地闡明大量事物，使人們易于理解它們；理論應該鏟除錯誤見解到處催生出的雜草，應該指出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把重要的事情從不重要的事情中剝離出來。
當有關觀點自然而然地凝結成一個我們稱之為原則的真理結晶時，當它們自然而然地遵守一條形成了規則的底線時，理論就應該把它們指出來。
理論在事物的基本概念之間來回探索。
人們從中得到的是什麼呢？是人們在心中被喚起多道光束，這就是理論帶給人們的收益；理論無法給人們提供解決問題的公式，無法通過在兩側堆砌原則而把人們限制在一條狹窄的、必走的小路上；理論應該使人們快速了解大量的事物及其相互關系，然後放手讓人們進入更高級的行動領域，以便人們根據其天賦的大小運用所有集中起來的力量采取行動，并清楚地、唯一地意識到真正的和正确的事物。
這種意識是在上述所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脫穎而出的，看上去與其說是思考的産物，還不如說是感覺的産物[3]。
*** [1]即弗裡德裡希大帝。
&mdash&mdash譯者注 [2]1716年，阿斯馬迪以急速冷卻法最早制成一種高約8厘米的玻璃瓶，由于博洛尼亞人巴爾比最先記述了它，故稱為博洛尼亞瓶。
其特點是瓶身有裂紋，瓶底較厚，瓶底能經受較大外力沖擊，但如果向瓶内投下一粒小石子則會引起整個瓶體破碎。
&mdash&mdash譯者注 [3]作者在本書第一卷中的第一篇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分别論述了戰争的本性和目的。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章 絕對戰争和現實戰争 戰争計劃是對整個戰争行動的概述，使其成為具有一個最終目的的一緻的行動。
在這個最終目的中，一切特殊目的都得到平衡。
如果人們不知道用戰争要達到什麼，以及在戰争中要達到什麼（前者是目的，後者是目标），那麼人們就不能開啟戰争，或者說就應該明智地不開啟戰争。
人們通過這個主要考慮[1]規定了戰争中一切行動的方向，确定了使用手段的範圍和所用力量的大小，并且向下一直影響到行動的最小環節。
我們在第一章中說過，打垮對手是戰争行動的自然的目标，而且即使人們堅持對這一概念的嚴格的哲學定義，從根本上講也不會有另外一個目标。
由于打垮對手這一想法必然是交戰雙方都有的，因此從中本應得出結論：在雙方中的一方确實被打垮以前，在戰争行動中不會有停頓，不會提前出現平靜。
在論述《戰争行動中的停頓》[2]一章中，我們指出，純粹的敵對因素是如何作用于這一因素的體現者&mdash&mdash人，以及構成戰争的一切情況的，還指出敵對因素是如何由于戰争機器的内在原因而出現停頓和受到削弱的。
但是這一變化[3]還遠不足以讓我們将戰争的原始概念調整為我們幾乎到處可見的戰争的具體形态。
大多數戰争好像隻是相互發怒，此時每一方都拿起武器，以保護自己和讓對方懼怕，并間或打擊對方一下。
因此，在這些戰争中相遇的不是兩個相互摧毀的因素，而是尚彼此分開的敵對因素所形成的緊張關系，這些緊張關系往往在個别的小沖突中得到釋放。
那麼阻止這些敵對因素全面爆發的絕緣體是什麼呢？為什麼人們對戰争充滿哲理的想象沒有得到實際的印證呢？絕緣體就是戰争在國家事務中觸及的大量事物、力量和關系。
由于這些事物、力量和關系糾纏在一起，因此人們不可能像在簡單的一條線上那樣根據幾個推論就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
這一結論卡在這些糾纏在一起的事物、力量和關系中，而人們習慣于在大事小情上更多地根據個别主導的觀點和感覺行事，而不是根據嚴格的邏輯結論，因此在這裡幾乎意識不到自己情況不明以及行動不堅決和不徹底。
即使籌劃戰争的人一刻沒忘其目标，确實考慮到了所有這些情況，國内的其他所有有關人士也未必恰好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就會産生阻力，就需要有一種力量來克服人們的惰性，而這種力量大多是不足的。
這種不徹底存在于交戰雙方的這一方或那一方，或存在于雙方，使戰争成為一個與其概念完全不相符的事物，成為一個半真半假、沒有内在聯系的東西。
這樣的戰争，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見到。
假如不是人們看到正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了具有絕對完整形态的真正的戰争，那麼就會懷疑我們關于戰争具有絕對本質的觀點的現實意義。
在法國革命開始後不久，毫無忌憚的拿破侖迅速地把戰争帶到了這一點上[4]。
在拿破侖的指揮下，戰争不停地進行着，直到對手倒下；而還擊也幾乎同樣不停地進行着。
這一現象把我們帶回到戰争的原始概念和所有嚴格的推論，這難道不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嗎？ 我們是否應該停在戰争的原始概念及其推論，而不管戰争離開原始概念多麼遠，對所有戰争都根據這個原始概念及其推論進行判斷呢？是否應該從戰争的原始概念和推論中推導出對理論的一切要求呢？ 現在我們必須對這些問題做出明确的回答，因為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确定戰争是隻應像其原始概念規定的那樣，還是可以有另外的樣子，那麼我們就無法對戰争計劃提出任何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們認為戰争隻能是前一個樣子，那麼我們的理論就會在各方面更接近邏輯的必然性，就會更是一個清晰和确定的事情。
但是這樣的話，我們對自亞曆山大和羅馬人的一些戰局以來的一切戰争（除了拿破侖進行的戰争）又該如何解釋呢？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全部否定掉，但是恐怕不能這樣做，否則會為自己的狂妄而感到羞愧。
而且糟糕的是，我們不得不說，在今後十年内也許又會出現與我們的理論不相符的那類戰争。
這一有關戰争絕對本質的理論盡管有很強的邏輯性，但是面對具體情況的威力卻是非常無力的。
因此我們必須清楚，不能用戰争的純概念去構思戰争該是什麼樣的，而是應該讓所有摻雜于和作用于戰争的奇異之物都有一席之地，包括各部分的所有自然的阻力和摩擦，以及人的行事不徹底、認識不清晰和氣餒。
戰争和人們賦予它的形态是從一時先行出現的想法、感覺和各種關系中産生的，我們必須持這種看法。
如果我們要全部講真話，那麼就必須承認，即使是具有絕對形态的戰争（拿破侖進行的戰争）也是這種情況。
如果我們不得不像上面這樣看問題，如果我們不得不承認戰争并不是從它所觸及的無數關系的最終調整中産生的，也不是從這一調整過程中逐漸具備其形态的，而是産生于這些關系中個别正在起着主導作用的那些關系，那麼我們自然就會得出結論：戰争是以可能性、蓋然性、幸運和不幸運的賭博為基礎的。
在這種賭博中，嚴格的邏輯推論往往根本不起作用，往往不過是思維活動的一個十分無用和累贅的工具。
此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戰争有可能是一個有時特别像戰争、有時又不大像戰争的東西。
理論必須承認上述這一切，但是理論的責任是把戰争的絕對形态置于首要的地位，并且把它用作普遍起作用的基準點，以便讓那些希望從理論中學到些東西的人習慣于永遠記住它，把它視為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擔憂的原本尺度，以便在他們可以或必須的場合使戰争接近于這種絕對形态。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作為我們思維和行動基礎的一個主要觀點[5]，即使最直接的做出決定的原因來自與戰争完全不同的其他領域，這個主要觀點也會賦予戰争一定的基調和特點，就如同一位畫家能夠通過底色賦予其畫作這種或那種色調一樣。
理論現在之所以能夠有效地做到這一點，要歸功于最近的幾次戰争。
假如沒有這些擺脫了束縛因素的力量為我們提供了起到告誡作用的戰例，那麼即使理論喊破嗓子也無濟于事，今後沒有人會相信目前大家所經曆的事情是真的有可能發生的。
假如普魯士預料到一旦失敗，其所遇到的還擊是如此之大，以至歐洲原有的均勢不複存在，那它還敢在1798年[6]以7萬人攻入法國嗎？ 假如普魯士權衡到，開第一槍将是引爆彈藥庫的火星，會使自身毀滅的話，它還會在1806年以10萬人對法國開戰[7]嗎？ *** [1]指本書第一篇第二章。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著的原文不同版本中有&ldquo感覺的産物&rdquo和&ldquo危險的産物&rdquo兩種寫法，可能是由于原文字迹不清，有的出版者認為作者用的是&ldquo感覺&rdquo（Gefühl）一詞，有的出版者認為作者用的是&ldquo危險&rdquo（Gefahr）一詞。
個人認為，從上下文看，譯為&ldquo感覺&rdquo更符合邏輯。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戰争計劃。
&mdash&mdash譯者注 [4]指本書第一卷第三篇第十六章。
&mdash&mdash譯者注 [5]指理論上戰争不應出現停頓，而實際上會出現停頓。
&mdash&mdash譯者注 [6]指讓戰争體現出了其絕對本質。
&mdash&mdash譯者注 [7]指緻力于追求戰争的絕對形态。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三章 一、戰争的内在聯系 人們對戰争形态的看法不同，有的認為它具有絕對的形态，有的認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絕對形态的現實形态，因此對戰争的結果也就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在戰争的絕對形态中，一切都是由于必然的原因而發生的，一切都是迅速地交織在一起的，不會出現任何（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無實質的和中性的空隙。
在這一絕對形态中，由于戰争内含的多種多樣的相互作用[1]，由于嚴格來講戰争中相繼進行的系列戰鬥的相互聯系[2]，由于每次勝利後出現的頂點（超過它就是損失和大敗的領域）[3]，總之由于戰争具有上述這些自然的關系，因此我說戰争隻有一個結果，這就是最終結果。
在取得最終結果以前，沒有決出任何勝負，沒有赢得任何東西，也沒有輸掉任何東西。
人們在這裡必須不斷提醒自己：一切都取決于最終結果。
在這一觀點中，戰争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它的各個部分（各個結果）隻有與整體聯系起來才有價值。
1812年拿破侖占領了莫斯科和半個俄國，但對他來說，這一占領隻有給他帶來想要的和約才有價值。
這一占領隻是其戰局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還缺少一個部分，即消滅俄國的軍隊。
假如拿破侖在取得其他成果時想到并實現消滅俄國軍隊，那麼媾和就會像這類事情自然發展的那樣十分有把握。
由于拿破侖此前忽視了計劃的這第二個部分，就再也無法實現這個部分了，而且這樣一來，整個第一部分變得對他非但無用，反而有害了。
對戰争中的各個結果之間有聯系的這一看法，可以視為一個極端的看法。
與這一看法對應的是另一個極端的看法，即認為戰争是由各個單獨存在的結果構成的，這些結果就像賭博中的局一樣，前幾局的輸赢對接下來的輸赢沒有任何影響，因此這裡關鍵隻是這些結果的總和，而且人們可以把每個結果像籌碼一樣積攢起來。
第一個看法的正确性源自事物的本性；第二個看法的正确性，我們可以在曆史中找到。
無須滿足什麼困難的條件即能獲得小的一般好處的情況是很多的。
戰争的要素越和緩，這種情況出現得就越多。
但是正如第一個看法在一場戰争中完全正确的情況很少一樣，第二個看法到處都适用，第一個看法大可或缺的戰争也很少。
如果我們遵循上述兩個看法中的第一個，那麼就應該認識到，對每次戰争必須從一開始就把它看作一個整體，統帥在向前邁出第一步時就必須已經有了目标，所有的行動都應指向它。
如果我們贊同第二個看法，那麼就可以為次要好處本身而去追求它們，将後續的情況交給後續的戰事。
上述兩個看法中的任何一個都是會帶來結果的，因此理論對它們都要加以考慮。
但是理論在運用它們時的區别在于：理論要求人們把第一個看法當作到處都應以它為基礎的基本觀點，而把第二個看法僅當作是對第一個看法在具體情況下的一個修正。
弗裡德裡希大帝在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從西裡西亞和薩克森向奧地利發起新的攻勢時[4]，很清楚這一攻勢不可能像他對西裡西亞和薩克森的攻勢那樣導緻一次新的長期的占領，因此他當時之所以發起這一攻勢，是因為他并不想通過這一攻勢打垮奧地利，而是想達到一個次要目的，即赢得時間和力量。
他可以追求這個次要目的，而不必擔心冒存亡之危[5]。
然而盡管普魯士在1806年，奧地利在1805年和1809年為自己設定的目标比上述例子還要小得多（将法國人趕過萊茵河），但是隻要它們沒有考慮到可能出現的一系列事情（這些事情無論是在勝利還是在失敗的情況下都很有可能從行動的第一步就出現，直到媾和），它們就不可能理智地達到目标。
無論是确定在不必冒險的情況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擴大勝利，還是确定如何以及在何處能阻止敵人擴大勝利，考慮這些事情都是十分必要的。
仔細研究曆史就可以看出這兩種情況有何不同。
在18世紀的西裡西亞戰争時期，戰争還隻是政府的事情，民衆隻是作為盲目的工具參加戰争。
到了19世紀初，交戰雙方的民衆已經是戰争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了。
以往與弗裡德裡希大帝對峙的那些統帥是受他人之托而行動的，正因為如此，小心謹慎就成為他們的一個主要特征，而現在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的對手[6]簡直可以說就是戰神本身。
戰争的這些不同情況難道不應引起完全不同的思考嗎？這些不同的情況難道不應在1805年、1806年和1809年促使人們注意到在短期内就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發生極端的不幸，從而做出完全不同的努力和計劃，而不是僅以占領幾個要塞和一個不大的地區為目标嗎？ 雖然普魯士和奧地利這兩個強國在備戰時已經完全感覺到政治氛圍中正在聚積力量，它們可能面臨一場暴風雨，但是它們沒有做出相應的努力和計劃。
它們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當時對有關情況還沒有從曆史中如此清晰地總結出來。
正是1805年、1806年和1809年戰局以及後來的戰局，使我們從中較容易地抽象總結出了具有破壞力的近代絕對戰争的概念。
因此理論要求我們在研究一場戰争時，首先要根據政治要素和關系體現出來的蓋然性把握這一戰争的特點和大的輪廓。
根據這一蓋然性，戰争的特點越是接近于絕對戰争，戰争的輪廓越是更多地包括交戰國的民衆并将他們更多地卷入戰争，那麼戰事之間的聯系就越清晰，就越有必要在未考慮好最後一步時不要邁出第一步。
二、關于戰争目的的大小和投入力量的多少 我們給對手施加的壓力應該有多大，取決于我們的和對手的政治要求的大小。
假如雙方都了解對方的政治要求的大小，那麼投入力量的尺度就會是相同的。
不過，雙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總是這樣公開的，這就可能是雙方所用手段不同的第一個原因。
交戰國的位置和情況不同，這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原因。
交戰國政府的意志力、特點和能力也很少相同，這是第三個原因。
上述三個要考慮的問題使人們無法準确地計算出将遇到多大的抵抗，因此也就無法确定應該使用什麼手段，以及可以設定什麼目标。
由于如果在戰争中投入力量不足的話，不但有可能什麼都得不到，而且還有可能受到實際的損失，因此這就促使雙方力圖在力量投入方面勝過對方，從而産生了一種相互作用。
這種相互作用有可能使人們在投入力量方面設定一個極端的目标（如果對這樣一個極端目标是可以确定的話）。
然而這樣一來，人們就會不考慮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會失去與目的的所有聯系，&ldquo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rdquo這一意圖在大多數情況下就會由于自己内在情況的制約而無法實現。
于是進行戰争的人又回到折中的道路上來，在某種程度上遵循直接管用的原則采取行動，即使用剛好足以達到其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以及提出剛好足以達到其政治目的的目标。
為使該原則得以實現，他必須放棄取得任何成果的絕對必要性，不去考慮那些遙遠的可能性。
在這裡，智力活動離開了嚴格的科學、邏輯學和數學的領域而成為藝術（就這個詞的廣義而言），也就是成為一種通過判斷情況時的直覺從大量事物和關系中找出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事物和關系的能力。
這一直覺無疑或多或少就是下意識地對所有因素和關系進行比較，從而比通過嚴格的推論更快地排除那些關系不密切和不重要的因素和關系，更快地找出最密切和最重要的因素和關系。
因此，為了解為戰争要運用多少手段，我們就必須考慮敵我雙方為戰争設定的政治目的，必須考慮敵國和我國的各種力量和關系，必須考慮敵國政府和民衆的特點、能力以及我方在這些方面的情況，還必須考慮其他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系以及戰争可能給這些聯系帶來的影響。
不難理解，權衡這些錯綜複雜交織在一起的多種多樣事物的利弊是一項大的任務，隻有真正的天才的眼力才能從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東西，僅靠呆闆的思考是無法駕馭這一複雜性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拿破侖說得很對：僅靠呆闆思考的話，上述任務就會成為一道代數難題，在它面前即使是一位牛頓式的人物也會被吓退。
如果說複雜和大量的各種情況以及難以正确把握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人們在戰争中得到有利結果的難度，那麼我們必須看到，由于權衡這些複雜事物的利弊擁有無比和巨大的重要性，因此即使這些事物并未加大完成上述任務的複雜程度和難度，但它們畢竟加大了人們一旦完成這一任務所立下的功勞。
普通人的思維的自由和活力不會由于危險和責任而提高，而是受到壓制；但對少有的偉人來說，危險和責任無疑會使他們的判斷更為迅速和準确。
因此我們首先必須承認，隻有了解了所有關系的全貌（包括一時非常具體的特點），才能對一場臨近的戰争以及這場戰争可以追求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做出判斷；這一判斷像在軍事活動中的任何判斷一樣，從不可能是純粹客觀的，而是根據君主、政治家和統帥們的思維和性情特點做出的（不管這些特點是否集于一人）。
如果我們考察各國脫胎于其時代和環境的總的情況，那麼問題就具有普遍性了，更适合進行抽象的研究。
在這裡我們不得不快速地浏覽一下曆史。
半開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國[7]、中世紀的采邑主[8]和商業城市[9]、18世紀的國王們，以及19世紀的君主和民衆，他們都是以各自的方式進行戰争，使用的手段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同。
鞑靼部族總是在尋找新的居住地。
他們全族外出，攜妻帶子，因此人數衆多，是其他任何軍隊都比不上的。
他們的目标是打垮或趕走對手。
假如他們再有較高的文明程度，那麼用這些手段很快就可以打垮面前的一切。
古代共和國（除了羅馬共和國）的版圖都很小，其軍隊的規模更小，因為它們将大衆&mdash&mdash底層平民排除于軍隊之外[10]。
這些共和國數量衆多，相距又近，以至它們在自然形成的均勢中（根據一條完全普遍存在的自然法則，小的單獨存在的部分總是處于這種均勢狀态）總會遇到障礙，無法采取大的行動。
因此它們的戰争局限于對平原地區進行劫掠和占領個别城市，以便在這些地方确保後續的一定影響。
隻有羅馬共和國是個例外，但隻是在它的後期。
為争取戰利品和同盟，它長期用小規模的軍隊同鄰國進行小規模的戰鬥。
它逐漸變大，更多是通過結盟，而不是通過真正的征服。
在結盟過程中，鄰近的民族逐漸與它融為一體。
在以這種方式把自己的領土擴展到整個下意大利[11]以後，它才開始進行真正的征服活動。
迦太基滅亡了，西班牙和高盧[12]被征服了，希臘屈服了。
羅馬的統治還擴展到亞洲和埃及。
在這個時期，它沒有耗費太大的力量就擁有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因為它有充裕的财力。
這樣一來，它就與古老的共和國不同了，與以往的自己也不同了，而是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國家。
同樣，亞曆山大的戰争就其方式來說也是獨一無二的。
他用一支人數雖少但内部組織完備的軍隊推翻了亞洲國家的腐朽建築。
他一鼓作氣、毫無忌憚地進入遼闊的亞洲，一直推進到印度。
一個共和國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隻有一位國王才能如此迅速地完成這樣的事，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本人就是自己的傭兵隊長[13]。
中世紀大大小小的君主國用臣屬提供的軍隊進行他們的戰争。
在這個時期，所有行動都限制在一個短時期内；凡是在這個短時期内無法完成的事情，就隻能看作是無法實施的事情。
臣屬提供的軍隊本身是封閉的臣屬關系的産物，維系這種臣屬關系的紐帶一半是法定的義務，一半是自願的結盟，整體上其實是一個邦聯[14]。
其武器和戰術以體力強者占上風的原則和個人的戰鬥為基礎，因此不大适用于較大規模的軍隊。
總之，在曆史上沒有一個時期像這個時期，國家的結構是如此松散，每個國民是如此不受約束。
所有這些以最确切的方式決定了這個時期的戰争特點。
這一時期的戰争進行得相對迅速，軍隊很少在戰場上停留，戰争的目的大多隻是懲罰敵人，而不是打垮敵人；人們隻是掠奪敵人的牲畜，燒毀敵人的城堡，然後又返回本國。
大的商業城市和小的共和國使用雇傭兵進行戰争。
這是一種昂貴的、規模受到很大限制的作戰力量。
從他們的戰鬥力來看，其價值就更小；至于發揮最大的能量和努力，也根本談不上，以至他們在作戰時大多隻是裝裝樣子。
一句話：仇恨和敵意不再推動國家直接采取行動，而是成了國家的一個交易品；戰争中的危險大部分消失了，戰争的本性完全改變了。
人們根據戰争的本性為戰争确定的一切對這種戰争已經不适用了。
采邑制逐漸演變成對某塊領土的統治，國家的結構變得更密切了，人身義務轉變為實物義務，大部分義務逐漸被金錢支付代替，雇傭軍代替了臣屬提供的軍隊。
傭兵隊長制度是其間的過渡，因此在一段時期是較大國家的工具。
但是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不長，短期雇傭兵變成了常備雇傭兵，各國的軍隊演變成靠國庫供養的常備軍。
由于軍隊是緩慢地向常備軍這個目标發展的，自然就導緻出現這三種類型的軍隊交織并存的現象。
在亨利四世時代，臣屬提供的軍隊、傭兵隊長制度和常備軍就是同時存在的[15]。
傭兵隊長制度一直延續到三十年戰争，其個别殘迹甚至進入到18世紀。
正如這些不同時期的軍隊各具特點一樣，歐洲國家的其他情況也是各不相同的。
當時的歐洲實際上分為多個小國，其中有些是内部動蕩的共和國，有些是政府權力極為有限的、不穩定的小君主國。
一個這樣的國家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統一體，而隻是一個力量松散地聯系在一起的聚合體。
因此人們也不能把這樣的一個國家想象成是一位根據簡單的邏輯法則行事的智者。
人們應從這個觀點出發考察中世紀的對外政策和戰争。
我們隻需回想一下，德意志的皇帝們在半個世紀期間不斷地前往意大利進行遠征[16]，但從未徹底征服過該國，甚至都沒有過這樣的意圖。
将此視為一個總是反複出現的錯誤，視為一個源于時代的錯誤觀點，是容易的。
但是更為理智的是将此視為上百個重大原因的結果。
我們必要時雖然也可以設身處地去設想這些原因，但畢竟不能像與它們處于沖突之中的當事者那樣生動地去體會它們。
隻要脫胎于這種混亂的大國需要時間使自己凝聚成一個整體并發展起來，那麼它們的力量和努力就隻能主要用在這上面[17]；因此這些大國較少發動針對外部敵人的戰争，發動這樣戰争的國家一般帶有不成熟的國家聯合體的印記。
英國人針對法國的戰争[18]是最早出現的此類戰争，但畢竟法國當時還不能被視為一個真正的君主國，人們隻能把它看作多個公國和伯爵領地組成的一個聚合體；英國當時盡管更多地以一個統一體的面目出現，但畢竟是用臣屬的軍隊作戰的，而且國内動蕩不安。
法國在路易十一世[19]治下向内部統一邁了最大一步，此後在卡爾八世[20]治下它作為征服力量出現在意大利，最後在路易十四世治下，法國的國家和常備軍發展到最高程度。
西班牙在&ldquo天主教國王&rdquo斐迪南[21]治下開始統一，通過衆多偶然的聯姻，在卡爾五世[22]治下突然出現一個由西班牙、勃艮第[23]、德意志和意大利組成的龐大的西班牙君主國[24]。
這個大塊頭用金錢彌補它在一緻性和國家的内部聚合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備軍首先與法國的常備軍交戰。
卡爾五世退位後，這個龐大的西班牙大塊頭分裂為西班牙和奧地利兩部分[25]。
後者由于得到波希米亞和匈牙利而增強了力量，以一個大的強國[26]面目出現，把德意志邦聯[27]像小船一樣拖在它後面随意擺布。
我們在18世紀看到的常備軍在17世紀末（路易十四世時代）已經發展到了頂點。
這種軍隊是在征募和金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這時各國已經發展成為完整的統一國家，各國政府将其臣民的各項義務轉變為納稅，從而将其全部力量集中表現在其金庫上。
由于文化迅速發展，行政管理日益健全，這一國家力量與以前的比較起來變得非常強大。
法國可以用數十萬人的常備軍出征，其餘強國也可以根據情況派出相應的部隊。
各國的其他情況也與以前不同了。
歐洲分成了十餘個王國和數個共和國。
人們可以想象其中兩個國家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戰争，而不必像以前涉及十倍于此的其他國家。
政治關系仍然可能有多種多樣的組合，但對它們畢竟是可以看清楚的，并且有時是可以根據蓋然性予以确定的。
幾乎各國都成了内部關系十分簡單的君主國，各階層的權利和影響逐漸消失，政府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對外代表國家。
因此當時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一個有力的工具和一個獨立的意志已經能夠賦予戰争一個符合其概念的形态。
在這個時期又出現了三個新的亞曆山大式的人物：古斯塔夫·阿道夫[28]、卡爾十二世和弗裡德裡希大帝。
他們試圖借助于數量适中和組織完備的軍隊把自己的小國家建成強大的君主國，并橫掃面前的一切。
假如他們隻與亞洲的帝國作戰，那麼就其作用來說，他們與亞曆山大就更近似了。
無論如何，從他們在戰争中敢于冒險這一點來看，人們可以把他們視為拿破侖的先驅者。
不過戰争在一方面赢得的力量和結果，在另一方面又失去了。
軍隊是靠國庫維持的，而君主幾乎把國庫視為他的私人金庫，或至少把國庫看作是一個屬于政府而不屬于人民的東西。
與其他國家的關系，除了一些貿易品，大多隻觸及國庫或政府的利益而不觸及人民的利益，至少這是人們對這些概念的普遍理解。
于是政府自視為巨大财産的擁有者和管理者，不斷地努力增加财富，可是它的臣民們在這一财富的增加過程中卻不能有特别的利益。
在鞑靼人出征時，是全體人民參加戰争；在古代共和國和中世紀，是人民中的很多人（如果人們将人民這一概念限定于真正的國民的話）參加戰争；但在18世紀的這種狀态下，人民對戰争沒有任何直接的影響，而隻是通過其總的素養或缺點對戰争尚有間接的影響。
這樣由于政府脫離了人民并自視為國家，戰争也就在同樣程度上成為純粹是政府的一件事了，即政府借助于國庫的金錢以及本國和鄰國的無業遊民進行戰争。
結果是各國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有了相當明确的限度，具體是手段的規模和持續時間都有了限度，而且交戰雙方彼此都了解對方的這種限度，這就奪走了戰争的最危險的一面：努力走向極端以及與此有關的一系列難以估計到的可能性。
人們大體上知道其對手有多少金錢、财富和信貸，也知道對手的軍隊規模。
由于在戰争爆發時大規模增加這些東西是不可行的，于是人們就可以了解敵人最多會有多大力量，就可以對自己不至于全部覆滅有相當的把握；在感到自己力量有限的情況下，就會選擇一個适當的目标。
既然不會受到最極端的打擊，人們也就不再需要冒險采取最極端的行動。
必然性不再驅使人們采取最極端的行動，隻有勇氣和抱負能驅使人們這樣做，但是勇氣和抱負在國家關系中會遇到巨大的阻力。
甚至國王自己擔任統帥時也不得不謹慎地使用軍隊這一戰争工具。
如果軍隊被粉碎了，國王不可能很快就籌建起新的軍隊，而除了這支軍隊以外，他沒有任何其他戰争工具。
這就強烈要求他在采取任何行動時都特别謹慎。
隻有在人們看來出現了确切的有利時機時，人們才使用戰争這一昂貴的手段。
創造這一确切的有利時機，是統帥的一種藝術。
在這一有利時機沒有出現的時候，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就無事可做，沒有行動的理由，一切力量即所有的動機就像是靜止了。
進攻者最初的動機也就窒息于謹慎和躊躇之中。
這樣的戰争實質上已經變成一種真正的紙牌遊戲，洗牌的是時間和偶然性；戰争就其意義來說隻是一種稍加強化的外交，是一種更有力的談判方式。
在這種方式下，會戰和圍攻成了外交照會的主要内容。
即使是好勝心最強的人，其目标也隻是使自己處于一個适中的有利地位，以便在締結和約時加以利用。
我們說過，戰争之所以有這種受到限制和擠壓的形态，是因為它的基礎狹窄。
但是像古斯塔夫·阿道夫、卡爾十二世和弗裡德裡希大帝這樣出色的統帥和國王率領他們同樣出色的軍隊，卻也未能從衆多一般現象中脫穎而出，而是不得不滿足于取得一般水平的戰果，其原因在于歐洲的政治均勢。
以往歐洲有很多小國，它們之間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關系，相距近，接觸多，有親戚關系和個人熟絡，這些可以阻止個别國家迅速坐大。
而現在國家變大了，其中心相距遠了，阻止個别國家迅速坐大這一點是由更大規模的外交來做的。
政治利益、吸引力和排斥力已經形成一個非常微妙的體系，以至于如果沒有所有政府參與，在歐洲就不會燃起戰火。
因此，一位新的亞曆山大式的人物除了要手執一把利劍，還要手持一支好筆。
即便如此，他在征服其他國家方面也還是鮮有進展。
盡管路易十四世意圖改變歐洲的均勢，而且他在17世紀末已經強大到不在乎對其普遍存在的敵意的程度，但他仍是以既有方式進行戰争，因為他的軍隊雖然是最強大和最富有的君主的軍隊，但就其本性來說，與其他君主們的軍隊是一樣的。
對敵國進行掠奪和破壞，在鞑靼人、一些古老民族，甚至在中世紀都起過重要的作用，但已經不再符合時代的精神。
人們有理由将此視為無益的野蠻行徑，這種行為容易受到報複，而且它對敵國臣民的打擊甚于對敵國政府的打擊，因此沒有什麼效果，隻是用于使有關民族的文化水平永遠處于落後狀态。
因此戰争不僅就其手段，而且就其目标來說，都越來越限于軍隊本身。
軍隊和它的要塞，以及一些建成的陣地構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國内其他方面的戰争因素就慢慢地消失了。
整個歐洲都為這一趨勢而高興，認為這是智慧進步的一個必然結果。
盡管這是一種誤解，因為智慧的進步絕不會導緻自相矛盾，絕不會導緻二二得五（正如我們以前說過，而且以後還要說的那樣），但是對各國人民來說，這種變化當然還是有好的作用，隻是不可否認，這一變化更讓戰争成了隻是政府的事情，更讓人民的利益異化了。
在這個時期，一個國家如果是進攻者，那麼它的戰争計劃大多在于控制敵國的這個或那個地區；一個國家如果是防禦者，那麼它的戰争計劃就是阻止敵人實現這個計劃；各戰局計劃則是攻占敵人的這個或那個要塞，或阻止敵人攻占自己的要塞；隻是為此要不可避免地進行會戰時，才尋求和進行會戰。
誰要是在會戰可以避免的情況下隻是出于求勝心切而尋求會戰，誰就會被認為是位魯莽的統帥。
通常一個戰局隻進行一次圍攻，多的話進行兩次圍攻也就結束了，進駐越冬營地被認為是必然的休戰時期。
在冬季宿營期間，一方不能利用另一方的不利狀态而采取行動，雙方的接觸幾乎完全中斷，因此我說冬季宿營成了一個戰局中本應采取行動的一個明确界限。
如果雙方的力量過于均衡，或者主動行動的一方明顯是兵力較少的一方，那麼也不會發生會戰和圍攻，于是一個戰局的全部活動就僅圍繞着保有某些陣地和倉庫以及定期襲擾某些地區來進行。
隻要戰争普遍都是這樣進行的，隻要戰争的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總是這樣直接和顯而易見，那麼就不會有人在其中發現什麼矛盾之處，而是認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