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戰略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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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戰略
戰略這個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1]中已經确定了。
戰略就是為達到戰争目的而對戰鬥的運用。
戰略本來隻與戰鬥有關，但是戰略理論必須同時考察戰鬥實施者本身即軍隊，以及與軍隊有關的主要問題，因為戰鬥是由軍隊進行的，而且又首先對軍隊産生影響。
對戰鬥本身，戰略理論必須了解其可能取得的結果，以及運用戰鬥時最為重要的精神和情感力量。
戰略是為達到戰争目的而對戰鬥的運用，因此戰略必須為整個軍事行動規定一個符合戰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戰争計劃，并且要把應引向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動與這個目标聯系起來，也就是拟制各戰局的計劃，并在這些計劃中部署各戰鬥。
由于所有這些大多隻能根據那些與實際并不完全相符的預想來确定，而大量其他更多涉及細節的規定根本無法事先做好，因此戰略自然也就必須一起到戰場上去，以便現地部署具體問題，并在局勢的不斷要求下對總的計劃做修改，因此戰略任何時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以往的習慣做法證明，人們并不總是這樣看的，至少在總的方面。
以往在内閣中有戰略，而在軍隊中沒有戰略，隻有當内閣與軍隊的關系很密切，以至可以視為軍隊的大本營時，才允許軍中有戰略。
在拟制計劃時，理論将為戰略服務，或者更準确地說，理論将揭示事物本身以及事物之間的關系，并突出其中少數作為原則或規則的東西。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第一章[2]，其中談到戰争涉及大量重大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會明白，隻有具備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慮到所有這一切。
如果一位君主或者統帥懂得完全根據自己的目的和手段組織其戰争，做得恰如其分，那麼這就是其天賦的最好證明。
但是這一天賦的作用既不是體現在會立即引人注意的、新發明的行動形式上，也不是體現在整個行動的勝利結局中。
我們應該贊賞的是他默默做出的假設是那麼恰如其分，以及整個行動是那麼默契協調，而這些是在總的結果中才顯示出來的。
一位研究者如果根據總的結果看不到這種協調，就容易在沒有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尋找天才。
戰略所運用的手段和形式都極為簡單，而且由于經常反複運用已為人們所熟知，因此對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來說，如果不時聽到評論者裝腔作勢地強調和談論戰略，他就隻會覺得可笑。
例如出現過無數次的迂回行動，一會兒在這裡被稱贊為最具天賦的表現，一會兒在那裡被稱贊為最具洞察力的表現，甚至說迂回行動是最淵博知識的表現。
難道還有比這更無聊的奇談怪論嗎？ 更可笑的是，如果人們再想一想，正是這些評論者按照最庸俗的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論之外，隻想與物質打交道，以至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勢和優勢、時間和空間的幾個數學關系，以及幾個角和幾條線上。
如果隻有這點可憐的東西，恐怕都不能用來給小學生出道數學題。
我們認為，這裡要談的與科學公式和作業題根本無關。
物質事物的關系都是非常簡單的，難的是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
不過，即使是精神力量，也隻是在戰略的最高範疇（戰略接近于政治和政治藝術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說，是在戰略已經成為政治和政治藝術的地方）才是錯綜複雜的，精神力量的因素和關系才是多種多樣的。
在這裡，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精神力量對軍事行動規模的影響大于對行動方式的影響。
在行動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戰争的具體大小戰事中，精神力量的數值就減少了。
由此可見，在戰略上一切都非常簡單，但是并不因此就容易做到。
一旦根據國家的各種情況确定了戰争應該和可以達到的目的，那麼人們就不難找到通往此目的的道路。
但是要堅定不移地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貫徹戰争計劃，不因一千個原因而動搖一千次，除了要有十分堅強的性格外，還要有非常清醒和堅定的頭腦。
在成百上千可能優秀的人中，有的以有頭腦著稱，有的以洞察力見長，有的以果敢或意志堅定而出衆，但是也許沒有一個能兼具這些素質而成為一位高于平均水平的統帥。
在戰略上定下重要的決心，與戰術上定下決心相比，要有堅強得多的意志力，這聽上去有些奇怪，但是對了解戰争在這方面情況的人來說，這肯定是确切的。
在戰術上，情況瞬息萬變，指揮官感覺自己像是要被旋渦卷走一樣，必須冒着生命的危險與它搏鬥，要壓住不斷升起的種種疑慮，勇敢地冒險前進。
而在戰略上，一切進行得緩慢得多，對自己和他人的疑慮、異議和看法，乃至不合時宜的懊悔等都給予了大得多的空間。
在戰術上至少有一半事物是人們用肉眼能看到的，而在戰略上一切都不得不依靠猜想和揣測，因此說服力也就較弱。
這樣的後果是，大多數将領在應該行動時卻陷入錯誤的疑慮之中。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曆史，看一看弗裡德裡希大帝的1760年戰局[3]。
這次戰局以漂亮的行軍和機動聞名，被評論界稱贊為戰略大師的真正的藝術傑作。
那麼我們對國王反複對道恩的左翼側和右翼側進行迂回，是應該佩服得五體投地嗎？我們是應該把這種做法看作深邃智慧的表現嗎？不是的。
如果自然地和不誇張地對此進行評價，那麼我們就不能這樣做。
我們更應該首先贊賞弗裡德裡希大帝的智慧，在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個大目标時，他沒有做任何力不從心的事，而是采取剛好能夠達到目的的行動。
我們不僅在這次戰局中可以見識統帥的這一智慧，而且在這位傑出的國王所進行的全部三次戰争[4]中均能見到。
弗裡德裡希大帝當時的目的是将西裡西亞[5]帶入安全的港灣，即要簽訂一個得到很好擔保的和約，以确保對西裡西亞的占有。
作為一個小國的首腦（普魯士的大部分情況與其他國家相似，隻是由于一些行政部門先進而較其他國家更優秀），他不可能成為亞曆山大[6]，而假如他像卡爾十二世那樣行事，就也會像他那樣被打碎腦袋[7]。
因此我們在國王的全部戰法中可以看到他那種總是保持平衡的、沉着的力量，這種力量從不缺乏堅定，在緊急時刻能發揮到令人驚訝的地步，而在接下來的時刻又能再度恢複平穩，服從于政治上最微小的事項。
無論是虛榮心、榮譽心還是複仇心，都不能使他離開這條軌道，正是這條軌道把他引向鬥争的勝利結局。
以上這幾句話對這位偉大統帥在這方面的成就還遠無法給予足夠的評價，人們隻有仔細審視這次鬥争的不可思議的結局，并探尋帶來這種結局的原因，才會深信，正是國王敏銳的洞察力引導他幸運地從所有暗礁旁通過。
這是這位傑出的統帥讓我們欽佩的一個方面。
這一點在1760年戰局和所有其他戰局中都有表現，但在1760年戰局中更為突出，因為他在任何其他戰局中都不像在這次戰局中以如此少的損失與如此占優勢的敵人保持了均勢。
這位偉大統帥讓我們欽佩的另一個方面涉及實施時面臨的困難。
制訂向左和向右迂回行軍的計劃是容易的；總是集中自己有限的兵力，以便在任何地點都能與分散之敵抗衡，以快速的運動使自己的力量得以倍增，同樣也是不難想到的。
迂回這一發明并不能喚起我們的欽佩。
對于這些簡單的事情，除了承認它們簡單以外，沒有什麼其他可說的。
但是如果有哪位統帥能嘗試仿效弗裡德裡希大帝，把這些再做一次，就知道其面臨的危險了！很多親曆過這一切的著作家在事後很久還說起當時國王設營時面臨的危險，甚至說他輕率。
我們不懷疑，他當時設營時面臨的危險看上去比事後看要大三倍。
同樣，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往往在敵軍的火炮射程之内）行軍也面臨這樣的危險。
弗裡德裡希大帝敢于這樣設營和行軍，是因為他從道恩的行事方式、部署方式以及他的擔當大小和性格中找到了根據，因此國王的設營和行軍是大膽的，但并不輕率。
為了這樣看待問題，而不是被那種人們在30年後仍在描繪和談論的危險所迷惑和吓到，需要有國王的大膽、果斷和堅定意志。
在他當時的處境下，恐怕沒有幾位統帥會認為這些簡單的戰略手段是可行的。
國王在實施機動時還面臨另外一個困難：在這次戰局中，國王的部隊不停地在運動。
它曾兩次（7月初和8月初）在有拉齊[8]追擊的情況下尾随着道恩，沿着難以行走的小路從易北河[9]向西裡西亞行軍[10]。
部隊必須時刻做好戰鬥準備，并巧妙地組織行軍，從而不得不忍受極大的勞頓。
盡管有數千輛辎重車随行，甚至妨礙了行軍，但是部隊的給養仍然極為匮乏。
在西裡西亞，部隊在利格尼茨會戰[11]前不得不連續行軍八晝夜，而且總是在敵陣地前面。
這要求付出極大的勞頓和困苦。
人們難道可以認為國王的這些機動是在部隊這部機器中沒有強烈阻力的情況下就得以實施的？難道統帥運用其智慧去調遣部隊，就像戰地測繪兵轉動他手中的步天規[12]那樣輕而易舉？這些可憐的、又饑又渴的弟兄疲憊不堪的樣子能不千百次地刺痛指揮官們和這位最高統帥的心嗎？難道因此而産生的牢騷和怨言不會傳進統帥的耳朵嗎？如果不是對統帥的偉大和正确有無比的信任，一個普通人能有勇氣追求與統帥相同的目标嗎？這樣的勞頓難道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士氣低落和秩序渙散，簡而言之，不是必然要葬送部隊的尚武精神嗎？這正是我們應該佩服的地方，我們不得不欽佩的正是機動成功的奇迹。
但是隻有那些有過親身體驗的人才能充分感受到這一切。
對那些隻從書本和訓練場上認識戰争的人來說，軍事活動所面臨的這些阻力是根本不存在的。
因此但願他們能滿懷信任地從我們這裡接受其自己的經驗所無法提供的東西吧！ 通過上述例子，我們是想進一步表明我們的觀點。
現在，在這一章結束時，我們簡單說一下，在論述戰略時，我們将以我們的方式闡述那些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戰略因素的特點（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
我們的方法是先談各個部分，然後再談整體，最後以整個軍事活動的聯系（戰争計劃和戰局計劃）結束。
注[13]：在第二篇較早的一份修改稿中，作者對以下幾段文字親筆标明，&ldquo用于第三篇第一章&rdquo，但是作者未能實現修改這一章的計劃，因此我們将這幾段文字全部附錄如下： 把部隊部署在某一地點，隻表明在那裡有可能發生戰鬥，但并不總是真的發生戰鬥。
那麼人們現在應該把這種可能性視為現實，視為一個确實發生的事情嗎？當然應該。
有可能發生的戰鬥會由于其一旦發生而産生的後果而成為真正的戰鬥。
這種發生戰鬥的可能性所産生的影響無論是什麼，總是有的。
考慮到後果，必須将可能發生的戰鬥視為真正的戰鬥 如果派出一支小部隊去封鎖逃敵的退路，敵人随後沒有繼續戰鬥就投降了，那麼正是由于派去的這支小部隊準備對敵進行戰鬥，才使敵人做出了投降決定。
如果我軍的一部占領了敵人的一個未設防地區，從而使敵人失去原本可用于補充兵力的大批力量，那麼我軍之所以能夠占有這個地區，隻是因為我們派去的部隊讓敵人看到：如果他要奪回這個地區，我軍就要與他戰鬥。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戰鬥隻是有可能發生，就已經産生了後果，因此這種可能性就成為實際的東西。
假設敵人在以上兩種情況下以優勢兵力與我軍對峙，迫使我軍未經戰鬥即放棄自己的目的，那麼即使我們沒有達到目的，但我們原準備在這一點上與敵人進行的戰鬥畢竟還是有效果的，因為它把敵人的兵力吸引過去了。
即使整個行動給我們帶來了損失，我們也不能說這些部署（這些可能發生的戰鬥）沒有效果。
其效果與一次失利戰鬥的效果相似。
由此可見，消滅敵軍和戰勝敵人隻有通過戰鬥的效果才能實現，無論戰鬥是真的進行了，還是僅是挑戰，敵人并未應戰。
戰鬥的雙重目的 然而戰鬥的這些效果也是雙重的，即直接的和間接的。
如果有其他對象出現并成為戰鬥的目的，而這些對象本身還不能被視為消滅敵軍，而是要通過它們消滅敵軍，也就是說要通過它們迂回地、但卻以更大的力量去消滅敵軍，那麼這種戰鬥的效果就是間接的。
占領某些地區、城市、要塞、道路、橋梁、物資庫等，可能是一次戰鬥的直接目的，但絕不是最終目的。
這些對象始終隻能看作為取得更大優勢而采取的手段，其目的是最後在敵人無力應戰的情況下向其發起戰鬥。
因此這些對象隻能看作中間環節，看作通往有效要素[14]的階梯，而決不能看作有效要素本身。
例子 當聯軍于1814年攻占拿破侖的首都時，聯軍的戰争目的達到了。
源于巴黎的政治上的分裂起了作用，一道巨大的裂痕使拿破侖這位皇帝的權勢崩潰。
盡管如此，對這一切，人們必須從以下觀點來考察：由于權勢的崩潰，拿破侖的戰鬥力和抵抗能力驟然大幅下降，而聯軍的優勢以同等程度增加，因此拿破侖當時不可能進行任何抵抗了。
他的這一不可能性才使聯軍有可能與法國媾和。
假設聯軍在這一時刻由于外在的情況受到了同樣程度的削弱，失去了優勢，那麼聯軍占領巴黎的全部效果和重要性也就消失了。
我們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概念，是想指出這些概念是重要的，因為這些概念是對事物自然的和唯一正确的認識。
有了這種認識，人們就會不斷地考慮：在戰争和戰局中的每一時刻，敵我雙方要向對方發起的大小戰鬥會有怎樣的後果？在制訂戰局計劃或者戰争計劃時，隻有這個問題決定那些一開始就必須采取的舉措。
如果人們不這樣看問題，就會對其他問題做出錯誤的評價 如果人們不習慣于把戰争和戰争中的各個戰局看成一條由一個引起另一個的多個戰鬥組成的鍊條，如果人們認為占領某些地點或者未設防的地區本身就有些許價值，那麼人們就容易把這樣的占領看作可以順帶唾手可得的好處。
如果人們是這樣看問題，而不是把這樣的占領看作一系列戰事中的一個環節，那麼人們就不會考慮這樣的占領以後是否會帶來較大的不利。
這種錯誤在戰史中真是屢見不鮮。
我們可以說：如同商人不能把一次交易所得的利潤安全地擱置在一旁，在戰争中也不能把一次行動得到的好處與整個戰争的結局分割開；如同商人應以其全部财富采取行動，在戰争中也隻有最終結局才能決定各次行動的得失。
如果統帥盡其眼力的預見能力所及，始終盯住一系列戰鬥，那麼他就始終是沿着徑直的道路前往目标，此時力量的運動就具有了一種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響的速度，也就是說意願和行動就具有了一種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響的能量。
*** [1]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第二篇第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2]指本卷第一篇第一章《戰争是什麼》。
&mdash&mdash譯者注 [3]1760年戰局是七年戰争中第五年的戰局，主要包括利格尼茨會戰和托爾高會戰。
在這一年裡，弗裡德裡希二世以自己有限的兵力多次進行機動和行軍，與優勢之敵周旋，保持了勢均力敵的狀态，因此有人将1760年戰局稱為機動行軍戰局。
&mdash&mdash譯者注 [4]指第一次西裡西亞戰争（1740&mdash1742）、第二次西裡西亞戰争（1744&mdash1745）和七年戰争（1756&mdash1763）。
&mdash&mdash譯者注 [5]西裡西亞（Schlesien），中歐奧得河中、上遊流域的地區，面積40,319平方公裡。
今大部分屬波蘭，小部分屬德國和捷克。
&mdash&mdash譯者注 [6]指亞曆山大大帝（AlexanderderGrosse，公元前356&mdash前323），即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三世。
公元前4世紀，他先後征服古波斯、腓尼基、埃及、印度等地，建立了亞曆山大帝國。
&mdash&mdash譯者注 [7]1718年12月11日，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在圍攻挪威城市弗雷特裡克斯哈爾特（Fredrikshald）時，頭部中彈身亡。
&mdash&mdash譯者注 [8]拉齊（FranzMoritzGrafvonLacy，1725&mdash1801），伯爵，愛爾蘭裔奧地利元帥。
曾參加七年戰争和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争，多次擊敗普魯士軍隊。
&mdash&mdash譯者注 [9]易北河（dieElbe），中歐的一條河流，發源于捷克，大部分流經德國，流入北海，長1165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0]指1760年戰局中弗裡德裡希二世為馳援西裡西亞而進行的兩次行軍。
第一次在7月初，當時奧地利的道恩搶先進入西裡西亞，準備阻擊弗裡德裡希二世，于是弗裡德裡希二世突然回頭襲擊奧地利的拉齊，并圍攻德累斯頓。
第二次在8月初，道恩接受上次教訓，在弗裡德裡希二世的右前方，幾乎是平行行軍，并派拉齊尾随普軍。
弗裡德裡希二世的這兩次行軍都是在随時可能與敵人遭遇的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
&mdash&mdash譯者注 [11]1760年弗裡德裡希二世從薩克森率領約2.4萬人第二次開赴西裡西亞，被道恩、勞東、拉齊率奧軍9萬餘人阻于利格尼茨（Liegnitz，即今波蘭下西裡西亞省萊格尼察市）。
8月14日午夜，奧軍分多路對普軍進行包圍，但由于彼此協調不佳，道恩所率主力出現行軍路線交叉和迷路等問題，而且未及時發現普軍已經離開營壘，最後未能成功救援孤軍戰鬥的勞東，反被弗裡德裡希二世迂回。
普軍突圍成功，得以與海因裡希親王會合，奪回西裡西亞部分土地。
&mdash&mdash譯者注 [12]步天規（dasAbstrolabium），一種根據時間、星位、方向、高度角等之間關系對其中要素進行測算的儀器。
&mdash&mdash譯者注 [13]此注為編者所作。
&mdash&mdash譯者注 [14]指消滅敵人軍隊。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章 戰略要素 人們可以将戰略中引起戰鬥運用的原因适當地分為幾類要素，即精神要素、物質要素、數學要素、地理學要素和統計學要素。
由精神特性和作用引起的一切可歸為第一類；軍隊的規模、編成、兵種比例等可歸為第二類；行動線[1]的角度、向心運動和離心運動（隻要其幾何特性有計算價值）可歸為第三類；制高點、山脈、河流、林地、道路等地形的影響可歸為第四類；最後，補給手段等可歸為第五類。
對這些要素分開考慮是有好處的，可以使概念明确，很快估計出這些不同類别要素的大小價值，因為人們分别考慮這些要素時，某些要素就會自行失去其虛假的重要性。
例如，即使人們認為行動基地[2]的價值無非在于行動線的位置，但是人們還是很快就能感到，在行動線這一簡單的形式中，行動基地的價值還是很少取決于行動線相互構成的角這一幾何要素，而是更多地取決于行動線所通過的道路和地形情況。
然而如果人們想根據這些要素來研究戰略，那麼這将是人們所能擁有的最不幸的想法，因為這些要素在每個軍事活動中大多有多重和内在的聯系。
人們會在最脫離實際的分析中迷失自己，會像在夢魇中一直徒勞地試圖自這些抽象的地基向對面現實世界的各種現象架設拱橋。
願上天保佑，不要有哪個理論家開始做這樣的事。
我們要遵循現實世界的完整性，不使我們的分析超過讀者對我們的想法所能理解的程度。
我們欲告知的想法并不是從抽象的研究中得來的，而是來自整個戰争現象給我們的印象。
*** [1]行動線（Operationslinie），英國軍事理論家勞埃德于18世紀下半葉提出的概念，指部隊的補給線、交通線，或泛指部隊離開行動基地後的運動路線。
如果部隊的補給或運動依賴唯一一條道路，則沿這條道路形成一條行動線。
在有多條道路可選擇的情況下，行動線也可以是一條泛指的線。
行動線有單雙、内外、離心、向心之分。
&mdash&mdash譯者注 [2]行動基地（Operationsbasis），行動線的起點或受到保護的有補充兵員和給養的地域。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三章 精神要素 我們必須再來談談在第二篇[1]第三章中觸及過的精神要素，因為它們是戰争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精神要素貫穿于整個戰争領域，它們與推動和支配整個力量的意志更早、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體，因為意志本身也是一種精神要素。
遺憾的是，在一切書本知識中很難找到它們，因為它們既不能表達為數字，也不能被分為等級，而隻願被人們看到或者感受到。
軍隊、統帥和政府的智慧和其他精神特性，作戰地區民衆的情緒，一次勝利或大敗的精神作用，這些本身都是極為不同的，對我們的目的和所處的情況又可能産生極為不同的影響。
盡管書本中對這些問題少有或者根本沒有論述，但它們畢竟與構成戰争的其他内容一樣，屬于軍事藝術理論的範疇。
我必須再說一遍：如果人們按舊的方式，不考慮所有精神要素而去制定規則和原則，一旦有精神要素出現，就把它們算作例外，并在一定程度上對這種例外做出&ldquo科學的&rdquo規定，即使之成為規則，或者如果人們呼籲超乎一切規則之上的天才這樣做，實際上等于宣告說，規則不僅是為愚蠢之人寫的，而且規則本身确實也是愚蠢的，那麼這隻能是一種可憐的哲學。
即使軍事藝術的理論确實隻能做到提醒人們注意這些精神要素，并指出有必要尊重和一并考慮精神要素的全部價值，那它就已經把自己的範圍擴大到精神領域了，而且通過确立這些觀點，預先對那些在它這位法官面前隻想用力量的物質關系做辯護的人做出了判決。
而且出于為其餘的所謂規則考慮，理論也不應該把精神要素排斥在它的範圍之外，因為物質力量的作用與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會像合金那樣為化學反應所分解。
理論在制定每一條涉及物質力量的規則時，都必須考慮精神要素可能占有的部分，否則理論就會被誤導為絕對的條文，有時過于小心和局限，有時又過于狂妄和寬泛。
甚至最不涉及精神内容的理論也必然會不知不覺地進入到這個精神帝國，如果不顧及精神的影響，任何問題（例如勝利的作用）都得不到說明。
同樣，我們在本篇論述的大部分問題也是既涉及物質的原因和作用，又涉及精神的原因和作用。
可以說，物質的原因和作用幾乎隻是以武器木柄的形象出現，而精神的原因和作用才是貴金屬，才是真正的鋒利的武器。
曆史最能證明精神要素的價值，最能展示其經常令人難以置信的影響，這是統帥的才智從曆史中能夠汲取的最寶貴和最純正的養料。
在這裡必須指出，與理論闡述、評論式探讨和學術研究相比，各種感受、總體印象以及個别的思想火花更能播下豐富心靈的智慧種子。
我們可以從頭至尾地考察戰争中最主要的精神現象，并且以一位勤勉講師那樣的細緻試着介紹每個精神現象的利弊，但是運用這一方法很容易陷入一般和平庸，在進行分析時很快會忽視實質，不知不覺地去講述那些衆人皆知的東西。
因此我們在這裡甯願比在其他地方更多地采用不全面和不完整的講述方法，泛泛地使大家注意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并指出本篇所有論點的精神實質。
*** [1]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第一篇。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四章 主要的精神力量 主要的精神力量是統帥的才能、軍隊的尚武精神以及軍隊的民族精神。
沒有人能籠統地确定這些主要精神力量中的哪一個價值更大，因為僅是說出一些它們的内容就已經很困難了，對它們進行比較就更困難了。
最好的方法是對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重視。
但是人們在進行判斷時卻總是有些古怪地來回搖擺，時而重視這一方面，時而又重視那一方面。
比較妥當的辦法是用充分的史實來說明這三個精神力量的顯而易見的作用。
的确，近代歐洲各國的軍隊在技能和訓練方面幾乎達到了相同水平，作戰方法也成為一套幾乎是各國軍隊通用的方法，用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得到了順乎自然的發展，以至不再可能期待統帥運用什麼狹義上的特别的手段（例如像弗裡德裡希二世那樣運用斜向戰鬥序列）。
因此不容否認，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軍隊的民族精神和作戰經驗有着更大的作用，而長期的和平又可能會改變這種情況。
軍隊的民族精神（熱情、狂熱、信仰和見解）在山地戰中的表現最為強烈。
在這裡，自上而下直至每個士兵都是自負其責作戰的。
僅出于這個原因，山地對于民衆武裝就是最好的戰場。
軍人經過訓練得到的技能和經過錘煉形成的勇敢精神（它使軍隊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就像一塊鑄鐵鍛造出來的一樣），在開闊的平原上最能發揮其優勢。
統帥的才能在一個溝壑縱橫、丘陵衆多的地形上最能得到發揮。
在山地，統帥很難指揮各部隊，而要指揮所有的部隊又力所不及；在開闊的平原上，指揮過于簡單，無法充分展現他的能力。
人們在制訂作戰草案時，應該考慮到上述這些顯而易見的相近關系。
第五章 軍隊的尚武精神 軍隊的尚武精神不同于單純的勇敢，更不同于對戰争事業的熱情。
勇敢固然是尚武精神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普通人的勇敢是一種天賦的品質，而軍人作為軍隊的一部分，其勇敢是可以通過戰鬥經驗和訓練培養出來的，因此軍人勇敢的取向與普通人勇敢的取向必然是不同的，它必須擺脫普通勇敢所固有的那種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
戰略就是為達到戰争目的而對戰鬥的運用。
戰略本來隻與戰鬥有關，但是戰略理論必須同時考察戰鬥實施者本身即軍隊，以及與軍隊有關的主要問題，因為戰鬥是由軍隊進行的，而且又首先對軍隊産生影響。
對戰鬥本身，戰略理論必須了解其可能取得的結果，以及運用戰鬥時最為重要的精神和情感力量。
戰略是為達到戰争目的而對戰鬥的運用，因此戰略必須為整個軍事行動規定一個符合戰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戰争計劃，并且要把應引向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動與這個目标聯系起來，也就是拟制各戰局的計劃，并在這些計劃中部署各戰鬥。
由于所有這些大多隻能根據那些與實際并不完全相符的預想來确定，而大量其他更多涉及細節的規定根本無法事先做好，因此戰略自然也就必須一起到戰場上去，以便現地部署具體問題，并在局勢的不斷要求下對總的計劃做修改，因此戰略任何時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以往的習慣做法證明，人們并不總是這樣看的，至少在總的方面。
以往在内閣中有戰略，而在軍隊中沒有戰略，隻有當内閣與軍隊的關系很密切，以至可以視為軍隊的大本營時，才允許軍中有戰略。
在拟制計劃時，理論将為戰略服務，或者更準确地說，理論将揭示事物本身以及事物之間的關系，并突出其中少數作為原則或規則的東西。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第一章[2]，其中談到戰争涉及大量重大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會明白，隻有具備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慮到所有這一切。
如果一位君主或者統帥懂得完全根據自己的目的和手段組織其戰争，做得恰如其分，那麼這就是其天賦的最好證明。
但是這一天賦的作用既不是體現在會立即引人注意的、新發明的行動形式上，也不是體現在整個行動的勝利結局中。
我們應該贊賞的是他默默做出的假設是那麼恰如其分，以及整個行動是那麼默契協調，而這些是在總的結果中才顯示出來的。
一位研究者如果根據總的結果看不到這種協調，就容易在沒有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尋找天才。
戰略所運用的手段和形式都極為簡單，而且由于經常反複運用已為人們所熟知，因此對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來說，如果不時聽到評論者裝腔作勢地強調和談論戰略，他就隻會覺得可笑。
例如出現過無數次的迂回行動，一會兒在這裡被稱贊為最具天賦的表現，一會兒在那裡被稱贊為最具洞察力的表現，甚至說迂回行動是最淵博知識的表現。
難道還有比這更無聊的奇談怪論嗎？ 更可笑的是，如果人們再想一想，正是這些評論者按照最庸俗的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論之外，隻想與物質打交道，以至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勢和優勢、時間和空間的幾個數學關系，以及幾個角和幾條線上。
如果隻有這點可憐的東西，恐怕都不能用來給小學生出道數學題。
我們認為，這裡要談的與科學公式和作業題根本無關。
物質事物的關系都是非常簡單的，難的是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
不過，即使是精神力量，也隻是在戰略的最高範疇（戰略接近于政治和政治藝術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說，是在戰略已經成為政治和政治藝術的地方）才是錯綜複雜的，精神力量的因素和關系才是多種多樣的。
在這裡，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精神力量對軍事行動規模的影響大于對行動方式的影響。
在行動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戰争的具體大小戰事中，精神力量的數值就減少了。
由此可見，在戰略上一切都非常簡單，但是并不因此就容易做到。
一旦根據國家的各種情況确定了戰争應該和可以達到的目的，那麼人們就不難找到通往此目的的道路。
但是要堅定不移地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貫徹戰争計劃，不因一千個原因而動搖一千次，除了要有十分堅強的性格外，還要有非常清醒和堅定的頭腦。
在成百上千可能優秀的人中，有的以有頭腦著稱，有的以洞察力見長，有的以果敢或意志堅定而出衆，但是也許沒有一個能兼具這些素質而成為一位高于平均水平的統帥。
在戰略上定下重要的決心，與戰術上定下決心相比，要有堅強得多的意志力，這聽上去有些奇怪，但是對了解戰争在這方面情況的人來說，這肯定是确切的。
在戰術上，情況瞬息萬變，指揮官感覺自己像是要被旋渦卷走一樣，必須冒着生命的危險與它搏鬥，要壓住不斷升起的種種疑慮，勇敢地冒險前進。
而在戰略上，一切進行得緩慢得多，對自己和他人的疑慮、異議和看法，乃至不合時宜的懊悔等都給予了大得多的空間。
在戰術上至少有一半事物是人們用肉眼能看到的，而在戰略上一切都不得不依靠猜想和揣測，因此說服力也就較弱。
這樣的後果是，大多數将領在應該行動時卻陷入錯誤的疑慮之中。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曆史，看一看弗裡德裡希大帝的1760年戰局[3]。
這次戰局以漂亮的行軍和機動聞名，被評論界稱贊為戰略大師的真正的藝術傑作。
那麼我們對國王反複對道恩的左翼側和右翼側進行迂回，是應該佩服得五體投地嗎？我們是應該把這種做法看作深邃智慧的表現嗎？不是的。
如果自然地和不誇張地對此進行評價，那麼我們就不能這樣做。
我們更應該首先贊賞弗裡德裡希大帝的智慧，在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個大目标時，他沒有做任何力不從心的事，而是采取剛好能夠達到目的的行動。
我們不僅在這次戰局中可以見識統帥的這一智慧，而且在這位傑出的國王所進行的全部三次戰争[4]中均能見到。
弗裡德裡希大帝當時的目的是将西裡西亞[5]帶入安全的港灣，即要簽訂一個得到很好擔保的和約，以确保對西裡西亞的占有。
作為一個小國的首腦（普魯士的大部分情況與其他國家相似，隻是由于一些行政部門先進而較其他國家更優秀），他不可能成為亞曆山大[6]，而假如他像卡爾十二世那樣行事，就也會像他那樣被打碎腦袋[7]。
因此我們在國王的全部戰法中可以看到他那種總是保持平衡的、沉着的力量，這種力量從不缺乏堅定，在緊急時刻能發揮到令人驚訝的地步，而在接下來的時刻又能再度恢複平穩，服從于政治上最微小的事項。
無論是虛榮心、榮譽心還是複仇心，都不能使他離開這條軌道，正是這條軌道把他引向鬥争的勝利結局。
以上這幾句話對這位偉大統帥在這方面的成就還遠無法給予足夠的評價，人們隻有仔細審視這次鬥争的不可思議的結局，并探尋帶來這種結局的原因，才會深信，正是國王敏銳的洞察力引導他幸運地從所有暗礁旁通過。
這是這位傑出的統帥讓我們欽佩的一個方面。
這一點在1760年戰局和所有其他戰局中都有表現，但在1760年戰局中更為突出，因為他在任何其他戰局中都不像在這次戰局中以如此少的損失與如此占優勢的敵人保持了均勢。
這位偉大統帥讓我們欽佩的另一個方面涉及實施時面臨的困難。
制訂向左和向右迂回行軍的計劃是容易的；總是集中自己有限的兵力，以便在任何地點都能與分散之敵抗衡，以快速的運動使自己的力量得以倍增，同樣也是不難想到的。
迂回這一發明并不能喚起我們的欽佩。
對于這些簡單的事情，除了承認它們簡單以外，沒有什麼其他可說的。
但是如果有哪位統帥能嘗試仿效弗裡德裡希大帝，把這些再做一次，就知道其面臨的危險了！很多親曆過這一切的著作家在事後很久還說起當時國王設營時面臨的危險，甚至說他輕率。
我們不懷疑，他當時設營時面臨的危險看上去比事後看要大三倍。
同樣，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往往在敵軍的火炮射程之内）行軍也面臨這樣的危險。
弗裡德裡希大帝敢于這樣設營和行軍，是因為他從道恩的行事方式、部署方式以及他的擔當大小和性格中找到了根據，因此國王的設營和行軍是大膽的，但并不輕率。
為了這樣看待問題，而不是被那種人們在30年後仍在描繪和談論的危險所迷惑和吓到，需要有國王的大膽、果斷和堅定意志。
在他當時的處境下，恐怕沒有幾位統帥會認為這些簡單的戰略手段是可行的。
國王在實施機動時還面臨另外一個困難：在這次戰局中，國王的部隊不停地在運動。
它曾兩次（7月初和8月初）在有拉齊[8]追擊的情況下尾随着道恩，沿着難以行走的小路從易北河[9]向西裡西亞行軍[10]。
部隊必須時刻做好戰鬥準備，并巧妙地組織行軍，從而不得不忍受極大的勞頓。
盡管有數千輛辎重車随行，甚至妨礙了行軍，但是部隊的給養仍然極為匮乏。
在西裡西亞，部隊在利格尼茨會戰[11]前不得不連續行軍八晝夜，而且總是在敵陣地前面。
這要求付出極大的勞頓和困苦。
人們難道可以認為國王的這些機動是在部隊這部機器中沒有強烈阻力的情況下就得以實施的？難道統帥運用其智慧去調遣部隊，就像戰地測繪兵轉動他手中的步天規[12]那樣輕而易舉？這些可憐的、又饑又渴的弟兄疲憊不堪的樣子能不千百次地刺痛指揮官們和這位最高統帥的心嗎？難道因此而産生的牢騷和怨言不會傳進統帥的耳朵嗎？如果不是對統帥的偉大和正确有無比的信任，一個普通人能有勇氣追求與統帥相同的目标嗎？這樣的勞頓難道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士氣低落和秩序渙散，簡而言之，不是必然要葬送部隊的尚武精神嗎？這正是我們應該佩服的地方，我們不得不欽佩的正是機動成功的奇迹。
但是隻有那些有過親身體驗的人才能充分感受到這一切。
對那些隻從書本和訓練場上認識戰争的人來說，軍事活動所面臨的這些阻力是根本不存在的。
因此但願他們能滿懷信任地從我們這裡接受其自己的經驗所無法提供的東西吧！ 通過上述例子，我們是想進一步表明我們的觀點。
現在，在這一章結束時，我們簡單說一下，在論述戰略時，我們将以我們的方式闡述那些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戰略因素的特點（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
我們的方法是先談各個部分，然後再談整體，最後以整個軍事活動的聯系（戰争計劃和戰局計劃）結束。
注[13]：在第二篇較早的一份修改稿中，作者對以下幾段文字親筆标明，&ldquo用于第三篇第一章&rdquo，但是作者未能實現修改這一章的計劃，因此我們将這幾段文字全部附錄如下： 把部隊部署在某一地點，隻表明在那裡有可能發生戰鬥，但并不總是真的發生戰鬥。
那麼人們現在應該把這種可能性視為現實，視為一個确實發生的事情嗎？當然應該。
有可能發生的戰鬥會由于其一旦發生而産生的後果而成為真正的戰鬥。
這種發生戰鬥的可能性所産生的影響無論是什麼，總是有的。
考慮到後果，必須将可能發生的戰鬥視為真正的戰鬥 如果派出一支小部隊去封鎖逃敵的退路，敵人随後沒有繼續戰鬥就投降了，那麼正是由于派去的這支小部隊準備對敵進行戰鬥，才使敵人做出了投降決定。
如果我軍的一部占領了敵人的一個未設防地區，從而使敵人失去原本可用于補充兵力的大批力量，那麼我軍之所以能夠占有這個地區，隻是因為我們派去的部隊讓敵人看到：如果他要奪回這個地區，我軍就要與他戰鬥。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戰鬥隻是有可能發生，就已經産生了後果，因此這種可能性就成為實際的東西。
假設敵人在以上兩種情況下以優勢兵力與我軍對峙，迫使我軍未經戰鬥即放棄自己的目的，那麼即使我們沒有達到目的，但我們原準備在這一點上與敵人進行的戰鬥畢竟還是有效果的，因為它把敵人的兵力吸引過去了。
即使整個行動給我們帶來了損失，我們也不能說這些部署（這些可能發生的戰鬥）沒有效果。
其效果與一次失利戰鬥的效果相似。
由此可見，消滅敵軍和戰勝敵人隻有通過戰鬥的效果才能實現，無論戰鬥是真的進行了，還是僅是挑戰，敵人并未應戰。
戰鬥的雙重目的 然而戰鬥的這些效果也是雙重的，即直接的和間接的。
如果有其他對象出現并成為戰鬥的目的，而這些對象本身還不能被視為消滅敵軍，而是要通過它們消滅敵軍，也就是說要通過它們迂回地、但卻以更大的力量去消滅敵軍，那麼這種戰鬥的效果就是間接的。
占領某些地區、城市、要塞、道路、橋梁、物資庫等，可能是一次戰鬥的直接目的，但絕不是最終目的。
這些對象始終隻能看作為取得更大優勢而采取的手段，其目的是最後在敵人無力應戰的情況下向其發起戰鬥。
因此這些對象隻能看作中間環節，看作通往有效要素[14]的階梯，而決不能看作有效要素本身。
例子 當聯軍于1814年攻占拿破侖的首都時，聯軍的戰争目的達到了。
源于巴黎的政治上的分裂起了作用，一道巨大的裂痕使拿破侖這位皇帝的權勢崩潰。
盡管如此，對這一切，人們必須從以下觀點來考察：由于權勢的崩潰，拿破侖的戰鬥力和抵抗能力驟然大幅下降，而聯軍的優勢以同等程度增加，因此拿破侖當時不可能進行任何抵抗了。
他的這一不可能性才使聯軍有可能與法國媾和。
假設聯軍在這一時刻由于外在的情況受到了同樣程度的削弱，失去了優勢，那麼聯軍占領巴黎的全部效果和重要性也就消失了。
我們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概念，是想指出這些概念是重要的，因為這些概念是對事物自然的和唯一正确的認識。
有了這種認識，人們就會不斷地考慮：在戰争和戰局中的每一時刻，敵我雙方要向對方發起的大小戰鬥會有怎樣的後果？在制訂戰局計劃或者戰争計劃時，隻有這個問題決定那些一開始就必須采取的舉措。
如果人們不這樣看問題，就會對其他問題做出錯誤的評價 如果人們不習慣于把戰争和戰争中的各個戰局看成一條由一個引起另一個的多個戰鬥組成的鍊條，如果人們認為占領某些地點或者未設防的地區本身就有些許價值，那麼人們就容易把這樣的占領看作可以順帶唾手可得的好處。
如果人們是這樣看問題，而不是把這樣的占領看作一系列戰事中的一個環節，那麼人們就不會考慮這樣的占領以後是否會帶來較大的不利。
這種錯誤在戰史中真是屢見不鮮。
我們可以說：如同商人不能把一次交易所得的利潤安全地擱置在一旁，在戰争中也不能把一次行動得到的好處與整個戰争的結局分割開；如同商人應以其全部财富采取行動，在戰争中也隻有最終結局才能決定各次行動的得失。
如果統帥盡其眼力的預見能力所及，始終盯住一系列戰鬥，那麼他就始終是沿着徑直的道路前往目标，此時力量的運動就具有了一種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響的速度，也就是說意願和行動就具有了一種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響的能量。
*** [1]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第二篇第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2]指本卷第一篇第一章《戰争是什麼》。
&mdash&mdash譯者注 [3]1760年戰局是七年戰争中第五年的戰局，主要包括利格尼茨會戰和托爾高會戰。
在這一年裡，弗裡德裡希二世以自己有限的兵力多次進行機動和行軍，與優勢之敵周旋，保持了勢均力敵的狀态，因此有人将1760年戰局稱為機動行軍戰局。
&mdash&mdash譯者注 [4]指第一次西裡西亞戰争（1740&mdash1742）、第二次西裡西亞戰争（1744&mdash1745）和七年戰争（1756&mdash1763）。
&mdash&mdash譯者注 [5]西裡西亞（Schlesien），中歐奧得河中、上遊流域的地區，面積40,319平方公裡。
今大部分屬波蘭，小部分屬德國和捷克。
&mdash&mdash譯者注 [6]指亞曆山大大帝（AlexanderderGrosse，公元前356&mdash前323），即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三世。
公元前4世紀，他先後征服古波斯、腓尼基、埃及、印度等地，建立了亞曆山大帝國。
&mdash&mdash譯者注 [7]1718年12月11日，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在圍攻挪威城市弗雷特裡克斯哈爾特（Fredrikshald）時，頭部中彈身亡。
&mdash&mdash譯者注 [8]拉齊（FranzMoritzGrafvonLacy，1725&mdash1801），伯爵，愛爾蘭裔奧地利元帥。
曾參加七年戰争和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争，多次擊敗普魯士軍隊。
&mdash&mdash譯者注 [9]易北河（dieElbe），中歐的一條河流，發源于捷克，大部分流經德國，流入北海，長1165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0]指1760年戰局中弗裡德裡希二世為馳援西裡西亞而進行的兩次行軍。
第一次在7月初，當時奧地利的道恩搶先進入西裡西亞，準備阻擊弗裡德裡希二世，于是弗裡德裡希二世突然回頭襲擊奧地利的拉齊，并圍攻德累斯頓。
第二次在8月初，道恩接受上次教訓，在弗裡德裡希二世的右前方，幾乎是平行行軍，并派拉齊尾随普軍。
弗裡德裡希二世的這兩次行軍都是在随時可能與敵人遭遇的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
&mdash&mdash譯者注 [11]1760年弗裡德裡希二世從薩克森率領約2.4萬人第二次開赴西裡西亞，被道恩、勞東、拉齊率奧軍9萬餘人阻于利格尼茨（Liegnitz，即今波蘭下西裡西亞省萊格尼察市）。
8月14日午夜，奧軍分多路對普軍進行包圍，但由于彼此協調不佳，道恩所率主力出現行軍路線交叉和迷路等問題，而且未及時發現普軍已經離開營壘，最後未能成功救援孤軍戰鬥的勞東，反被弗裡德裡希二世迂回。
普軍突圍成功，得以與海因裡希親王會合，奪回西裡西亞部分土地。
&mdash&mdash譯者注 [12]步天規（dasAbstrolabium），一種根據時間、星位、方向、高度角等之間關系對其中要素進行測算的儀器。
&mdash&mdash譯者注 [13]此注為編者所作。
&mdash&mdash譯者注 [14]指消滅敵人軍隊。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章 戰略要素 人們可以将戰略中引起戰鬥運用的原因适當地分為幾類要素，即精神要素、物質要素、數學要素、地理學要素和統計學要素。
由精神特性和作用引起的一切可歸為第一類；軍隊的規模、編成、兵種比例等可歸為第二類；行動線[1]的角度、向心運動和離心運動（隻要其幾何特性有計算價值）可歸為第三類；制高點、山脈、河流、林地、道路等地形的影響可歸為第四類；最後，補給手段等可歸為第五類。
對這些要素分開考慮是有好處的，可以使概念明确，很快估計出這些不同類别要素的大小價值，因為人們分别考慮這些要素時，某些要素就會自行失去其虛假的重要性。
例如，即使人們認為行動基地[2]的價值無非在于行動線的位置，但是人們還是很快就能感到，在行動線這一簡單的形式中，行動基地的價值還是很少取決于行動線相互構成的角這一幾何要素，而是更多地取決于行動線所通過的道路和地形情況。
然而如果人們想根據這些要素來研究戰略，那麼這将是人們所能擁有的最不幸的想法，因為這些要素在每個軍事活動中大多有多重和内在的聯系。
人們會在最脫離實際的分析中迷失自己，會像在夢魇中一直徒勞地試圖自這些抽象的地基向對面現實世界的各種現象架設拱橋。
願上天保佑，不要有哪個理論家開始做這樣的事。
我們要遵循現實世界的完整性，不使我們的分析超過讀者對我們的想法所能理解的程度。
我們欲告知的想法并不是從抽象的研究中得來的，而是來自整個戰争現象給我們的印象。
*** [1]行動線（Operationslinie），英國軍事理論家勞埃德于18世紀下半葉提出的概念，指部隊的補給線、交通線，或泛指部隊離開行動基地後的運動路線。
如果部隊的補給或運動依賴唯一一條道路，則沿這條道路形成一條行動線。
在有多條道路可選擇的情況下，行動線也可以是一條泛指的線。
行動線有單雙、内外、離心、向心之分。
&mdash&mdash譯者注 [2]行動基地（Operationsbasis），行動線的起點或受到保護的有補充兵員和給養的地域。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三章 精神要素 我們必須再來談談在第二篇[1]第三章中觸及過的精神要素，因為它們是戰争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精神要素貫穿于整個戰争領域，它們與推動和支配整個力量的意志更早、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體，因為意志本身也是一種精神要素。
遺憾的是，在一切書本知識中很難找到它們，因為它們既不能表達為數字，也不能被分為等級，而隻願被人們看到或者感受到。
軍隊、統帥和政府的智慧和其他精神特性，作戰地區民衆的情緒，一次勝利或大敗的精神作用，這些本身都是極為不同的，對我們的目的和所處的情況又可能産生極為不同的影響。
盡管書本中對這些問題少有或者根本沒有論述，但它們畢竟與構成戰争的其他内容一樣，屬于軍事藝術理論的範疇。
我必須再說一遍：如果人們按舊的方式，不考慮所有精神要素而去制定規則和原則，一旦有精神要素出現，就把它們算作例外，并在一定程度上對這種例外做出&ldquo科學的&rdquo規定，即使之成為規則，或者如果人們呼籲超乎一切規則之上的天才這樣做，實際上等于宣告說，規則不僅是為愚蠢之人寫的，而且規則本身确實也是愚蠢的，那麼這隻能是一種可憐的哲學。
即使軍事藝術的理論确實隻能做到提醒人們注意這些精神要素，并指出有必要尊重和一并考慮精神要素的全部價值，那它就已經把自己的範圍擴大到精神領域了，而且通過确立這些觀點，預先對那些在它這位法官面前隻想用力量的物質關系做辯護的人做出了判決。
而且出于為其餘的所謂規則考慮，理論也不應該把精神要素排斥在它的範圍之外，因為物質力量的作用與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會像合金那樣為化學反應所分解。
理論在制定每一條涉及物質力量的規則時，都必須考慮精神要素可能占有的部分，否則理論就會被誤導為絕對的條文，有時過于小心和局限，有時又過于狂妄和寬泛。
甚至最不涉及精神内容的理論也必然會不知不覺地進入到這個精神帝國，如果不顧及精神的影響，任何問題（例如勝利的作用）都得不到說明。
同樣，我們在本篇論述的大部分問題也是既涉及物質的原因和作用，又涉及精神的原因和作用。
可以說，物質的原因和作用幾乎隻是以武器木柄的形象出現，而精神的原因和作用才是貴金屬，才是真正的鋒利的武器。
曆史最能證明精神要素的價值，最能展示其經常令人難以置信的影響，這是統帥的才智從曆史中能夠汲取的最寶貴和最純正的養料。
在這裡必須指出，與理論闡述、評論式探讨和學術研究相比，各種感受、總體印象以及個别的思想火花更能播下豐富心靈的智慧種子。
我們可以從頭至尾地考察戰争中最主要的精神現象，并且以一位勤勉講師那樣的細緻試着介紹每個精神現象的利弊，但是運用這一方法很容易陷入一般和平庸，在進行分析時很快會忽視實質，不知不覺地去講述那些衆人皆知的東西。
因此我們在這裡甯願比在其他地方更多地采用不全面和不完整的講述方法，泛泛地使大家注意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并指出本篇所有論點的精神實質。
*** [1]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第一篇。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四章 主要的精神力量 主要的精神力量是統帥的才能、軍隊的尚武精神以及軍隊的民族精神。
沒有人能籠統地确定這些主要精神力量中的哪一個價值更大，因為僅是說出一些它們的内容就已經很困難了，對它們進行比較就更困難了。
最好的方法是對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重視。
但是人們在進行判斷時卻總是有些古怪地來回搖擺，時而重視這一方面，時而又重視那一方面。
比較妥當的辦法是用充分的史實來說明這三個精神力量的顯而易見的作用。
的确，近代歐洲各國的軍隊在技能和訓練方面幾乎達到了相同水平，作戰方法也成為一套幾乎是各國軍隊通用的方法，用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得到了順乎自然的發展，以至不再可能期待統帥運用什麼狹義上的特别的手段（例如像弗裡德裡希二世那樣運用斜向戰鬥序列）。
因此不容否認，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軍隊的民族精神和作戰經驗有着更大的作用，而長期的和平又可能會改變這種情況。
軍隊的民族精神（熱情、狂熱、信仰和見解）在山地戰中的表現最為強烈。
在這裡，自上而下直至每個士兵都是自負其責作戰的。
僅出于這個原因，山地對于民衆武裝就是最好的戰場。
軍人經過訓練得到的技能和經過錘煉形成的勇敢精神（它使軍隊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就像一塊鑄鐵鍛造出來的一樣），在開闊的平原上最能發揮其優勢。
統帥的才能在一個溝壑縱橫、丘陵衆多的地形上最能得到發揮。
在山地，統帥很難指揮各部隊，而要指揮所有的部隊又力所不及；在開闊的平原上，指揮過于簡單，無法充分展現他的能力。
人們在制訂作戰草案時，應該考慮到上述這些顯而易見的相近關系。
第五章 軍隊的尚武精神 軍隊的尚武精神不同于單純的勇敢，更不同于對戰争事業的熱情。
勇敢固然是尚武精神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普通人的勇敢是一種天賦的品質，而軍人作為軍隊的一部分，其勇敢是可以通過戰鬥經驗和訓練培養出來的，因此軍人勇敢的取向與普通人勇敢的取向必然是不同的，它必須擺脫普通勇敢所固有的那種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