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關燈
小
中
大
其實，從各組抽調來的十二個犯人并不象王隊長說的那麼難管。
王隊長說“難管”，是從勞改幹部的角度上來看的，是把我還當做與那十二個人不同的人。
自監獄制度發明以來，最英明的一項措施莫過于用犯人來管犯人。
一種民主的平等的氣氛，很快就會調動起被管的犯人的積極性和自覺性。
尤其，我們這個田管組住在遠離号子七八裡的大面積稻田中間，土坯房蓋在鬥渠旁邊一個地勢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産隊與我們隔渠相望。
這裡沒有崗樓，沒有電網，沒有扛槍的“班長”。
我們又聽見了雞啼狗吠；我們渠這邊沙棗花盛開之際，生産隊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飛來，似乎已經抹掉了橫在人與人之間的森嚴壁壘。
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無家的犯人也獲得了些許的自由感。
更何況，抽調來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結束的犯人，在這樣的年代裡，有這樣一處美好的田園，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時節，渠壩上滿樹的沙棗花開始凋謝。
點點金黃色的小花落到水裡，有的順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
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棗花又吸引來無數的沙棗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織成金色的和銀色的花絮的漣漪。
我們在稻田裡勞動了一天回來，就蹲在這渠邊吃晚飯。
而在渠壩那邊的柳樹下，卻坐着。
站着一排排農民的娃娃，呆呆地盯着我們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這些人的一舉一動都非常奇異。
黑色的衣服和教士的長袍一樣，籠罩着一種神秘的色彩；他們幹了什麼事？是什麼命運驅使他們集中到這裡來……幼小的心靈從此潛入了對世界、對未來的恐懼。
如果大隊在警衛的押送下，排着隊從渠壩上走來，到稻田地裡去幹活，來看的農民就更多了。
甚至還有從遠地來莊子上串親戚的老鄉，也要把“看勞改犯”當作精彩的節目。
“喲！看那個……還戴着眼鏡哩！” “咦！那個，那個……模樣還長得挺俊哩！” “咋樣？給你當個女婿……” “你死去，我撕爛你的X嘴！” 說這樣話的當然是女人。
很快，她們自己一夥裡就打鬧開了，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劇場，觀衆席上同樣演着熱鬧的戲。
久而久之，如果我們出工收工沒有老鄉，特别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婦站在渠那邊看，我們反而會感到寂寞，年輕的小夥子在隊列裡走着也是無精打采的，即使今天幹的活并不重。
要是來看的人多，絕大部分勞改犯人都會抖擻起精神來，王隊長沒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裡，我們最愛唱這兩支歌： 日落西山紅霞飛， 戰士打靶把營歸，把營歸。
還有： 我們——共産黨人， 好比種——子！ 唱到“種子”這個詞，年輕的勞改犯就會向站在渠那邊的姑娘媳婦擠眉弄眼。
王隊長對犯人唱什麼歌是不管的，隻要唱得整齊，唱得響亮，他便會罵一句“婊子兒”，表示贊賞。
直到後來警衛人員通過警衛部隊的渠道向勞改當局提出了意見，勞改當局才下達規定：在這個非常的革命時期，勞改犯人隻許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
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也被“砸爛”，這些機關一律實行了軍事管制，“高貴”的軍代表卻比“卑賤”的農民出身的勞改幹部“聰明”——應該是“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語錄”是這樣教導的——直覺地感到所有的“語錄歌”都具有方法論的性質，不論哪個階級哪個派别全能利用，全會從中受到啟發。
比如，你所指的“反動的東西”，在他那裡偏偏另有所指，你怎麼辦？對這群心懷叵測的人，你怎麼知道他們心裡指的是誰？于是，幹脆命令勞改犯人一律不許唱“語錄歌”。
但除了“語錄歌”之外這時又沒有别的歌可唱，這樣，在一次勞改隊春節聯歡上由犯人自編自演的“甯夏道情”，便順理成章地成了流行歌曲。
改造，改造，改那麼個造呀！ 晚上回來，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們田管組，“一大瓢”是由我們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來的。
我們有兩個大鋁桶，不管是什麼飯，值日犯人每頓都能挑回滿滿的兩大桶來。
在外面被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多勞多得”，在勞改隊裡始終奉行不渝。
這時，黃瓜成熟了，西紅柿開始泛紅。
路過菜地，挑飯的值日還要撈來許多剛下架的新鮮蔬菜。
經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屬于一個階層，都互通聲氣，互通有無。
我們能比“班長”們和勞改幹部及其家屬更早地吃上西紅柿和黃瓜。
自由的相對性，在這裡體現無遺：不管在什麼地方，你隻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點，你就能得到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當時當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點自由，所獲得的利益卻最大。
兩大瓢——不是“一
王隊長說“難管”，是從勞改幹部的角度上來看的，是把我還當做與那十二個人不同的人。
自監獄制度發明以來，最英明的一項措施莫過于用犯人來管犯人。
一種民主的平等的氣氛，很快就會調動起被管的犯人的積極性和自覺性。
尤其，我們這個田管組住在遠離号子七八裡的大面積稻田中間，土坯房蓋在鬥渠旁邊一個地勢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産隊與我們隔渠相望。
這裡沒有崗樓，沒有電網，沒有扛槍的“班長”。
我們又聽見了雞啼狗吠；我們渠這邊沙棗花盛開之際，生産隊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飛來，似乎已經抹掉了橫在人與人之間的森嚴壁壘。
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無家的犯人也獲得了些許的自由感。
更何況，抽調來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結束的犯人，在這樣的年代裡，有這樣一處美好的田園，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時節，渠壩上滿樹的沙棗花開始凋謝。
點點金黃色的小花落到水裡，有的順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
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棗花又吸引來無數的沙棗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織成金色的和銀色的花絮的漣漪。
我們在稻田裡勞動了一天回來，就蹲在這渠邊吃晚飯。
而在渠壩那邊的柳樹下，卻坐着。
站着一排排農民的娃娃，呆呆地盯着我們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這些人的一舉一動都非常奇異。
黑色的衣服和教士的長袍一樣，籠罩着一種神秘的色彩；他們幹了什麼事？是什麼命運驅使他們集中到這裡來……幼小的心靈從此潛入了對世界、對未來的恐懼。
如果大隊在警衛的押送下，排着隊從渠壩上走來，到稻田地裡去幹活，來看的農民就更多了。
甚至還有從遠地來
“喲！看那個……還戴着眼鏡哩！” “咦！那個，那個……模樣還長得挺俊哩！” “咋樣？給你當個女婿……” “你死去，我撕爛你的X嘴！” 說這樣話的當然是女人。
很快，她們自己一夥裡就打鬧開了，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劇場，觀衆席上同樣演着熱鬧的戲。
久而久之，如果我們出工收工沒有老鄉，特别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婦站在渠那邊看，我們反而會感到寂寞，年輕的小夥子在隊列裡走着也是無精打采的，即使今天幹的活并不重。
要是來看的人多，絕大部分勞改犯人都會抖擻起精神來，王隊長沒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裡，我們最愛唱這兩支歌： 日落西山紅霞飛， 戰士打靶把營歸，把營歸。
還有： 我們——共産黨人， 好比種——子！ 唱到“種子”這個詞，年輕的勞改犯就會向站在渠那邊的姑娘媳婦擠眉弄眼。
王隊長對犯人唱什麼歌是不管的，隻要唱得整齊，唱得響亮，他便會罵一句“婊子兒”，表示贊賞。
直到後來警衛人員通過警衛部隊的渠道向勞改當局提出了意見，勞改當局才下達規定：在這個非常的革命時期，勞改犯人隻許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
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也被“砸爛”，這些機關一律實行了軍事管制，“高貴”的軍代表卻比“卑賤”的農民出身的勞改幹部“聰明”——應該是“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語錄”是這樣教導的——直覺地感到所有的“語錄歌”都具有方法論的性質，不論哪個階級哪個派别全能利用，全會從中受到啟發。
比如，你所指的“反動的東西”，在他那裡偏偏另有所指，你怎麼辦？對這群心懷叵測的人，你怎麼知道他們心裡指的是誰？于是，幹脆命令勞改犯人一律不許唱“語錄歌”。
但除了“語錄歌”之外這時又沒有别的歌可唱，這樣，在一次勞改隊春節聯歡上由犯人自編自演的“甯夏道情”，便順理成章地成了流行歌曲。
改造，改造，改那麼個造呀！ 晚上回來，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們田管組，“一大瓢”是由我們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來的。
我們有兩個大鋁桶，不管是什麼飯，值日犯人每頓都能挑回滿滿的兩大桶來。
在外面被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多勞多得”，在勞改隊裡始終奉行不渝。
這時，黃瓜成熟了，西紅柿開始泛紅。
路過菜地，挑飯的值日還要撈來許多剛下架的新鮮蔬菜。
經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屬于一個階層，都互通聲氣，互通有無。
我們能比“班長”們和勞改幹部及其家屬更早地吃上西紅柿和黃瓜。
自由的相對性，在這裡體現無遺：不管在什麼地方，你隻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點，你就能得到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當時當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點自由，所獲得的利益卻最大。
兩大瓢——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