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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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為大革命作準備的所有思想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與愛好是最後一個出現，也是第一個消失的。
很久以前，人們便開始搖動政府的古老大廈；它已經搖搖欲墜，但是自由的問題尚未提及。
伏爾泰很少思考這個問題；在英國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了自由，但并未使他熱愛自由。
英國人随意傳布的懷疑論哲學使他傾倒；他們的政治法律卻對他觸動很小，他注意其缺陷甚于其優點。
在他的傑作之一——有關英國的書信中，議會是他談得最少的；實際上，他最羨慕的是英國人的學術自由，卻不大留心他們的政治自由，仿佛沒有政治自由，學術自由仍能長期存在。
臨近18世紀中葉，出現了若幹專門論述公共行政問題的作家，由于他們提出的許多原則彼此相似，人們便給他們一個共同的名稱——經濟學派或重農學派。
經濟學派在曆史上不如哲學家有名；他們對大革命發生的貢獻大概少于哲學家；然而我認為，正是在他們的著作中，才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
在治理國家問題上，哲學家幾乎沒有走出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象的思想；經濟學派沒有脫離理論，但理論更接近事實。
一些人講述能夠想象的事，另一些人則指出應該做的事。
大革命後來廢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們攻擊的特定目标；在他們眼中沒有哪種制度可以得到寬容。
相反，可以作為大革命本月創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們預先宣布并熱心鼓吹的；人們很難從中舉出哪怕一種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們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們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
此外，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能夠看出我們如此熟悉的那種革命民主氣質；他們不僅憎恨某些特權，分等級也令他們厭惡：他們熱愛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
妨礙他們計劃的東西應該打碎。
他們不大尊重契約；毫不尊重私人權利；或者，準确地說，在他們眼中，私人權利根本不存在，隻存在公益。
然而總的說來，這是一些德行溫厚、和氣善良的人，正直的法官和練達的行政官；但是忠于他們事業的特殊才華指引着他們。
經濟學派對往事抱着極大蔑視。
“多少世紀以來，國家一直被錯誤原則統治着：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羅納說道。
從這一思想出發，他們投入了工作；任何古老的、在法國曆史上似乎牢牢紮根的制度，隻要它稍微妨礙他們，不利于他們計劃的勻稱，他們便要求一律廢除。
其中一人建議一舉取消所有舊的領土劃分，改變所有省名，40年後制憲議會付諸實施。
在自由制度的思想在他們頭腦中出現之前，經濟學派就已經具有後來由大革命執行的社會行政改革思想。
他們确實非常贊成食品自由交易，贊成工商業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他們卻絲毫未加考慮，甚至當政治自由在他們的想象中偶而出現時，他們第一個反應是予以排斥。
大多數人一開始就極力反對設立起議會，反對地方附屬政權，總之，反對不同時期在所有自由民族中建立的旨在維持中央權力平衡的平衡力量。
魁奈說道：“在政府中設平衡力量制度是個有害的思想。
”魁奈的一位友人說：“人們據以設想出平衡力量制度的議論純屬虛構。
” 他們發明的對付政府濫施權力的唯一保證就是公共教育；因為按照魁奈的說法，“如果國民有教養，專制制度不可能存在”。
他的另一位弟子說道：“人們對政府濫施權力招緻的災難感到震驚，便想出了無數全然無用的手段，卻忽視了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有關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續不斷的公共教育。
”他們就是想借助于這些文學性的胡言碎語，來代替所有政治保障。
勒特羅納對國家抛棄農村、使得農村一無道路、二無工業，三無知識深表痛惜，但他絲毫未想到如果将農村事務交給農民負責，事情便會辦得更好。
蒂爾戈本人呢，他心靈偉大，天賦超群，使他成為與所有其他人有别的人物，但他對政治自由并不比别人更感興趣，至少他到了很晚，在公衆感情啟迪下，才喜愛政治自由。
對于他，就像對大多數經濟學派一樣，首要的政治保障便是國家本着某種精神，按照某種步驟施行的某種公共教育。
據他同時代的一個人在《一種符合原則的教育機制》中所說，蒂爾戈對這套知識療法的信心是無限的。
他在一份奏
很久以前，人們便開始搖動政府的古老大廈；它已經搖搖欲墜，但是自由的問題尚未提及。
伏爾泰很少思考這個問題；在英國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了自由，但并未使他熱愛自由。
英國人随意傳布的懷疑論哲學使他傾倒；他們的政治法律卻對他觸動很小，他注意其缺陷甚于其優點。
在他的傑作之一——有關英國的書信中，議會是他談得最少的；實際上，他最羨慕的是英國人的學術自由，卻不大留心他們的政治自由，仿佛沒有政治自由，學術自由仍能長期存在。
臨近18世紀中葉，出現了若幹專門論述公共行政問題的作家，由于他們提出的許多原則彼此相似，人們便給他們一個共同的名稱——經濟學派或重農學派。
經濟學派在曆史上不如哲學家有名；他們對大革命發生的貢獻大概少于哲學家；然而我認為，正是在他們的著作中，才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
在治理國家問題上，哲學家幾乎沒有走出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象的思想；經濟學派沒有脫離理論，但理論更接近事實。
一些人講述能夠想象的事，另一些人則指出應該做的事。
大革命後來廢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們攻擊的特定目标；在他們眼中沒有哪種制度可以得到寬容。
相反，可以作為大革命本月創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們預先宣布并熱心鼓吹的；人們很難從中舉出哪怕一種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們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們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
此外，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能夠看出我們如此熟悉的那種革命民主氣質；他們不僅憎恨某些特權，分等級也令他們厭惡：他們熱愛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
妨礙他們計劃的東西應該打碎。
他們不大尊重契約；毫不尊重私人權利；或者，準确地說，在他們眼中，私人權利根本不存在，隻存在公益。
然而總的說來，這是一些德行溫厚、和氣善良的人，正直的法官和練達的行政官；但是忠于他們事業的特殊才華指引着他們。
經濟學派對往事抱着極大蔑視。
“多少世紀以來，國家一直被錯誤原則統治着：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羅納說道。
從這一思想出發，他們投入了工作；任何古老的、在法國曆史上似乎牢牢紮根的制度，隻要它稍微妨礙他們，不利于他們計劃的勻稱，他們便要求一律廢除。
其中一人建議一舉取消所有舊的領土劃分，改變所有省名，40年後制憲議會付諸實施。
在自由制度的思想在他們頭腦中出現之前，經濟學派就已經具有後來由大革命執行的社會行政改革思想。
他們确實非常贊成食品自由交易，贊成工商業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他們卻絲毫未加考慮，甚至當政治自由在他們的想象中偶而出現時，他們第一個反應是予以排斥。
大多數人一開始就極力反對設立起議會，反對地方附屬政權，總之，反對不同時期在所有自由民族中建立的旨在維持中央權力平衡的平衡力量。
魁奈說道：“在政府中設平衡力量制度是個有害的思想。
”魁奈的一位友人說：“人們據以設想出平衡力量制度的議論純屬虛構。
” 他們發明的對付政府濫施權力的唯一保證就是公共教育；因為按照魁奈的說法，“如果國民有教養，專制制度不可能存在”。
他的另一位弟子說道：“人們對政府濫施權力招緻的災難感到震驚，便想出了無數全然無用的手段，卻忽視了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有關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續不斷的公共教育。
”他們就是想借助于這些文學性的胡言碎語，來代替所有政治保障。
勒特羅納對國家抛棄農村、使得農村一無道路、二無工業，三無知識深表痛惜，但他絲毫未想到如果将農村事務交給農民負責，事情便會辦得更好。
蒂爾戈本人呢，他心靈偉大，天賦超群，使他成為與所有其他人有别的人物，但他對政治自由并不比别人更感興趣，至少他到了很晚，在公衆感情啟迪下，才喜愛政治自由。
對于他，就像對大多數經濟學派一樣，首要的政治保障便是國家本着某種精神，按照某種步驟施行的某種公共教育。
據他同時代的一個人在《一種符合原則的教育機制》中所說，蒂爾戈對這套知識療法的信心是無限的。
他在一份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