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非宗教傾向在18世紀的法國人身上如何成為普遍占上風的激情，對大革命的特點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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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責罪惡，卻使政治權力中的罪惡神聖化，并利用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來掩護罪惡，似乎要使政治權力像教會自身一樣萬古長存。
攻擊教會，肯定會立即使民情激奮。
但是除了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從教會開刀還有更特殊也可以說是個人的原因。
教會恰恰代表政府中離他們最近、最直接與他們對立的這一部分。
他們對其他權力隻是時有感覺，而這一部分權力專門負責監視思想動态，查禁作品，每天同他們為難。
作家們在反對教會、捍衛人類精神的普遍自由中，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而鬥争，這場鬥争是從打碎束縛他們最緊的羁絆開始的。
此外，在他們看來，并且實際上也确實如此，教會是他們進攻的整個龐大建築物中最為暴露、最缺乏防禦的部分。
塵世君王的權力加強，教會勢力随之削弱。
教會一度淩駕于王權之上，繼而與它平起平坐，最後則淪落為君王庇護的對象；在君主與教會之間，達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會提供物質力量，教會向君主提供道義權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規，教會使信徒服從君主意志。
當革命時代臨近時，這是危險的交易，對于一個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立在強制之上的勢力，這樣做永遠是不利的。
盡管法國國王依舊自命為教會的長子，但他們履行對教會的義務時非常漫不經心；他們保護教會時表現的熱情遠不如他們保衛自己政府時的熱情。
當然，他們不準人對教會動手，但卻容忍人們在遠處用無數投槍紮刺它。
當時對教會敵人的那種不完全的約束，不僅沒有減少他們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長起來。
有些時候，壓制作家可以阻止思想運動，另一些時候則反而加速這個運動；但是，當時對出版界實行的那種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長百倍。
作家受迫害隻引起他們抱怨而不使他們戰栗；他們能忍受激發鬥志的折磨，而不能忍受把人摧垮的沉重桎梏。
對作家的起訴幾乎總是拖沓、雜亂、不了了之，仿佛不是為了勒令他們停筆，而是激發他們繼續寫作。
讓出版完全自由可能對教會損害反而小些。
1768年狄德羅緻函大衛·休谟道：“你認為我們的不寬容比你們的無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進步；霍爾巴赫、愛爾維修、莫爾萊和絮亞爾不同意你的看法。
”然而還是這位蘇格蘭人言之成理。
作為自由國家的居民，他對此有經驗；狄德羅以文人身份判斷事物，休谟從政治角度判斷事物。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别國，我攔住遇到的第一個美國人，問他是否認為宗教對法律穩定和社會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沒有宗教，文明社會，特别是自由社會，便無法生存。
在他看來，尊重宗教是國家穩定與個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
連最不通治國科學的人也起碼懂得這點。
但是，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比美國更多地運用18世紀哲學家在政治問題上的種種最大膽的學說；唯獨那些反宗教的學說，盡管有無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卻從未能在美國問世。
英國人的情況也是這樣。
甚至在大多數法國哲學家出世以前，我們這種非宗教哲學就已經在他們那裡傳授：正是博林布魯克培養了伏爾泰。
在整個18世紀期間，英國都有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
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擔負起這一事業；他們從未能使它像在法國那樣取得勝利，因為所有對革命心懷疑懼的人都急忙來拯救根深蒂固的信仰。
就連他們當中卷入當時法國社會最深、認為法國哲學家的學說并非謬誤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險而加以拒絕。
像自由民族中曆來發生的情況一樣，強大政黨發現把它們的事業與教會的事業連結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魯克本人變成了主教們的盟友。
教士被這些榜樣所打動，從不感到孤立，為其自身事業拼死戰鬥。
盡管英國教會的組織有毛病，内部流弊麇集，但它勝利地經受住了沖擊；教會階層中出現了作家和演說家，他們竭盡全力捍衛基督教。
反對基督教的理論經過讨論和駁斥，最後被社會自己抛棄了，政府并未介入。
但是為何不在法國而到别國去找例證呢？今天有哪個法國人會寫狄德羅或愛爾維修那樣的書呢？誰願去讀這些書？我幾乎要說，有誰知道這些書名？60年來我們在公共生活中獲得的尚不全面的經驗，足以使我們厭惡這種危險
攻擊教會，肯定會立即使民情激奮。
但是除了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從教會開刀還有更特殊也可以說是個人的原因。
教會恰恰代表政府中離他們最近、最直接與他們對立的這一部分。
他們對其他權力隻是時有感覺，而這一部分權力專門負責監視思想動态，查禁作品，每天同他們為難。
作家們在反對教會、捍衛人類精神的普遍自由中，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而鬥争，這場鬥争是從打碎束縛他們最緊的羁絆開始的。
此外，在他們看來，并且實際上也确實如此，教會是他們進攻的整個龐大建築物中最為暴露、最缺乏防禦的部分。
塵世君王的權力加強，教會勢力随之削弱。
教會一度淩駕于王權之上，繼而與它平起平坐，最後則淪落為君王庇護的對象；在君主與教會之間，達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會提供物質力量，教會向君主提供道義權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規，教會使信徒服從君主意志。
當革命時代臨近時，這是危險的交易，對于一個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立在強制之上的勢力，這樣做永遠是不利的。
盡管法國國王依舊自命為教會的長子，但他們履行對教會的義務時非常漫不經心；他們保護教會時表現的熱情遠不如他們保衛自己政府時的熱情。
當然，他們不準人對教會動手，但卻容忍人們在遠處用無數投槍紮刺它。
當時對教會敵人的那種不完全的約束，不僅沒有減少他們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長起來。
有些時候，壓制作家可以阻止思想運動，另一些時候則反而加速這個運動；但是，當時對出版界實行的那種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長百倍。
作家受迫害隻引起他們抱怨而不使他們戰栗；他們能忍受激發鬥志的折磨，而不能忍受把人摧垮的沉重桎梏。
對作家的起訴幾乎總是拖沓、雜亂、不了了之，仿佛不是為了勒令他們停筆，而是激發他們繼續寫作。
讓出版完全自由可能對教會損害反而小些。
1768年狄德羅緻函大衛·休谟道：“你認為我們的不寬容比你們的無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進步；霍爾巴赫、愛爾維修、莫爾萊和絮亞爾不同意你的看法。
”然而還是這位蘇格蘭人言之成理。
作為自由國家的居民，他對此有經驗；狄德羅以文人身份判斷事物，休谟從政治角度判斷事物。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别國，我攔住遇到的第一個美國人，問他是否認為宗教對法律穩定和社會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沒有宗教，文明社會，特别是自由社會，便無法生存。
在他看來，尊重宗教是國家穩定與個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
連最不通治國科學的人也起碼懂得這點。
但是，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比美國更多地運用18世紀哲學家在政治問題上的種種最大膽的學說；唯獨那些反宗教的學說，盡管有無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卻從未能在美國問世。
英國人的情況也是這樣。
甚至在大多數法國哲學家出世以前，我們這種非宗教哲學就已經在他們那裡傳授：正是博林布魯克培養了伏爾泰。
在整個18世紀期間，英國都有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
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擔負起這一事業；他們從未能使它像在法國那樣取得勝利，因為所有對革命心懷疑懼的人都急忙來拯救根深蒂固的信仰。
就連他們當中卷入當時法國社會最深、認為法國哲學家的學說并非謬誤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險而加以拒絕。
像自由民族中曆來發生的情況一樣，強大政黨發現把它們的事業與教會的事業連結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魯克本人變成了主教們的盟友。
教士被這些榜樣所打動，從不感到孤立，為其自身事業拼死戰鬥。
盡管英國教會的組織有毛病，内部流弊麇集，但它勝利地經受住了沖擊；教會階層中出現了作家和演說家，他們竭盡全力捍衛基督教。
反對基督教的理論經過讨論和駁斥，最後被社會自己抛棄了，政府并未介入。
但是為何不在法國而到别國去找例證呢？今天有哪個法國人會寫狄德羅或愛爾維修那樣的書呢？誰願去讀這些書？我幾乎要說，有誰知道這些書名？60年來我們在公共生活中獲得的尚不全面的經驗，足以使我們厭惡這種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