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非宗教傾向在18世紀的法國人身上如何成為普遍占上風的激情,對大革命的特點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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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責罪惡,卻使政治權力中的罪惡神聖化,并利用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來掩護罪惡,似乎要使政治權力像教會自身一樣萬古長存。

    攻擊教會,肯定會立即使民情激奮。

     但是除了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從教會開刀還有更特殊也可以說是個人的原因。

    教會恰恰代表政府中離他們最近、最直接與他們對立的這一部分。

    他們對其他權力隻是時有感覺,而這一部分權力專門負責監視思想動态,查禁作品,每天同他們為難。

    作家們在反對教會、捍衛人類精神的普遍自由中,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而鬥争,這場鬥争是從打碎束縛他們最緊的羁絆開始的。

     此外,在他們看來,并且實際上也确實如此,教會是他們進攻的整個龐大建築物中最為暴露、最缺乏防禦的部分。

    塵世君王的權力加強,教會勢力随之削弱。

    教會一度淩駕于王權之上,繼而與它平起平坐,最後則淪落為君王庇護的對象;在君主與教會之間,達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會提供物質力量,教會向君主提供道義權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規,教會使信徒服從君主意志。

    當革命時代臨近時,這是危險的交易,對于一個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立在強制之上的勢力,這樣做永遠是不利的。

     盡管法國國王依舊自命為教會的長子,但他們履行對教會的義務時非常漫不經心;他們保護教會時表現的熱情遠不如他們保衛自己政府時的熱情。

    當然,他們不準人對教會動手,但卻容忍人們在遠處用無數投槍紮刺它。

     當時對教會敵人的那種不完全的約束,不僅沒有減少他們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長起來。

    有些時候,壓制作家可以阻止思想運動,另一些時候則反而加速這個運動;但是,當時對出版界實行的那種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長百倍。

     作家受迫害隻引起他們抱怨而不使他們戰栗;他們能忍受激發鬥志的折磨,而不能忍受把人摧垮的沉重桎梏。

    對作家的起訴幾乎總是拖沓、雜亂、不了了之,仿佛不是為了勒令他們停筆,而是激發他們繼續寫作。

    讓出版完全自由可能對教會損害反而小些。

     1768年狄德羅緻函大衛·休谟道:“你認為我們的不寬容比你們的無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進步;霍爾巴赫、愛爾維修、莫爾萊和絮亞爾不同意你的看法。

    ”然而還是這位蘇格蘭人言之成理。

    作為自由國家的居民,他對此有經驗;狄德羅以文人身份判斷事物,休谟從政治角度判斷事物。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别國,我攔住遇到的第一個美國人,問他是否認為宗教對法律穩定和社會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沒有宗教,文明社會,特别是自由社會,便無法生存。

    在他看來,尊重宗教是國家穩定與個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

    連最不通治國科學的人也起碼懂得這點。

    但是,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比美國更多地運用18世紀哲學家在政治問題上的種種最大膽的學說;唯獨那些反宗教的學說,盡管有無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卻從未能在美國問世。

     英國人的情況也是這樣。

    甚至在大多數法國哲學家出世以前,我們這種非宗教哲學就已經在他們那裡傳授:正是博林布魯克培養了伏爾泰。

    在整個18世紀期間,英國都有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

    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擔負起這一事業;他們從未能使它像在法國那樣取得勝利,因為所有對革命心懷疑懼的人都急忙來拯救根深蒂固的信仰。

    就連他們當中卷入當時法國社會最深、認為法國哲學家的學說并非謬誤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險而加以拒絕。

    像自由民族中曆來發生的情況一樣,強大政黨發現把它們的事業與教會的事業連結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魯克本人變成了主教們的盟友。

    教士被這些榜樣所打動,從不感到孤立,為其自身事業拼死戰鬥。

    盡管英國教會的組織有毛病,内部流弊麇集,但它勝利地經受住了沖擊;教會階層中出現了作家和演說家,他們竭盡全力捍衛基督教。

    反對基督教的理論經過讨論和駁斥,最後被社會自己抛棄了,政府并未介入。

     但是為何不在法國而到别國去找例證呢?今天有哪個法國人會寫狄德羅或愛爾維修那樣的書呢?誰願去讀這些書?我幾乎要說,有誰知道這些書名?60年來我們在公共生活中獲得的尚不全面的經驗,足以使我們厭惡這種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