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一章 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後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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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暫且把要描述的為這場偉大革命作準備的那些古老的一般事件放在一邊。
現在論述的是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它們最終确定這場革命的地位、發端和性質。
長期以來，法蘭西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個最有文學天賦的民族；文人在法國從來沒有展現像他們在18世紀中葉前後所展現的精神，從來沒有占據他們在那時所取得的地位。
這種情況在法國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國家也沒有發生過。
與英國不同，這些文人從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們的生活從未比這個時期更超脫；他們沒有絲毫權力，在一個充斥官吏的社會裡，他們不擔任任何公職。
然而，他們不像大多數德國同行那樣，完全不問政治，埋頭研究純哲學或美文學。
他們不斷關心同政府有關的各種問題；說真的，他們真正關心的正是這些。
他們終日談論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原始形式問題，談論公民的原始權利和政府的原始權利，人與人之間自然的和人為的相互關系，習俗的錯誤或習俗的合法性，談論到法律的諸原則本身。
這樣，他們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們那時代政治體制的基礎，他們嚴格考察其結構，批判其總設計。
的确，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把這些重大問題作為進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對象；大部分人隻不過是蜻蜓點水，聊以自娛；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這些問題。
這種抽象的文學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中，從大部頭的論著到詩歌，沒有哪一個不包含一點這種因素。
至于這些作家的政治體系，他們彼此分譬如此之大，以至有人想從中調和，形成一個統一的政府理論，卻從未完成這項工作。
盡管如此，如果撇開枝節，溯本求源，便不難發現，這些不同體系的作家們至少在一個最普遍的觀念上是一緻的，這個觀念仿佛是他們每人都設想到的，似乎先于他們頭腦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并且是這些思想的共同來源。
不管他們在進程中如何分歧，這個起跑點卻是一緻的：他們都認為，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
隻要仔細察看，人們就能發現，所謂18世紀政治哲學，嚴格說來，就包含在上述的那個唯一觀念之中。
這樣的思想并不新鮮：3000年來，它不斷地在人類的想象中閃現，但從未固定下來。
那麼，這回它是怎麼占據所有作家的頭腦的呢？為什麼不像往常那樣隻停留在幾個哲學家頭腦裡，卻一直深入到大衆中，使他們政治熱情經久不衰，以緻關于社會性質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論竟成了有閑者日常聊天的話題，連婦女與農民的想象力都被激發起來了呢？這些作家一無地位、榮譽、财富，二無職務、權力，怎麼一變而為當時事實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實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家，因為其他人在行使政權，惟有他們在執掌權威？我想用幾句話指出這個問題，讓大家看看這些似乎僅僅屬于我們的文學史的事件，對于大革命，以及對于我們今天，産生了何種非同小可的影響。
18世紀的哲學家們普遍形成的那些觀念與他們時代作為社會基礎的觀念格格不入，這種現象并非偶然；他們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個社會自身的景象向他們自然地提供的。
荒謬可笑的特權泛濫，使人們越來越感到沉重，越來越認為特權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景象把每個哲學家的頭腦同時推向，或不如說抛向人的社會地位天生平等這種思想。
他們看到那些從往昔的時代沿襲下來的淩亂古怪的制度，從來無人希圖加以整饬，使之适應新的需要，這些制度雖已喪失效力，卻仿佛還要垂諸萬世，因此他們很容易就對舊事物和傳統感到厭惡，自然而然地趨向于各自以理性為唯一依據，勾畫出嶄新的藍圖去重建當代社會。
這些作家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于政府問題的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作了準備，并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
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曆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
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于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
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
隻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争論的人，即使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
這樣，作家們就敢于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這在那些著書立說研究政治學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樣因為愚昧，民衆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
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緻力地方行政，那麼可以斷定，法國人絕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
假如同英國人一樣，法國人也能夠不廢除舊的體制，而是通過實踐來逐漸改變體制的精神，他們也許就不至于心甘情願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樣。
但是
現在論述的是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它們最終确定這場革命的地位、發端和性質。
長期以來，法蘭西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個最有文學天賦的民族；文人在法國從來沒有展現像他們在18世紀中葉前後所展現的精神，從來沒有占據他們在那時所取得的地位。
這種情況在法國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國家也沒有發生過。
與英國不同，這些文人從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們的生活從未比這個時期更超脫；他們沒有絲毫權力，在一個充斥官吏的社會裡，他們不擔任任何公職。
然而，他們不像大多數德國同行那樣，完全不問政治，埋頭研究純哲學或美文學。
他們不斷關心同政府有關的各種問題；說真的，他們真正關心的正是這些。
他們終日談論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原始形式問題，談論公民的原始權利和政府的原始權利，人與人之間自然的和人為的相互關系，習俗的錯誤或習俗的合法性，談論到法律的諸原則本身。
這樣，他們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們那時代政治體制的基礎，他們嚴格考察其結構，批判其總設計。
的确，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把這些重大問題作為進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對象；大部分人隻不過是蜻蜓點水，聊以自娛；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這些問題。
這種抽象的文學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中，從大部頭的論著到詩歌，沒有哪一個不包含一點這種因素。
至于這些作家的政治體系，他們彼此分譬如此之大，以至有人想從中調和，形成一個統一的政府理論，卻從未完成這項工作。
盡管如此，如果撇開枝節，溯本求源，便不難發現，這些不同體系的作家們至少在一個最普遍的觀念上是一緻的，這個觀念仿佛是他們每人都設想到的，似乎先于他們頭腦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并且是這些思想的共同來源。
不管他們在進程中如何分歧，這個起跑點卻是一緻的：他們都認為，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
隻要仔細察看，人們就能發現，所謂18世紀政治哲學，嚴格說來，就包含在上述的那個唯一觀念之中。
這樣的思想并不新鮮：3000年來，它不斷地在人類的想象中閃現，但從未固定下來。
那麼，這回它是怎麼占據所有作家的頭腦的呢？為什麼不像往常那樣隻停留在幾個哲學家頭腦裡，卻一直深入到大衆中，使他們政治熱情經久不衰，以緻關于社會性質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論竟成了有閑者日常聊天的話題，連婦女與農民的想象力都被激發起來了呢？這些作家一無地位、榮譽、财富，二無職務、權力，怎麼一變而為當時事實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實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家，因為其他人在行使政權，惟有他們在執掌權威？我想用幾句話指出這個問題，讓大家看看這些似乎僅僅屬于我們的文學史的事件，對于大革命，以及對于我們今天，産生了何種非同小可的影響。
18世紀的哲學家們普遍形成的那些觀念與他們時代作為社會基礎的觀念格格不入，這種現象并非偶然；他們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個社會自身的景象向他們自然地提供的。
荒謬可笑的特權泛濫，使人們越來越感到沉重，越來越認為特權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景象把每個哲學家的頭腦同時推向，或不如說抛向人的社會地位天生平等這種思想。
他們看到那些從往昔的時代沿襲下來的淩亂古怪的制度，從來無人希圖加以整饬，使之适應新的需要，這些制度雖已喪失效力，卻仿佛還要垂諸萬世，因此他們很容易就對舊事物和傳統感到厭惡，自然而然地趨向于各自以理性為唯一依據，勾畫出嶄新的藍圖去重建當代社會。
這些作家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于政府問題的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作了準備，并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
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曆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
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于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
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
隻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争論的人，即使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
這樣，作家們就敢于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這在那些著書立說研究政治學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樣因為愚昧，民衆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
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緻力地方行政，那麼可以斷定，法國人絕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
假如同英國人一樣，法國人也能夠不廢除舊的體制，而是通過實踐來逐漸改變體制的精神，他們也許就不至于心甘情願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樣。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