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毀滅與各階級的分離如何導緻了幾乎所有使舊制度滅亡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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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賺得30萬裡佛。
” 我們已看到城市整個體制怎樣被人們搞亂，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企圖給國庫撈錢。
正是出于這種對金錢的需求，加之又不願向三級會議索取，于是使賣官鬻爵制度應運而生，這種現象世所未見。
由于這種出于理财思想的捐官制，第三等級的虛榮心遂在三個世紀當中得以保持不衰，他們唯一的念頭就是獲取官職，于是國民的内心深處被灌進這種對職位的普遍欲望，這種欲望後來成為革命與奴役的共同源泉。
财政越拮據，新設職位就越多，而免稅或特權是所有新職位的報酬；由于是出于國庫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因此這樣設置的官職多得簡直難以置信，或是完全無用，或是反而有害。
自1664年起，科爾貝爾作了調查，發現在捐官這項不務正業上，人們投入的資本幾達5億裡佛。
據說黎世留廢除了10萬個官職。
不過這些官職馬上又以其他名目重現。
為了刮點錢，人們放棄了對自己的官員的領導、控制和強制。
一個如此龐大複雜、如此難于運轉、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機器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結果不得不讓這台機器以某種方式空轉，同時在它之外另設一個更簡練、更得心應手的政府工具，藉此切切實實辦一些所有官員假裝在辦而實際未辦的事。
假如讓人對這些讨厭的機構進行讨論，可以斷定，這些機構中沒有哪一個能維持20年。
假如人們當初湊巧再召集三級會議聽取它的意見或怨言，那麼這些機構恐怕根本不會建立或增加。
幾個世紀來為數極少的幾次三級會議一直在不斷反對這些機構。
這些會議曾多次指出，國王竊取權力任意征收捐稅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若引用15世紀那種強有力的語言的原話，那就是，國王竊取了“未經三個等級同意和商議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權利。
”三級會議不僅關注自身的權利，還強烈要求人們尊重各省與城市的權利，而且經常達到目的。
在每次會議上都可以聽到發自内心的反對負擔不平等的呼聲。
三級會議多次要求廢棄行會管事會制度；它們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猛烈攻擊不斷增長的賣官鬻爵制。
它們說道：“誰出售官爵，誰就出賣正義，此乃可恥之舉。
”當捐官制确立之後，三級會議繼續申斥濫設官職。
它們起而反對重重無用的職位、危險的特權，但總是無濟于事。
這套機構恰恰是為反對它們而建立的；它的産生絕不是要召開三級會議，而是要在法國人的眼皮下，将捐稅喬裝打扮，而不敢向他們顯示其真面目。
請注意，最出色的國王也和最壞的國王一樣使用這套伎倆。
最後确立捐官制的是路易十二；出售官職世襲權的是亨利四世：這套制度的罪惡比推行這套制度的那些人的美德大得多！ 由于想逃避三級會議的監督，于是大部分政治職能轉到了最高法院手中，結果在政府中造成司法權的混亂，對良好的秩序危害極大。
必須假裝提供若幹新的保障來代替被剝奪的保障；因為法國人能夠耐心地忍受專制政權，隻要這政權不暴虐，但他們從不願意和它面面相觑，因此，在專制政權前面設立某種虛假的障礙，雖不能阻止專制政權，至少起點遮掩作用，這樣做當然是明智的。
最後，正是這種阻止國民索還自由、隻向國民索錢的願望不斷地促使各階級彼此分離，使它們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終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緻，以至政府在每個時期要對付的隻不過是單槍匹馬的寥寥數人。
在這段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傑出的君主不斷出現，有些以思想聞名，若幹則才華出衆，幾乎所有的人都勇略過人，但沒有一個君王緻力于使各階級接近與聯合，而不使它們處于同等的依附地位。
我說錯了：有一位國王曾經這樣想，并且确曾為之全力以赴；而這位國王——誰能揣摩上帝的判斷如何？——恰恰是路易十六。
階級分裂是舊王國的罪惡，并且後來成了它的托辭；因為，當國民中富裕及有教養的部分在政府中再也不能和睦相處、互相幫助時，國家的自我管理就仿佛不複可能，必須有一位主宰介入。
蒂爾戈在給國王的一份秘密報告中感傷地寫道：“國民是由聯合得不緊密的不同等級構成的社會，是由彼此之間極少連系、各顧自己的人民構成的社會。
在這裡根本看不到什麼共同利益存在。
各個村莊、各個城市的相互聯系同它們所歸屬的各行政區一樣少。
甚至在完成對它們十分必要的公共工程方面，它們也不能取得一緻。
在這場各種奢望與企圖的無休止鬥争中，陛下不得不親自決定一切，或由陛下委托人定奪一切。
人們等待您的特别谕令，以便為公共利益作貢獻，以便尊重他人權利，有時也是為了行使自己的權利。
” 幾個世紀間，同胞們形同路人或仇敵，要使他們互相接近并教育他們共同進行他們自己的事務，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使他們彼此分離比使他們重歸于好要困難得多。
我們已為世人提供了難忘的例證。
60年前，當使舊法國分裂的不同階級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隻不過是為着互相厮殺。
甚至到今天，他們雖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還留在人間。
” 我們已看到城市整個體制怎樣被人們搞亂，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企圖給國庫撈錢。
正是出于這種對金錢的需求，加之又不願向三級會議索取，于是使賣官鬻爵制度應運而生，這種現象世所未見。
由于這種出于理财思想的捐官制，第三等級的虛榮心遂在三個世紀當中得以保持不衰，他們唯一的念頭就是獲取官職，于是國民的内心深處被灌進這種對職位的普遍欲望，這種欲望後來成為革命與奴役的共同源泉。
财政越拮據，新設職位就越多，而免稅或特權是所有新職位的報酬；由于是出于國庫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因此這樣設置的官職多得簡直難以置信，或是完全無用，或是反而有害。
自1664年起，科爾貝爾作了調查，發現在捐官這項不務正業上，人們投入的資本幾達5億裡佛。
據說黎世留廢除了10萬個官職。
不過這些官職馬上又以其他名目重現。
為了刮點錢，人們放棄了對自己的官員的領導、控制和強制。
一個如此龐大複雜、如此難于運轉、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機器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結果不得不讓這台機器以某種方式空轉，同時在它之外另設一個更簡練、更得心應手的政府工具，藉此切切實實辦一些所有官員假裝在辦而實際未辦的事。
假如讓人對這些讨厭的機構進行讨論，可以斷定，這些機構中沒有哪一個能維持20年。
假如人們當初湊巧再召集三級會議聽取它的意見或怨言，那麼這些機構恐怕根本不會建立或增加。
幾個世紀來為數極少的幾次三級會議一直在不斷反對這些機構。
這些會議曾多次指出，國王竊取權力任意征收捐稅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若引用15世紀那種強有力的語言的原話，那就是，國王竊取了“未經三個等級同意和商議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權利。
”三級會議不僅關注自身的權利，還強烈要求人們尊重各省與城市的權利，而且經常達到目的。
在每次會議上都可以聽到發自内心的反對負擔不平等的呼聲。
三級會議多次要求廢棄行會管事會制度；它們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猛烈攻擊不斷增長的賣官鬻爵制。
它們說道：“誰出售官爵，誰就出賣正義，此乃可恥之舉。
”當捐官制确立之後，三級會議繼續申斥濫設官職。
它們起而反對重重無用的職位、危險的特權，但總是無濟于事。
這套機構恰恰是為反對它們而建立的；它的産生絕不是要召開三級會議，而是要在法國人的眼皮下，将捐稅喬裝打扮，而不敢向他們顯示其真面目。
請注意，最出色的國王也和最壞的國王一樣使用這套伎倆。
最後确立捐官制的是路易十二；出售官職世襲權的是亨利四世：這套制度的罪惡比推行這套制度的那些人的美德大得多！ 由于想逃避三級會議的監督，于是大部分政治職能轉到了最高法院手中，結果在政府中造成司法權的混亂，對良好的秩序危害極大。
必須假裝提供若幹新的保障來代替被剝奪的保障；因為法國人能夠耐心地忍受專制政權，隻要這政權不暴虐，但他們從不願意和它面面相觑，因此，在專制政權前面設立某種虛假的障礙，雖不能阻止專制政權，至少起點遮掩作用，這樣做當然是明智的。
最後，正是這種阻止國民索還自由、隻向國民索錢的願望不斷地促使各階級彼此分離，使它們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終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緻，以至政府在每個時期要對付的隻不過是單槍匹馬的寥寥數人。
在這段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傑出的君主不斷出現，有些以思想聞名，若幹則才華出衆，幾乎所有的人都勇略過人，但沒有一個君王緻力于使各階級接近與聯合，而不使它們處于同等的依附地位。
我說錯了：有一位國王曾經這樣想，并且确曾為之全力以赴；而這位國王——誰能揣摩上帝的判斷如何？——恰恰是路易十六。
階級分裂是舊王國的罪惡，并且後來成了它的托辭；因為，當國民中富裕及有教養的部分在政府中再也不能和睦相處、互相幫助時，國家的自我管理就仿佛不複可能，必須有一位主宰介入。
蒂爾戈在給國王的一份秘密報告中感傷地寫道：“國民是由聯合得不緊密的不同等級構成的社會，是由彼此之間極少連系、各顧自己的人民構成的社會。
在這裡根本看不到什麼共同利益存在。
各個村莊、各個城市的相互聯系同它們所歸屬的各行政區一樣少。
甚至在完成對它們十分必要的公共工程方面，它們也不能取得一緻。
在這場各種奢望與企圖的無休止鬥争中，陛下不得不親自決定一切，或由陛下委托人定奪一切。
人們等待您的特别谕令，以便為公共利益作貢獻，以便尊重他人權利，有時也是為了行使自己的權利。
” 幾個世紀間，同胞們形同路人或仇敵，要使他們互相接近并教育他們共同進行他們自己的事務，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使他們彼此分離比使他們重歸于好要困難得多。
我們已為世人提供了難忘的例證。
60年前，當使舊法國分裂的不同階級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隻不過是為着互相厮殺。
甚至到今天，他們雖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還留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