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個個陌生的小團體，彼此漠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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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個國家，這種不平等變得像在法國那樣明顯，那樣讓人經常有所感受。
在德國一大部分地區，大多數捐稅是間接稅。
就直接稅本身而言，貴族特權常常在于承擔較小的共同捐稅負擔。
另外，貴族還得繳納某些特别稅，旨在保住無償服兵役的地位，實際上已不要求貴族無償服役。
然而，所有這些将人和階級加以區别的措施中，捐稅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并且，可以說，使不平等與孤立二者變得無可救藥。
因為，請看後果：當資産者和貴族不再繳納同樣的捐稅時，每年，捐稅攤派征收都重新在他們中間劃出一條清楚明确的線——階級的界限。
每年，每一個特權者都感到一種現實的、迫切的利害，即不讓自己再與民衆混同，并作出新的努力與之分離。
公共事務幾乎沒有一項不是産生于捐稅，或導緻捐稅，因此，自從這兩個階級不再平等地繳納捐稅之後，他們便幾乎再沒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議問題，再沒有任何原因使他們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着費事去将他們分開：人們已用某種方式，剝奪了他們共同行動的機會與願望。
伯克曾為法國舊政體勾畫了一幅肖像，對之加以美化，他贊成我們的貴族制度，尤其看重資産者輕易便能獲取官職跻身貴族這一點：他覺得這同英國開放的貴族制相似。
的确，路易十一曾經成倍增加封爵人數：這是貶抑貴族的一個手段；路易十一的後繼者為獲取金錢更是毫不吝惜地授封晉爵。
内克告訴我們，在他那個時代，為晉升貴族提供的官職數量已達4000個。
任何歐洲其他地方尚未出現類似現象：而伯克試圖證明法國與英國類同，這隻能是大錯特錯。
如果說英國中産階級不僅沒有對貴族進行戰争，反而如此緊密地與貴族聯合在一起，這絕不是因為英國貴族具有開放性，而是因為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英國貴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不是因為人們能夠進入貴族階級，而是因為人們從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進入了貴族階級；因此所有接近貴族的人都自以為是貴族的一部分，都能與貴族政府相結合，并從貴族的權勢中分享某些光彩和好處。
但是法國貴族與其他階級之間的障礙，盡管非常容易跨越，卻始終是固定明顯的，它帶有光彩奪目的标志，易于辯認，而且為非貴族所憎惡。
一旦越過這道障礙，這些非貴族就以享受特權同他們原先的階層分開了，這些特權對原階層的人來說是難于忍受和可恥的。
貴族授封制度絲毫沒有減少，反而無限地增加了平民對貴族的仇恨。
新貴族引起了從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從而加劇了仇恨。
因此第三等級在他們的陳情書中對敕封貴族的憤怒一直大于對世襲貴族的憤怒，而且不僅不要求擴大，反而要求将平民通向貴族的門徑縮小。
在法國曆史上，沒有哪一個時代，貴族爵位能像在1789年那樣容易獲得，資産者和貴族也從未像1789年那樣彼此分離。
不僅貴族無法容忍在他們的選舉團中有帶資産階級氣味的東西，資産者也同樣将所有帶有貴族外貌的人逐開。
在某些省份，新封貴族被世襲貴族排斥，因為後者認為他們不夠高貴，他們也被資産階級排斥，因為人們認為他們貴族氣太重。
據說有名的拉瓦錫就是這種情況。
假如我們撇開貴族階級來考察這個資産階級，我們會看到完全相同的景象，資産者與人民相互分離，幾乎同貴族與資産者相互分離一樣。
在舊制度下，中産階級幾乎全部住在城市。
導緻這一後果的原因有兩個：貴族特權與軍役稅。
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領主平常對農民親密和氣；但是他對自己的鄰人——資産者——卻十分蠻橫無禮。
随着他的政治權力縮小，而且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這種蠻橫無禮不斷增長；因為，一方面，由于不再統治，他再無必要去敷衍那些能幫助他統治的人，另一方面，正如人們經常注意到的那樣，領主喜歡以無節制地使用他那些表面權利來對自己的真實權力的喪失進行自我安慰。
甚至連他不在領地居住這一點，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增加了鄰人的痛苦。
不在地主制對此毫無裨益；因為由代理人行使的各種特權隻能使之更難于忍受。
然而，我不知道軍役稅和所有納入軍役稅的捐稅，是否更能說明問題。
我想，我本可以通過寥寥數語說明為什麼軍役稅和其附加稅對農村的負擔比對城市的負擔沉重得多；但這對讀者來說可能無用。
因而我隻須說，聚集在城市裡的資産者有種種辦法減輕軍役稅的壓力，并常常完全免交軍役稅，而如
在德國一大部分地區，大多數捐稅是間接稅。
就直接稅本身而言，貴族特權常常在于承擔較小的共同捐稅負擔。
另外，貴族還得繳納某些特别稅，旨在保住無償服兵役的地位，實際上已不要求貴族無償服役。
然而，所有這些将人和階級加以區别的措施中，捐稅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并且，可以說，使不平等與孤立二者變得無可救藥。
因為，請看後果：當資産者和貴族不再繳納同樣的捐稅時，每年，捐稅攤派征收都重新在他們中間劃出一條清楚明确的線——階級的界限。
每年，每一個特權者都感到一種現實的、迫切的利害，即不讓自己再與民衆混同，并作出新的努力與之分離。
公共事務幾乎沒有一項不是産生于捐稅，或導緻捐稅，因此，自從這兩個階級不再平等地繳納捐稅之後，他們便幾乎再沒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議問題，再沒有任何原因使他們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着費事去将他們分開：人們已用某種方式，剝奪了他們共同行動的機會與願望。
伯克曾為法國舊政體勾畫了一幅肖像，對之加以美化，他贊成我們的貴族制度，尤其看重資産者輕易便能獲取官職跻身貴族這一點：他覺得這同英國開放的貴族制相似。
的确，路易十一曾經成倍增加封爵人數：這是貶抑貴族的一個手段；路易十一的後繼者為獲取金錢更是毫不吝惜地授封晉爵。
内克告訴我們，在他那個時代，為晉升貴族提供的官職數量已達4000個。
任何歐洲其他地方尚未出現類似現象：而伯克試圖證明法國與英國類同，這隻能是大錯特錯。
如果說英國中産階級不僅沒有對貴族進行戰争，反而如此緊密地與貴族聯合在一起，這絕不是因為英國貴族具有開放性，而是因為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英國貴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不是因為人們能夠進入貴族階級，而是因為人們從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進入了貴族階級；因此所有接近貴族的人都自以為是貴族的一部分，都能與貴族政府相結合，并從貴族的權勢中分享某些光彩和好處。
但是法國貴族與其他階級之間的障礙，盡管非常容易跨越，卻始終是固定明顯的，它帶有光彩奪目的标志，易于辯認，而且為非貴族所憎惡。
一旦越過這道障礙，這些非貴族就以享受特權同他們原先的階層分開了，這些特權對原階層的人來說是難于忍受和可恥的。
貴族授封制度絲毫沒有減少，反而無限地增加了平民對貴族的仇恨。
新貴族引起了從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從而加劇了仇恨。
因此第三等級在他們的陳情書中對敕封貴族的憤怒一直大于對世襲貴族的憤怒，而且不僅不要求擴大，反而要求将平民通向貴族的門徑縮小。
在法國曆史上，沒有哪一個時代，貴族爵位能像在1789年那樣容易獲得，資産者和貴族也從未像1789年那樣彼此分離。
不僅貴族無法容忍在他們的選舉團中有帶資産階級氣味的東西，資産者也同樣将所有帶有貴族外貌的人逐開。
在某些省份，新封貴族被世襲貴族排斥，因為後者認為他們不夠高貴，他們也被資産階級排斥，因為人們認為他們貴族氣太重。
據說有名的拉瓦錫就是這種情況。
假如我們撇開貴族階級來考察這個資産階級，我們會看到完全相同的景象，資産者與人民相互分離，幾乎同貴族與資産者相互分離一樣。
在舊制度下，中産階級幾乎全部住在城市。
導緻這一後果的原因有兩個：貴族特權與軍役稅。
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領主平常對農民親密和氣；但是他對自己的鄰人——資産者——卻十分蠻橫無禮。
随着他的政治權力縮小，而且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這種蠻橫無禮不斷增長；因為，一方面，由于不再統治，他再無必要去敷衍那些能幫助他統治的人，另一方面，正如人們經常注意到的那樣，領主喜歡以無節制地使用他那些表面權利來對自己的真實權力的喪失進行自我安慰。
甚至連他不在領地居住這一點，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增加了鄰人的痛苦。
不在地主制對此毫無裨益；因為由代理人行使的各種特權隻能使之更難于忍受。
然而，我不知道軍役稅和所有納入軍役稅的捐稅，是否更能說明問題。
我想，我本可以通過寥寥數語說明為什麼軍役稅和其附加稅對農村的負擔比對城市的負擔沉重得多；但這對讀者來說可能無用。
因而我隻須說，聚集在城市裡的資産者有種種辦法減輕軍役稅的壓力，并常常完全免交軍役稅，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