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舊制度與大革命》影響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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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12月26日，托克維爾從索倫托寫信給他的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道：“如你所知，很久以來，我一直在醞釀寫作一部新著。
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這世界上留下一點印記，立言比立功更好。
我還覺得，比起15年前來，我今天更能著書。
因此，我一邊穿越索倫托的群山，一邊開始尋覓主題。
它對我來說必須是當代的，并能為我提供一種手段，把事實與思想、曆史哲學與曆史本身結合起來。
〔着重号是我們加的，下同。
〕依我看，這就是問題的條件。
我常常想到帝國，帝國是人們名為法國大革命的那出尚無結局的戲劇的特殊的一幕。
但是看到種種無法逾越的障礙，尤其是想到我好像要重複去寫前人已寫過的名作，我常常望而卻步。
然而這次，主題以嶄新的看來更可以接近的形式出現在我面前。
我想，不必去寫帝國的曆史，而需設法說明和使人明白構成這個時代鍊條的主要環節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點、意義。
這樣，事實的叙述不再是本書的目的。
可以說事實隻是我頭腦中的全部思想所依據的牢固而連續的基礎，這些思想不僅涉及這個時期，而且涉及此前和此後的時期，涉及它的特點，涉及完成帝國的那位卓越人物，涉及由他給法國大革命運動、國家命運以及整個歐洲命運昭示的方向。
因此這書可能很短，也許一卷或兩卷，但很有趣味，并且可能很重要。
我在這新範圍上絞盡腦汁，帶幾分興奮地發現許多開始時沒引起我注意的各種看法，這一切還隻是在我腦際飄動的雲影。
你對這主題意見如何？” 托克維爾寫給路易·德·凱爾戈爾萊的另一封信同樣發自索倫托，日期為1850年12月15日，它比前邊引用的話更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意圖。
我們在這封信中讀到，“重新嘗試一部大作的念頭早就萦繞在腦際，簡直可以說苦惱着我。
我覺得我真正的價值尤其存在于這些思想著作中；我擅長思想勝于行動；假使我能在這世界上留下點什麼，那就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對我的功績的回憶。
過去的十年中，我在許多方面都一無所獲，但這十年給了我對人事的真知灼見和洞察精微的辯别能力，并未使我丢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過衆多現象觀察人事的習慣。
因而我自認為比起寫《論美國的民主》時更能處理好一個政治學專著的重大主題。
但是選擇哪個主題呢？成功機會一半以上就在選題，不僅因為需要找一個公衆感興趣的主題，尤其因為需要發現一個能使我自己也為之振奮并為之獻身的主題。
我是世上最不能違背自己的精神與趣味向上爬的人；當我從自己的所作所為中得不到歡樂時，我覺得我簡直連個庸才都不如。
因此幾年來我經常在尋求（無論如何還有一點安甯，使我可以觀察一下四周，觀察一下其他事物，跳出使我身陷其中的這一小團混亂），就是說，在尋求我可以着手哪個主題，但是一無所獲，沒有能使我滿心歡喜或着實使我動心的主題。
然而，青春逝去，光陰荏苒，人屆成年；人生苦短，活動範圍日蹙。
百般思緒，也可說所有這些心神不安，在我所處的孤獨境地，自然而然地促使我更加嚴肅、更加深入地再度尋求一部書的主題思想。
我想表露我的想法，征求一下你的意見。
我隻能考慮當代主題。
實際上，公衆感興趣我也感興趣的隻有我們時代的事。
當今世界呈現的景象偉大奇異，吸引了人們太多的注意力，使之無法付出許多代價來滿足有閑而博學的社會對曆史抱有的那些好奇心。
但是選擇哪一個當代主題呢？最為新穎、最适合我的智慧禀賦與習慣的主題，将是對當代進行思考與觀察的總彙，是對我們現代社會的自由評斷和對可能出現的未來的預見。
“但是當我去找同類主題的焦點，主題産生的所有思想彼此相遇相連結的一點時，我卻沒有找到。
我看到這樣一部著作的各個部分，卻看不出它的整體；我抓住了經紗，但是沒抓住緯紗，無法織成布。
我必須找到某個部分，為我的思想提供牢固而連續的事實基礎。
我隻有寫曆史才能碰到它；潛心研究一個時代，對它的叙述使我有機會刻畫我們時代的人與物，使我能把所有這些零散的畫構成一副畫面。
隻有法國大革命這出長劇，能夠提供這樣一個時代。
很久以來我便有此想法，這點我曾向你表露，我把自1789年至今這個大時段（grandeétenduedetemps）繼續稱為法國大革命，從中挑選出帝國的十年，論述這驚天動地的事業的誕生、發展、衰落和滅亡過程。
我越思考越認為要描述的時代必須選擇好。
至于時代本身，則不僅要偉大，而且要獨特，甚至獨一無二；可是時至今日，至少依我所見，它的再現都帶有虛假庸俗的色彩。
此外，它要把強烈的光線投向前一個時代與後一個時代。
這肯定是對全劇作了最好的評價，最能使人對整出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法國大革命的一幕。
我的疑慮不在選擇主題，而在論述方式。
我最初想以我的方式将梯也爾先生的著作重寫，就寫帝國的功業，隻是避開軍事部分不寫；相反，梯也爾先生再現了帝國的戰争，寫得春風得意，充滿才華。
但是，我對用這樣的方式處理主題仍然猶豫不定。
著書立說是需要漫長努力的事業。
曆史學家的拿手戲是善于組織史實，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掌握這種本領。
迄今我最擅長的，是評價史實，而不是叙述史實；就這種嚴格意義上的曆史而言，我所知道的這種能力除非越出體裁并使叙述變得累贅，隻應偶或以附帶方式運用。
最後，這有步梯也爾先生後塵之嫌。
公衆很少會因這類試圖而感謝你；兩位作家寫同一主題，人們當然認為後者是老調重彈。
這些便是我的疑慮；向你合盤端出，聽聽你的意見。
“在上述考慮主題的方式外，我又想出一種方式，即：不再寫長篇巨著，而寫相當短的也許就一卷的著作。
确切地說，我不想再去寫帝國史，而是寫對這段曆史的全部思考與評價。
“無疑我要指出史實，要遵循史實的線索；但我主要的事不是講述史實。
特别是我要使人們明白那些大事，要使人們看到由此産生的種種原因；帝國是怎樣産生的；它何以能夠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間建立起來；它所使用的手段有哪些；締造帝國的那位人物的真實本質是什麼；看到導緻他成功的因素，導緻他敗北的因素；他對世界命運尤其是法國的命運所起的暫時影響與長期影響。
我覺得一部極其偉大的著作的題材就在這裡。
但是困難重重。
最使我傷腦筋的難題是曆史本身與曆史哲學相結合。
我還沒看出怎樣使二者結合（可是它們必須結合，因為人們會說前者是畫布，後者是顔料，必須二者具備才能作畫）。
我擔心一個損害另一個，擔心自己缺乏那種要選擇好支持思想的史實就必須具備的極大本領；叙述史實要充分，以便自然而然地通過對叙述的興趣把讀者從一種思考引導到另一種思考，又不能贅述過頭，以便使著作的特點始終清晰可見。
這一類著作中無與倫比的典範是孟德斯鸠論述羅馬人盛衰的著作。
可以說透過羅馬曆史會不斷看到其盛衰興亡；然而羅馬曆史有相當多内容仍需作者加以解釋才能理解。
但是孟德斯鸠抛開那些一向奉為楷模的上乘之作，在自己的著作中顯示了在我所談論的著作中尚不具備的才能。
孟德斯鸠研究一個極其廣大極其遙遠的時代，他隻能相隔很遠挑選最大事件，而對這些事件，他隻說最普遍的東西。
假如把他局限在十年這段時間内，穿過大量細緻精确的事件來探索路徑，這著作的難度肯定要大得多。
“我是想通過前面這番話使你明了我的心境，剛才我對你吐露的所有想法苦惱着我；但是現在仍然是一片黑暗，至多是半明半暗，看到的僅僅是主題重大，但并不清楚這廣闊空間的種種事物。
我多想讓你幫我看得更清楚些。
我自豪地相信我比任何人更能把偉大的思想自由帶進這樣的主題，對人物和事件毫無保留地加以不偏不倚的評說。
因為對于人物，盡管他們曾在我們這個時代生活，我可以保證既無愛也無恨；至于名為憲法、法律、王朝、階級的那些事物的形式，我不談論其價值，隻論我親眼見到的它們的存在，避而不談它們産生的效果。
我沒有傳統，沒有黨派，除了自由與人類尊嚴的事業，我并無事業；對此，我可以保證；就這種工作而言，這類傾向與天性是有用的，正如在事情涉及的不是評說而是介入人類事務時它們常常有害一樣……” 沒有誰能比作者本人再清楚不過地界定《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目的與方法了。
也許有必要指出，托克維爾在這兩封信中提到了最使他頭疼的難題：“曆史哲學與曆史本身相結合”。
實際上，賦予他的著作獨一無二特征的就是這“結合”。
托克維爾之前或之後寫的所有大革命史，人們都可以推定其産生時代，都帶有時代的烙印；但是托克維爾的著作永葆青春，因為這是一部比較曆史社會學著作。
不論是維科的《新科學》，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還是布克哈特的《普遍曆史論見》，都沒有陳舊過時，哪怕我們的曆史學或社會學方法已變得更為專門化。
毫無疑問，《舊制度與大
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這世界上留下一點印記，立言比立功更好。
我還覺得，比起15年前來，我今天更能著書。
因此，我一邊穿越索倫托的群山，一邊開始尋覓主題。
它對我來說必須是當代的，并能為我提供一種手段，把事實與思想、曆史哲學與曆史本身結合起來。
〔着重号是我們加的，下同。
〕依我看，這就是問題的條件。
我常常想到帝國，帝國是人們名為法國大革命的那出尚無結局的戲劇的特殊的一幕。
但是看到種種無法逾越的障礙，尤其是想到我好像要重複去寫前人已寫過的名作，我常常望而卻步。
然而這次，主題以嶄新的看來更可以接近的形式出現在我面前。
我想，不必去寫帝國的曆史，而需設法說明和使人明白構成這個時代鍊條的主要環節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點、意義。
這樣，事實的叙述不再是本書的目的。
可以說事實隻是我頭腦中的全部思想所依據的牢固而連續的基礎，這些思想不僅涉及這個時期，而且涉及此前和此後的時期，涉及它的特點，涉及完成帝國的那位卓越人物，涉及由他給法國大革命運動、國家命運以及整個歐洲命運昭示的方向。
因此這書可能很短，也許一卷或兩卷，但很有趣味，并且可能很重要。
我在這新範圍上絞盡腦汁，帶幾分興奮地發現許多開始時沒引起我注意的各種看法，這一切還隻是在我腦際飄動的雲影。
你對這主題意見如何？” 托克維爾寫給路易·德·凱爾戈爾萊的另一封信同樣發自索倫托，日期為1850年12月15日，它比前邊引用的話更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意圖。
我們在這封信中讀到，“重新嘗試一部大作的念頭早就萦繞在腦際，簡直可以說苦惱着我。
我覺得我真正的價值尤其存在于這些思想著作中；我擅長思想勝于行動；假使我能在這世界上留下點什麼，那就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對我的功績的回憶。
過去的十年中，我在許多方面都一無所獲，但這十年給了我對人事的真知灼見和洞察精微的辯别能力，并未使我丢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過衆多現象觀察人事的習慣。
因而我自認為比起寫《論美國的民主》時更能處理好一個政治學專著的重大主題。
但是選擇哪個主題呢？成功機會一半以上就在選題，不僅因為需要找一個公衆感興趣的主題，尤其因為需要發現一個能使我自己也為之振奮并為之獻身的主題。
我是世上最不能違背自己的精神與趣味向上爬的人；當我從自己的所作所為中得不到歡樂時，我覺得我簡直連個庸才都不如。
因此幾年來我經常在尋求（無論如何還有一點安甯，使我可以觀察一下四周，觀察一下其他事物，跳出使我身陷其中的這一小團混亂），就是說，在尋求我可以着手哪個主題，但是一無所獲，沒有能使我滿心歡喜或着實使我動心的主題。
然而，青春逝去，光陰荏苒，人屆成年；人生苦短，活動範圍日蹙。
百般思緒，也可說所有這些心神不安，在我所處的孤獨境地，自然而然地促使我更加嚴肅、更加深入地再度尋求一部書的主題思想。
我想表露我的想法，征求一下你的意見。
我隻能考慮當代主題。
實際上，公衆感興趣我也感興趣的隻有我們時代的事。
當今世界呈現的景象偉大奇異，吸引了人們太多的注意力，使之無法付出許多代價來滿足有閑而博學的社會對曆史抱有的那些好奇心。
但是選擇哪一個當代主題呢？最為新穎、最适合我的智慧禀賦與習慣的主題，将是對當代進行思考與觀察的總彙，是對我們現代社會的自由評斷和對可能出現的未來的預見。
“但是當我去找同類主題的焦點，主題産生的所有思想彼此相遇相連結的一點時，我卻沒有找到。
我看到這樣一部著作的各個部分，卻看不出它的整體；我抓住了經紗，但是沒抓住緯紗，無法織成布。
我必須找到某個部分，為我的思想提供牢固而連續的事實基礎。
我隻有寫曆史才能碰到它；潛心研究一個時代，對它的叙述使我有機會刻畫我們時代的人與物，使我能把所有這些零散的畫構成一副畫面。
隻有法國大革命這出長劇，能夠提供這樣一個時代。
很久以來我便有此想法，這點我曾向你表露，我把自1789年至今這個大時段（grandeétenduedetemps）繼續稱為法國大革命，從中挑選出帝國的十年，論述這驚天動地的事業的誕生、發展、衰落和滅亡過程。
我越思考越認為要描述的時代必須選擇好。
至于時代本身，則不僅要偉大，而且要獨特，甚至獨一無二；可是時至今日，至少依我所見，它的再現都帶有虛假庸俗的色彩。
此外，它要把強烈的光線投向前一個時代與後一個時代。
這肯定是對全劇作了最好的評價，最能使人對整出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法國大革命的一幕。
我的疑慮不在選擇主題，而在論述方式。
我最初想以我的方式将梯也爾先生的著作重寫，就寫帝國的功業，隻是避開軍事部分不寫；相反，梯也爾先生再現了帝國的戰争，寫得春風得意，充滿才華。
但是，我對用這樣的方式處理主題仍然猶豫不定。
著書立說是需要漫長努力的事業。
曆史學家的拿手戲是善于組織史實，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掌握這種本領。
迄今我最擅長的，是評價史實，而不是叙述史實；就這種嚴格意義上的曆史而言，我所知道的這種能力除非越出體裁并使叙述變得累贅，隻應偶或以附帶方式運用。
最後，這有步梯也爾先生後塵之嫌。
公衆很少會因這類試圖而感謝你；兩位作家寫同一主題，人們當然認為後者是老調重彈。
這些便是我的疑慮；向你合盤端出，聽聽你的意見。
“在上述考慮主題的方式外，我又想出一種方式，即：不再寫長篇巨著，而寫相當短的也許就一卷的著作。
确切地說，我不想再去寫帝國史，而是寫對這段曆史的全部思考與評價。
“無疑我要指出史實，要遵循史實的線索；但我主要的事不是講述史實。
特别是我要使人們明白那些大事，要使人們看到由此産生的種種原因；帝國是怎樣産生的；它何以能夠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間建立起來；它所使用的手段有哪些；締造帝國的那位人物的真實本質是什麼；看到導緻他成功的因素，導緻他敗北的因素；他對世界命運尤其是法國的命運所起的暫時影響與長期影響。
我覺得一部極其偉大的著作的題材就在這裡。
但是困難重重。
最使我傷腦筋的難題是曆史本身與曆史哲學相結合。
我還沒看出怎樣使二者結合（可是它們必須結合，因為人們會說前者是畫布，後者是顔料，必須二者具備才能作畫）。
我擔心一個損害另一個，擔心自己缺乏那種要選擇好支持思想的史實就必須具備的極大本領；叙述史實要充分，以便自然而然地通過對叙述的興趣把讀者從一種思考引導到另一種思考，又不能贅述過頭，以便使著作的特點始終清晰可見。
這一類著作中無與倫比的典範是孟德斯鸠論述羅馬人盛衰的著作。
可以說透過羅馬曆史會不斷看到其盛衰興亡；然而羅馬曆史有相當多内容仍需作者加以解釋才能理解。
但是孟德斯鸠抛開那些一向奉為楷模的上乘之作，在自己的著作中顯示了在我所談論的著作中尚不具備的才能。
孟德斯鸠研究一個極其廣大極其遙遠的時代，他隻能相隔很遠挑選最大事件，而對這些事件，他隻說最普遍的東西。
假如把他局限在十年這段時間内，穿過大量細緻精确的事件來探索路徑，這著作的難度肯定要大得多。
“我是想通過前面這番話使你明了我的心境，剛才我對你吐露的所有想法苦惱着我；但是現在仍然是一片黑暗，至多是半明半暗，看到的僅僅是主題重大，但并不清楚這廣闊空間的種種事物。
我多想讓你幫我看得更清楚些。
我自豪地相信我比任何人更能把偉大的思想自由帶進這樣的主題，對人物和事件毫無保留地加以不偏不倚的評說。
因為對于人物，盡管他們曾在我們這個時代生活，我可以保證既無愛也無恨；至于名為憲法、法律、王朝、階級的那些事物的形式，我不談論其價值，隻論我親眼見到的它們的存在，避而不談它們産生的效果。
我沒有傳統，沒有黨派，除了自由與人類尊嚴的事業，我并無事業；對此，我可以保證；就這種工作而言，這類傾向與天性是有用的，正如在事情涉及的不是評說而是介入人類事務時它們常常有害一樣……” 沒有誰能比作者本人再清楚不過地界定《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目的與方法了。
也許有必要指出，托克維爾在這兩封信中提到了最使他頭疼的難題：“曆史哲學與曆史本身相結合”。
實際上，賦予他的著作獨一無二特征的就是這“結合”。
托克維爾之前或之後寫的所有大革命史，人們都可以推定其産生時代，都帶有時代的烙印；但是托克維爾的著作永葆青春，因為這是一部比較曆史社會學著作。
不論是維科的《新科學》，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還是布克哈特的《普遍曆史論見》，都沒有陳舊過時，哪怕我們的曆史學或社會學方法已變得更為專門化。
毫無疑問，《舊制度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