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盡管文明取得各方面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竟比13世紀還糟
關燈
小
中
大
神甫許多特權，但是他也部分地激起了人民對這種制度所産生的仇恨。
就這樣，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開了；他們與那些本來能夠幫助他們、領導他們的鄉親們也疏遠了。
這些人有了知識，富裕起來，就避開農民；農民好像被人從整個國民中淘汰下來，扔在一邊。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這在歐洲任何一個文明大民族都未曾見過，即使在法國，這也是晚近現象。
14世紀的農民受壓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
貴族有時對農民施以暴虐，但他們從未抛棄農民。
18世紀，村莊是一個共同體，一切成員都貧窮、蒙昧、粗野；村裡的行政官也同樣不識文墨，遭人輕視；村子裡的理事大字不識；村裡的收稅人不會親手清理鄰人和自己财産的帳目。
昔日的領主不僅已無權統治農民，而且在他們看來，介入村莊的治理簡直有損身份。
制訂軍役稅，征集自衛隊，決定徭役，這些都是卑下的行當，是理事的職業。
隻有中央政權才關注農村共同體，由于中央政權地處遙遠，對共同體中的居民尚無畏懼，所以它關注共同體隻不過是想從共同體撈取油水罷了。
現在來看看一個被抛棄的階級的境況吧。
既無人想對它施以暴政，也無人試圖開導它、為它服務。
封建制度壓在農村居民身上的種種最沉重的負擔無疑已經撤銷或減輕了；但是，有一點人們卻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負擔，也許較前更為沉重。
農民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卻經受着其先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
衆所周知，兩個世紀以來，幾乎全靠農民的血汗，軍役稅增加了十倍。
這裡必須解釋人們向農民征收軍役稅的方式，以便說明在那些文明的世紀裡，有哪些野蠻的法律還能夠制訂或維持，而國家中最有教養的人卻無動于衷，并不想改變這些野蠻法律。
在1772年總監本人寫給各省總督的一封密函中，我找到了有關軍役稅的描述，這幅圖畫堪稱是一幀精确簡明的小小傑作。
這位大臣說道：“軍役稅在攤派上是任意的，在征收時是連帶責任的，在法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是對人而不對物的，随着每年納稅人的财産狀況的變動，軍役稅也不斷發生變化。
”幾句話便概括了一切；沒有比這幾句話更巧妙地形容這個人們以此自肥的弊端了。
教區每年規定應繳納的全部稅額。
照這位大臣所說，稅額不斷變化，乃至種田人前一年無法料知下一年應付多少。
在教區内，每年随便任命一位農民為收稅員，由他負責将捐稅負擔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
我答應要講一下這個收稅員的處境。
讓我們來聽聽1779年貝裡的省議會的發言吧；這個省議會是無可指責的：它完全是由不繳納軍役稅的、由國王選定的特權者們組成的。
它在1779年說道：“鑒于大家都不願當收稅員，每個人就必須輪留擔任。
因而征集軍役稅的責任便每年委托給一個新收稅員，不論其能力高低，正直與否；每年納稅人名冊的制訂也就受到制訂人的人品的影響。
收稅員的畏懼、軟弱或罪惡都可以在名冊上找到印迹。
此外，他怎樣能把這樁事做好呢？他是在黑暗中摸索；因為誰确切知道鄰人的财富多寡，以及這份财富與那份财富之間的比例？然而這隻能憑收稅員的意見來判斷，他要以他的所有财産乃至人身，對收稅員的職務負責。
通常在兩年之内，他必須花一半時間奔走于納稅人之家。
凡不識字者必須在鄰居中找人替補。
” 更早一些時候，蒂爾戈曾經講到另一個省的情況：“這一職務給那些任職者帶來絕望，幾乎總是以破産告終；就是這樣村裡全部殷實之家陸續被陷入貧困。
” 然而這倒黴人的身上不乏橫征暴斂的本領；他一身二任，既是犧牲品，又是暴君。
在任期内，他不僅自己破産，他的手中也掌握着大家破産的命運。
還是那個省議會說的好：“對他的親屬、他的朋友和他的鄰居的優惠，對他的敵人的仇恨及報複，對庇護者的需求，唯恐引起派活的有錢公民的不快，所有這些在他的心中與正義感搏鬥。
”恐懼常常使收稅人變得殘酷無情；在有些教區裡，沒有催稅員和執達員陪同，收稅員便寸步難行。
1764年有位總督緻函大臣道：“當收稅員不帶執達員前往時，該繳稅者就不願繳納。
”吉耶内省議會還告訴我們說：“僅維勒弗朗什财政區一處，就有106個拘役傳令人和其他執達吏助理在大道上終日奔波。
” 在18世紀全盛時期，法國農民為了逃脫這種橫征暴斂的捐稅，也像中世紀的猶太人一樣：他在外表上裝得窮困不堪，而實際上奮時并非如此；他的富裕理所當然地使他害怕：有一份文獻我不是在吉耶内，而是在距它百裡之内得到的，它提供了非常明顯的證據。
曼恩農業協會在它1761年的報告中宣布，它打算分配牲畜作為獎品，以資鼓勵。
“這個想法被打消了”，農業協會寫道，“因為卑劣的嫉妒心會給獲獎者招緻危險後果，使他們在以後幾年中由于強派的捐稅而煩惱無窮。
”
就這樣，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開了；他們與那些本來能夠幫助他們、領導他們的鄉親們也疏遠了。
這些人有了知識，富裕起來，就避開農民；農民好像被人從整個國民中淘汰下來，扔在一邊。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這在歐洲任何一個文明大民族都未曾見過，即使在法國，這也是晚近現象。
14世紀的農民受壓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
貴族有時對農民施以暴虐，但他們從未抛棄農民。
18世紀，村莊是一個共同體，一切成員都貧窮、蒙昧、粗野；村裡的行政官也同樣不識文墨，遭人輕視；村子裡的理事大字不識；村裡的收稅人不會親手清理鄰人和自己财産的帳目。
昔日的領主不僅已無權統治農民，而且在他們看來，介入村莊的治理簡直有損身份。
制訂軍役稅，征集自衛隊，決定徭役，這些都是卑下的行當，是理事的職業。
隻有中央政權才關注農村共同體，由于中央政權地處遙遠，對共同體中的居民尚無畏懼，所以它關注共同體隻不過是想從共同體撈取油水罷了。
現在來看看一個被抛棄的階級的境況吧。
既無人想對它施以暴政，也無人試圖開導它、為它服務。
封建制度壓在農村居民身上的種種最沉重的負擔無疑已經撤銷或減輕了；但是，有一點人們卻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負擔，也許較前更為沉重。
農民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卻經受着其先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
衆所周知，兩個世紀以來，幾乎全靠農民的血汗，軍役稅增加了十倍。
這裡必須解釋人們向農民征收軍役稅的方式，以便說明在那些文明的世紀裡，有哪些野蠻的法律還能夠制訂或維持，而國家中最有教養的人卻無動于衷，并不想改變這些野蠻法律。
在1772年總監本人寫給各省總督的一封密函中，我找到了有關軍役稅的描述，這幅圖畫堪稱是一幀精确簡明的小小傑作。
這位大臣說道：“軍役稅在攤派上是任意的，在征收時是連帶責任的，在法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是對人而不對物的，随着每年納稅人的财産狀況的變動，軍役稅也不斷發生變化。
”幾句話便概括了一切；沒有比這幾句話更巧妙地形容這個人們以此自肥的弊端了。
教區每年規定應繳納的全部稅額。
照這位大臣所說，稅額不斷變化，乃至種田人前一年無法料知下一年應付多少。
在教區内，每年随便任命一位農民為收稅員，由他負責将捐稅負擔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
我答應要講一下這個收稅員的處境。
讓我們來聽聽1779年貝裡的省議會的發言吧；這個省議會是無可指責的：它完全是由不繳納軍役稅的、由國王選定的特權者們組成的。
它在1779年說道：“鑒于大家都不願當收稅員，每個人就必須輪留擔任。
因而征集軍役稅的責任便每年委托給一個新收稅員，不論其能力高低，正直與否；每年納稅人名冊的制訂也就受到制訂人的人品的影響。
收稅員的畏懼、軟弱或罪惡都可以在名冊上找到印迹。
此外，他怎樣能把這樁事做好呢？他是在黑暗中摸索；因為誰确切知道鄰人的财富多寡，以及這份财富與那份财富之間的比例？然而這隻能憑收稅員的意見來判斷，他要以他的所有财産乃至人身，對收稅員的職務負責。
通常在兩年之内，他必須花一半時間奔走于納稅人之家。
凡不識字者必須在鄰居中找人替補。
” 更早一些時候，蒂爾戈曾經講到另一個省的情況：“這一職務給那些任職者帶來絕望，幾乎總是以破産告終；就是這樣村裡全部殷實之家陸續被陷入貧困。
” 然而這倒黴人的身上不乏橫征暴斂的本領；他一身二任，既是犧牲品，又是暴君。
在任期内，他不僅自己破産，他的手中也掌握着大家破産的命運。
還是那個省議會說的好：“對他的親屬、他的朋友和他的鄰居的優惠，對他的敵人的仇恨及報複，對庇護者的需求，唯恐引起派活的有錢公民的不快，所有這些在他的心中與正義感搏鬥。
”恐懼常常使收稅人變得殘酷無情；在有些教區裡，沒有催稅員和執達員陪同，收稅員便寸步難行。
1764年有位總督緻函大臣道：“當收稅員不帶執達員前往時，該繳稅者就不願繳納。
”吉耶内省議會還告訴我們說：“僅維勒弗朗什财政區一處，就有106個拘役傳令人和其他執達吏助理在大道上終日奔波。
” 在18世紀全盛時期，法國農民為了逃脫這種橫征暴斂的捐稅，也像中世紀的猶太人一樣：他在外表上裝得窮困不堪，而實際上奮時并非如此；他的富裕理所當然地使他害怕：有一份文獻我不是在吉耶内，而是在距它百裡之内得到的，它提供了非常明顯的證據。
曼恩農業協會在它1761年的報告中宣布，它打算分配牲畜作為獎品，以資鼓勵。
“這個想法被打消了”，農業協會寫道，“因為卑劣的嫉妒心會給獲獎者招緻危險後果，使他們在以後幾年中由于強派的捐稅而煩惱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