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盡管文明取得各方面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竟比13世紀還糟
關燈
小
中
大
法國農民在18世紀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淩；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着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單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
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其後果值得單獨加以詳細考察。
自17世紀初期，據佩雷費克斯說，亨利四世便抱怨貴族抛棄鄉村。
到18世紀，逃離農村幾成普遍現象；那個時代的所有文獻都指明了這點，并為之感到痛惜：經濟學家在他們的書裡，總督們在通信中，各農業協會在論文中都指出這點。
在人頭稅登記簿裡可以找到确鑿證據。
人頭稅是在實際住所征收的：所有大貴族和部分中等貴族的人頭稅都在巴黎征收。
農村裡幾乎隻剩下家道小康、無力脫身的貴族。
他們與農民為鄰，朝夕相處，其處境在我看來，是富庶的所有者從未見過的。
既然不再是農民的首領，他們也就不像昔日那樣有心照顧、幫助和領導農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農民一樣承擔公共捐稅，他們就不會對農民的凄楚抱有滿腔同情，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經曆；也不會分擔農民的苦衷，因為他們無切膚之痛。
這些農民不再是他們的臣民，而他們也還未成為農民的同胞：這種現象是史無前例的。
這種情況導緻了一種心靈上的不在地主制，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它比嚴格意義上的不在地主制更頻繁、更有效。
因此，仍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貴族常常抱有他不在鄉間時他的管家的種種觀點和感情；像管家一樣，他認為佃農隻不過是債務人，對這些人他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規或慣例屬于他的東西都不放過，結果這些封建殘餘權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時代還要苛刻。
他經常負債累累，始終窮困潦倒，在城堡裡，一般過着極端吝啬的生活，心裡盤算的隻是攢錢，以便過冬時進城揮霍。
老百姓說話通常一針見血，他們給這類小貴族起了個名字，用猛禽中身量最小的那種來稱呼他：燕隼（lehobereau）。
無疑，人們會拿單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曆史。
誰能否認在當時也有很多富庶的所有者無時無刻不計利害地關心着農民的福利？但是這樣做的人恰好與他們新的社會地位的規律相抵觸，不管他們願意與否，這條規律促使他們對農民漠不關心，同樣也促使他們從前的附庸心懷仇恨。
人們常把貴族離棄農村歸因于某些大臣、某些國王的特殊影響：有些人歸之于黎世留，另一些人歸之于路易十四。
确實，君主制最後三個世紀中，使貴族與人民分離，将貴族吸引到宮廷進入仕途，這差不多一直是曆代君主的主導思想。
特别是在17世紀，當時貴族階級還令王權生畏。
向總督提出的種種問題中還有這樣的問題：“你的省裡的貴族願意留在老家還是願意離開？” 有一個總督寫信答複了這個問題；總督在信中抱怨他省内的貴族不願在國王身邊盡義務，反而甘願和農民呆在一起。
不過請特别注意這點：這裡談到的省份乃是安茹；這就是後來的旺代。
據說，唯有這些拒絕向國王盡義務的貴族，後來拿起武器，捍衛法國的君主制，并為之戰鬥捐軀；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榮耀，全在于他們能夠把農民吸引在他們周圍，盡管有人指責他們樂于在農民中間生活。
然而，當時構成民族頭腦的那個階級離棄農民的現象，決不能歸因于某幾個國王的直接影響。
這種現象的首要而持久的原因不在于某些個人意志，而在于各種制度的緩慢而不斷的運動；18世紀政府欲割除弊端，但連弊端的擴展也無法控制，這就是明證。
随着貴族徹底失去政治權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貴族的遷移增多了，人們無須再去引誘他們出走，他們已無心留下：田園生活對他們已變得興趣索然。
這裡我論述貴族的話應理解為全國各地富有的地産主：中央集權的國家，開明有錢的人紛紛離去的鄉村；我能否更進一步說：中央集權的國家，耕作粗放陳舊的國家，并評論一下孟德斯鸠深刻的話語，同時明确其含義。
孟德斯鸠說：“土地出産之少主要不在于土地肥沃程度，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
”不過我不想離題太遠。
我們在别處已經談到資産者抛下農村，千方百計在城市找一栖身之地。
舊制度的全部文獻對這一點是完全一緻的。
文獻證明，農村裡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
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财産，便立即令其子弟抛開犁鋤，打發他進城，并給他買下一官半職。
時至今日，法國種田人對使其緻富的這個行業還常常表現出一種奇特的厭惡心理，這種現象應上溯到這個時期。
原因已消失，但後果尚存。
真正說來，長期居住在農民當中并和農民保持不斷聯系的唯一有教養的人，或按英國人的說法，唯一的紳士，就是本堂神甫；盡管伏爾泰有言在先，假如本堂神甫本人不是那樣緊密地、明目張膽地同政治權力制度相聯系，他本可以成為農村居民的主宰；政治權力制度固然給了本堂
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其後果值得單獨加以詳細考察。
自17世紀初期，據佩雷費克斯說，亨利四世便抱怨貴族抛棄鄉村。
到18世紀，逃離農村幾成普遍現象；那個時代的所有文獻都指明了這點，并為之感到痛惜：經濟學家在他們的書裡，總督們在通信中，各農業協會在論文中都指出這點。
在人頭稅登記簿裡可以找到确鑿證據。
人頭稅是在實際住所征收的：所有大貴族和部分中等貴族的人頭稅都在巴黎征收。
農村裡幾乎隻剩下家道小康、無力脫身的貴族。
他們與農民為鄰，朝夕相處，其處境在我看來，是富庶的所有者從未見過的。
既然不再是農民的首領，他們也就不像昔日那樣有心照顧、幫助和領導農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農民一樣承擔公共捐稅，他們就不會對農民的凄楚抱有滿腔同情，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經曆；也不會分擔農民的苦衷，因為他們無切膚之痛。
這些農民不再是他們的臣民，而他們也還未成為農民的同胞：這種現象是史無前例的。
這種情況導緻了一種心靈上的不在地主制，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它比嚴格意義上的不在地主制更頻繁、更有效。
因此，仍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貴族常常抱有他不在鄉間時他的管家的種種觀點和感情；像管家一樣，他認為佃農隻不過是債務人，對這些人他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規或慣例屬于他的東西都不放過，結果這些封建殘餘權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時代還要苛刻。
他經常負債累累，始終窮困潦倒，在城堡裡，一般過着極端吝啬的生活，心裡盤算的隻是攢錢，以便過冬時進城揮霍。
老百姓說話通常一針見血，他們給這類小貴族起了個名字，用猛禽中身量最小的那種來稱呼他：燕隼（lehobereau）。
無疑，人們會拿單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曆史。
誰能否認在當時也有很多富庶的所有者無時無刻不計利害地關心着農民的福利？但是這樣做的人恰好與他們新的社會地位的規律相抵觸，不管他們願意與否，這條規律促使他們對農民漠不關心，同樣也促使他們從前的附庸心懷仇恨。
人們常把貴族離棄農村歸因于某些大臣、某些國王的特殊影響：有些人歸之于黎世留，另一些人歸之于路易十四。
确實，君主制最後三個世紀中，使貴族與人民分離，将貴族吸引到宮廷進入仕途，這差不多一直是曆代君主的主導思想。
特别是在17世紀，當時貴族階級還令王權生畏。
向總督提出的種種問題中還有這樣的問題：“你的省裡的貴族願意留在老家還是願意離開？” 有一個總督寫信答複了這個問題；總督在信中抱怨他省内的貴族不願在國王身邊盡義務，反而甘願和農民呆在一起。
不過請特别注意這點：這裡談到的省份乃是安茹；這就是後來的旺代。
據說，唯有這些拒絕向國王盡義務的貴族，後來拿起武器，捍衛法國的君主制，并為之戰鬥捐軀；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榮耀，全在于他們能夠把農民吸引在他們周圍，盡管有人指責他們樂于在農民中間生活。
然而，當時構成民族頭腦的那個階級離棄農民的現象，決不能歸因于某幾個國王的直接影響。
這種現象的首要而持久的原因不在于某些個人意志，而在于各種制度的緩慢而不斷的運動；18世紀政府欲割除弊端，但連弊端的擴展也無法控制，這就是明證。
随着貴族徹底失去政治權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貴族的遷移增多了，人們無須再去引誘他們出走，他們已無心留下：田園生活對他們已變得興趣索然。
這裡我論述貴族的話應理解為全國各地富有的地産主：中央集權的國家，開明有錢的人紛紛離去的鄉村；我能否更進一步說：中央集權的國家，耕作粗放陳舊的國家，并評論一下孟德斯鸠深刻的話語，同時明确其含義。
孟德斯鸠說：“土地出産之少主要不在于土地肥沃程度，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
”不過我不想離題太遠。
我們在别處已經談到資産者抛下農村，千方百計在城市找一栖身之地。
舊制度的全部文獻對這一點是完全一緻的。
文獻證明，農村裡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
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财産，便立即令其子弟抛開犁鋤，打發他進城，并給他買下一官半職。
時至今日，法國種田人對使其緻富的這個行業還常常表現出一種奇特的厭惡心理，這種現象應上溯到這個時期。
原因已消失，但後果尚存。
真正說來，長期居住在農民當中并和農民保持不斷聯系的唯一有教養的人，或按英國人的說法，唯一的紳士，就是本堂神甫；盡管伏爾泰有言在先，假如本堂神甫本人不是那樣緊密地、明目張膽地同政治權力制度相聯系，他本可以成為農村居民的主宰；政治權力制度固然給了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