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
關燈
小
中
大
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
恰恰是在那裡點燃并滋養了内戰戰火，那裡對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時間最長久；以至于有人會說，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
這種觀點使人驚奇；但曆史充滿着類似的景象。
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
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将它猛力抛棄。
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隻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
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
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
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
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博馬舍的短期監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動。
再無人認為1780年法國在衰落；相反，人們會說，此時此刻再無阻礙法國進步的限制了。
正是在那時，人能不斷地無限完善的理論産生了。
20年以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
人們的想象力預先就沉浸在即将來臨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使人對既得利益無動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除了這些普遍原因之外，這一現象還有其他更為特殊但同樣強有力的原因。
盡管财政管理已經像其他部門一樣完善，它還保留着專制政府固有的毛病。
由于财政管理是秘密的、無保障的，人們在這裡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某些不良作法。
政府努力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這些每天都在增加開支，而收入卻并未按同一比例遞增；這就使國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嚴重的财政拮據中。
和前任一樣，他不斷使他的債權人收不回債；像先王一樣，他向四面八方舉債，既不公開，也無競争，債權人不一定能拿到定期利息；甚至他們的資本也永遠取決于國王的誠意。
有一位值得信任的證人，因為他曾親眼目睹，而且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對此說道：“那時法國人與自己政府的關系中充滿了偶然性。
他們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他們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譬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
”他還意味深長地說道：“當此之時，工業振興，在更加廣大的人們心中萌發起對财産的熱愛、對富裕的愛好與需求，那些将部分财産委托給國家的人對合同法遭到破壞更難以容忍，而破壞者正是所有債務人中本應最尊重合同法的債務人。
” 這裡受到指責的法國行政當局的種種流弊實在并不新鮮；新鮮的是它們所産生的印象。
從前财政制度的缺陷要嚴重得多；但是從那時以來，政府和社會發生了變化，使人們對這些問題比以前敏感得多。
20年來，政府變得更加活躍，發起過去連想都不曾想的各種事業，終于成為工業産品的最大消費者，成為王國内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
與政府有金錢關系、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維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驚人地增長。
國家财産和私人财産從未如此緊密混合。
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裡僅僅是公共劣迹之一，這時卻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
1789年，國家欠債将近六億裡佛，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像當時一位财政家所說，他們和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合起來，将他們的怨恨一起向政府發洩。
請注意，随着這種不滿者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因為投機的欲望，發财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對同樣的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
食利者、商人、工業家與其他批發商或貪财者由此産生，他們通常構成一個最敵視新政策、最熱愛任何現存政府、最順從他們所蔑視或厭惡的那些法律的階級，而這個階級這一次表現得最急于改革，并且最堅決。
它尤其大聲疾呼号召在整個财政系統進行徹底革命，而未想到人們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這個部門，其餘部門即将全部垮台。
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财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自己的毀滅。
恰恰是在那裡點燃并滋養了内戰戰火，那裡對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時間最長久；以至于有人會說，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
這種觀點使人驚奇；但曆史充滿着類似的景象。
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
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将它猛力抛棄。
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隻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
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
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
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
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博馬舍的短期監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動。
再無人認為1780年法國在衰落；相反，人們會說，此時此刻再無阻礙法國進步的限制了。
正是在那時，人能不斷地無限完善的理論産生了。
20年以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
人們的想象力預先就沉浸在即将來臨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使人對既得利益無動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除了這些普遍原因之外，這一現象還有其他更為特殊但同樣強有力的原因。
盡管财政管理已經像其他部門一樣完善，它還保留着專制政府固有的毛病。
由于财政管理是秘密的、無保障的，人們在這裡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某些不良作法。
政府努力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這些每天都在增加開支，而收入卻并未按同一比例遞增；這就使國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嚴重的财政拮據中。
和前任一樣，他不斷使他的債權人收不回債；像先王一樣，他向四面八方舉債，既不公開，也無競争，債權人不一定能拿到定期利息；甚至他們的資本也永遠取決于國王的誠意。
有一位值得信任的證人，因為他曾親眼目睹，而且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對此說道：“那時法國人與自己政府的關系中充滿了偶然性。
他們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他們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譬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
”他還意味深長地說道：“當此之時，工業振興，在更加廣大的人們心中萌發起對财産的熱愛、對富裕的愛好與需求，那些将部分财産委托給國家的人對合同法遭到破壞更難以容忍，而破壞者正是所有債務人中本應最尊重合同法的債務人。
” 這裡受到指責的法國行政當局的種種流弊實在并不新鮮；新鮮的是它們所産生的印象。
從前财政制度的缺陷要嚴重得多；但是從那時以來，政府和社會發生了變化，使人們對這些問題比以前敏感得多。
20年來，政府變得更加活躍，發起過去連想都不曾想的各種事業，終于成為工業産品的最大消費者，成為王國内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
與政府有金錢關系、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維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驚人地增長。
國家财産和私人财産從未如此緊密混合。
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裡僅僅是公共劣迹之一，這時卻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
1789年，國家欠債将近六億裡佛，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像當時一位财政家所說，他們和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合起來，将他們的怨恨一起向政府發洩。
請注意，随着這種不滿者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因為投機的欲望，發财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對同樣的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
食利者、商人、工業家與其他批發商或貪财者由此産生，他們通常構成一個最敵視新政策、最熱愛任何現存政府、最順從他們所蔑視或厭惡的那些法律的階級，而這個階級這一次表現得最急于改革，并且最堅決。
它尤其大聲疾呼号召在整個财政系統進行徹底革命，而未想到人們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這個部門，其餘部門即将全部垮台。
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财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自己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