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個個陌生的小團體，彼此漠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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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們留在領地上，誰也無法單獨找到這些辦法。
通過這種方式，他們逃避了征收軍役稅的義務，這個義務比起繳納軍役稅的義務更使他們害怕，這其中自有道理；因為在舊制度下，甚至我認為在任何一種制度下，什麼也沒有比教區軍役稅征稅員的處境更糟糕的了。
對這個問題，我下面還有機會說明。
可是在鄉村，除了貴族，誰也逃不掉這個負擔：平民中有錢的人甯可出租财産，遁入附近的城市，也不願受此冤孽。
蒂爾戈對我們說：“軍役稅的征收使農村中所有平民所有者幾乎都變成了城市資産者”。
蒂爾戈的觀點與我曾有機會查閱的有關秘密文件相符。
順便說一下，這就是使法國比起歐洲大部分其他國家來，布滿更多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的原因之一。
富裕平民在城垣之内蟄居下來，不久便失去了田園嗜好和田園精神；他們對依然留在農村的同類人的勞動和事務變得完全陌生了。
可以說，他們的生活此後隻有一個目的：渴望在他所移居的城市中成為政府官員。
若認為今天幾乎所有法國人，尤其是屬中産階級的法國人對職位的酷愛産生于大革命，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它的産生早在若幹世紀之前，而且，從那個時代以來，人們細心給與它以千百種新的滋養，因而它不斷增長。
舊制度下的職位并不總是與我們的職位相似，但是我覺得，那時的職位更多；較小職位的數量簡直沒有窮盡。
僅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設職位就達四萬之多，而且連最微末的資産者幾乎都可以謀得。
我曾經計算過，在一個中等規模的外省城市，1750年擔任法官職務的竟達109人，擔任執達吏的有126人，所有這些人都來自城市。
資産者對于擔任這些職位所抱的熱情真是前所未有。
一俟他們中間有誰自覺擁有一筆小小資本，他便立即用來購買職位，而不是用于做生意。
這種可憐的野心甚至比起行會師傅和軍役稅來，對法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為害更大。
職位一旦出現短缺，求職者就開動腦筋，冥思苦想，很快就發明出新的職位。
有位朗貝爾維爾先生發表一篇論文，論證在某一行業中設立監察員完全符合公共利益，而且在文末主動提出願擔當這一職務。
我們當中有誰還不知道這位朗貝爾維爾呢？一個人略識文墨，生活優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職，那就死不瞑目。
一位同時代的人說道：“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情況，都想從國王那裡謀得一官半職。
” 在這方面，我在此所講的時代與我們時代之間存在的最大差異在于，當時的政府鬻賣職位，而今天政府則授與職位；要想獲取職位，不用掏錢；人們手段更高明：将自己交付出去。
由于居住地點不同，更主要由于生活方式不同，加上最常見的利害關系，資産者與農民分離了。
人們理所當然地抱怨貴族在捐稅問題上的特權；但是對資産者的特權又該怎樣說呢？有幾千種官職可以使資産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負擔：此人免去自衛隊的負擔，另一人免去勞役的負擔，另一人免去軍役稅的負擔。
當時有篇文章寫道，除了貴族與教士之外，哪個教區内沒有幾位居民靠着職位或委任而享有某種免稅權呢？有時，相當數量的留給資産者的職位被削減了，原因之一是由于免繳軍役稅者為數衆多，竟使國家收入減少。
我絲毫也不懷疑，資産階級中的免稅者與貴族中的免稅者人數一樣多，而且常常比貴族還多。
這些可悲的特權使那些被剝奪了特權的人心中充滿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權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氣揚。
在整個18世紀，沒有什麼比城市資産者對郊區農民的敵視和郊區對城市的妒忌更為顯而易見的了。
蒂戈爾說道：“每座城市都隻顧自己的特殊利益，為此它們不惜犧牲本區的農村和村莊。
”蒂爾戈在别處對總督代理講話時還說過：“你們經常不得不去制止那種時時帶有篡奪性和侵犯性的傾向，城市對于本區的農村和村莊的所作所為，便具有這一特征。
” 在資産者眼中，甚至和他們一同生活在城市裡的人民也變得陌生起來，幾乎成了敵人。
他們确定的本地開支大部分均轉嫁給下層階級單獨承擔。
我曾不止一次地證實這同一位蒂爾戈在其著作的另一處所講過的話：城市資産者已找到一種方法制訂入市稅，以免承受這個重擔。
但是這個資産階級的一切所作所為中，最突出的是，他們生怕将他們與人民混同，并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擺脫人民的控制。
城市資産者在一封緻總監呈文中說道：“假如國王同意市長職位重新實行選舉制，那麼最好是強迫選舉人隻從主要的顯貴中，甚至隻從初級
通過這種方式，他們逃避了征收軍役稅的義務，這個義務比起繳納軍役稅的義務更使他們害怕，這其中自有道理；因為在舊制度下，甚至我認為在任何一種制度下，什麼也沒有比教區軍役稅征稅員的處境更糟糕的了。
對這個問題，我下面還有機會說明。
可是在鄉村，除了貴族，誰也逃不掉這個負擔：平民中有錢的人甯可出租财産，遁入附近的城市，也不願受此冤孽。
蒂爾戈對我們說：“軍役稅的征收使農村中所有平民所有者幾乎都變成了城市資産者”。
蒂爾戈的觀點與我曾有機會查閱的有關秘密文件相符。
順便說一下，這就是使法國比起歐洲大部分其他國家來，布滿更多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的原因之一。
富裕平民在城垣之内蟄居下來，不久便失去了田園嗜好和田園精神；他們對依然留在農村的同類人的勞動和事務變得完全陌生了。
可以說，他們的生活此後隻有一個目的：渴望在他所移居的城市中成為政府官員。
若認為今天幾乎所有法國人，尤其是屬中産階級的法國人對職位的酷愛産生于大革命，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它的産生早在若幹世紀之前，而且，從那個時代以來，人們細心給與它以千百種新的滋養，因而它不斷增長。
舊制度下的職位并不總是與我們的職位相似，但是我覺得，那時的職位更多；較小職位的數量簡直沒有窮盡。
僅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設職位就達四萬之多，而且連最微末的資産者幾乎都可以謀得。
我曾經計算過，在一個中等規模的外省城市，1750年擔任法官職務的竟達109人，擔任執達吏的有126人，所有這些人都來自城市。
資産者對于擔任這些職位所抱的熱情真是前所未有。
一俟他們中間有誰自覺擁有一筆小小資本，他便立即用來購買職位，而不是用于做生意。
這種可憐的野心甚至比起行會師傅和軍役稅來，對法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為害更大。
職位一旦出現短缺，求職者就開動腦筋，冥思苦想，很快就發明出新的職位。
有位朗貝爾維爾先生發表一篇論文，論證在某一行業中設立監察員完全符合公共利益，而且在文末主動提出願擔當這一職務。
我們當中有誰還不知道這位朗貝爾維爾呢？一個人略識文墨，生活優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職，那就死不瞑目。
一位同時代的人說道：“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情況，都想從國王那裡謀得一官半職。
” 在這方面，我在此所講的時代與我們時代之間存在的最大差異在于，當時的政府鬻賣職位，而今天政府則授與職位；要想獲取職位，不用掏錢；人們手段更高明：将自己交付出去。
由于居住地點不同，更主要由于生活方式不同，加上最常見的利害關系，資産者與農民分離了。
人們理所當然地抱怨貴族在捐稅問題上的特權；但是對資産者的特權又該怎樣說呢？有幾千種官職可以使資産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負擔：此人免去自衛隊的負擔，另一人免去勞役的負擔，另一人免去軍役稅的負擔。
當時有篇文章寫道，除了貴族與教士之外，哪個教區内沒有幾位居民靠着職位或委任而享有某種免稅權呢？有時，相當數量的留給資産者的職位被削減了，原因之一是由于免繳軍役稅者為數衆多，竟使國家收入減少。
我絲毫也不懷疑，資産階級中的免稅者與貴族中的免稅者人數一樣多，而且常常比貴族還多。
這些可悲的特權使那些被剝奪了特權的人心中充滿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權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氣揚。
在整個18世紀，沒有什麼比城市資産者對郊區農民的敵視和郊區對城市的妒忌更為顯而易見的了。
蒂戈爾說道：“每座城市都隻顧自己的特殊利益，為此它們不惜犧牲本區的農村和村莊。
”蒂爾戈在别處對總督代理講話時還說過：“你們經常不得不去制止那種時時帶有篡奪性和侵犯性的傾向，城市對于本區的農村和村莊的所作所為，便具有這一特征。
” 在資産者眼中，甚至和他們一同生活在城市裡的人民也變得陌生起來，幾乎成了敵人。
他們确定的本地開支大部分均轉嫁給下層階級單獨承擔。
我曾不止一次地證實這同一位蒂爾戈在其著作的另一處所講過的話：城市資産者已找到一種方法制訂入市稅，以免承受這個重擔。
但是這個資産階級的一切所作所為中，最突出的是，他們生怕将他們與人民混同，并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擺脫人民的控制。
城市資産者在一封緻總監呈文中說道：“假如國王同意市長職位重新實行選舉制，那麼最好是強迫選舉人隻從主要的顯貴中，甚至隻從初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