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第一章 為什麼封建權利在法國比在其他任何國家更使人民憎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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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乍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因此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最無法忍受。
18世紀末，德意志境内幾乎沒有一處徹底廢除了農奴制度，同中世紀一樣，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地被束縛在封建領地上。
弗裡德裡希二世和瑪麗亞－特雷薩的軍隊幾乎全是由名副其實的農奴組成的。
1788年，在德意志大多數邦國，農民不得離開領主莊園，如若離開，得到處追捕，并以武力押回。
在領地上，農民受主日法庭約制，私生活受其監督，倘若縱酒偷懶，便受處罰。
農民的地位無法上升，職業不得改變，主人若不高興，他便不得結婚。
他的大部分時間得為主人盡勞役。
年輕時，他得在莊園中做多年仆役。
為領主服勞役仍為定制，在某些邦國，役期竟達每周三天。
領主房産的翻蓋維修、領地産品運往市場及其經營，以及捎帶信件，都由農民承擔。
農奴可以成為土地所有者，但是他的所有權始終是不完全的。
他必須根據領主的眼色來決定在自己地裡種些什麼；他不能任意轉讓和抵押土地。
在某些情況下，領主強迫他出賣産品；在另一些情況下，領主又阻止他出售；對農民來說，耕種土地永遠是強制性的。
就連他的産業也不全部由他的子嗣繼承，其中一部分通常歸領主。
我不需在陳舊法律中去查閱有關條文，在偉大的弗裡德裡希拟定、由其繼位者在大革命剛剛爆發之際頒布的法典中，就有這些規定。
類似的情況在法國早已不存在：農民可任意往來、買賣、處置、耕作。
農奴制最後遺迹隻有在東部一兩個被征服省份中才可見到；在所有其他地方，農奴制已經絕迹，廢除農奴制的日期已如此遙遠，人們已不記得。
當今考據證明，從13世紀起，諾曼底便廢除了農奴制。
但是在法國還發生了另一場涉及人民社會地位的革命： 農民不僅僅不再是農奴，而且已成為土地所有者。
這一事實今天尚未得到充足的說明，但其後果如此深遠，使我不得不在此稍停片刻，加以論述。
人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地産的劃分開始于大革命，它隻能是大革命的産物。
事實恰恰相反，各種證據均可證實這一點。
至少在大革命以前20年，便有一些農業協會對土地的過份分割感到不滿。
蒂爾戈當時說道：“瓜分遺産使得原來夠維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給五六個孩子。
這些孩子及其家庭此後是無法完全靠土地為生的。
”若幹年後，内克爾也說，法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小地産主。
在一份大革命前若幹年寫給總督的秘密報告中，我發現了如下的話：“人們正以平等和令人擔憂的方式再次瓜分遺産，每個人都想處處都弄到一點，因而一塊塊土地被無止境地劃分下去，不斷地一再劃分。
”難道這話不像是出自今人之口嗎？ 我下了極大的功夫在某種程度複原舊制度的土地冊，有時也達到了目的。
根據1790年确定土地稅的法律，各教區均當呈報該區現存的地産清單。
這些清單大部分已失散；但在有些村莊，我卻發現了清單，并拿來與我們今天的名冊作一比較，我看到在這些村子裡，地産主的數量高達當今數目的二分之一，并往往三分之二；若考慮到從那個時期以來，法國總人口增長四分之一強，那麼地産主的驟增顯得相當驚人。
農民對地産的熱愛今昔一緻，都達到了頂點，土地的占有欲在農民身上點燃了全部激情。
當時一位出色的觀察者說道：“土地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售出；原因在于所有居民都熱衷于成為地産主。
在法國，下層階級的所有積蓄，不論是放給個人或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
” 阿瑟·揚首次旅法時，發現許多新鮮事物，其中最使他驚異的就是大量土地已在農民中被劃分；他估計法國有一半土地已屬農民所有。
他常說：“這種形勢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的确，隻有在法國或其近鄰才出現這樣的形勢。
在英國也曾有過擁有地産的農民，但數目已大大減少。
在德國，各個時代各個地方，都有一些擁有完全土地所有權的自由農民。
日耳曼人最古老的習俗中，就有關于農民地産的特殊的、往往是古怪的法律；但是這種地産始終是例外，小地産主的數量微乎其微。
18世紀末，在德意志某些地區，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差不多跟法國農民一樣自由，這些地區大多位于萊茵河流域；正是在這些地方法國的革命熱潮傳播最早，并且始終最有生氣。
相反，德意志那些長時期不為革命熱潮滲透的部分，就是沒有發生類似變化的地方。
這點很值得注意。
因此，認為法國地産的
18世紀末，德意志境内幾乎沒有一處徹底廢除了農奴制度，同中世紀一樣，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地被束縛在封建領地上。
弗裡德裡希二世和瑪麗亞－特雷薩的軍隊幾乎全是由名副其實的農奴組成的。
1788年，在德意志大多數邦國，農民不得離開領主莊園，如若離開，得到處追捕，并以武力押回。
在領地上，農民受主日法庭約制，私生活受其監督，倘若縱酒偷懶，便受處罰。
農民的地位無法上升，職業不得改變，主人若不高興，他便不得結婚。
他的大部分時間得為主人盡勞役。
年輕時，他得在莊園中做多年仆役。
為領主服勞役仍為定制，在某些邦國，役期竟達每周三天。
領主房産的翻蓋維修、領地産品運往市場及其經營，以及捎帶信件，都由農民承擔。
農奴可以成為土地所有者，但是他的所有權始終是不完全的。
他必須根據領主的眼色來決定在自己地裡種些什麼；他不能任意轉讓和抵押土地。
在某些情況下，領主強迫他出賣産品；在另一些情況下，領主又阻止他出售；對農民來說，耕種土地永遠是強制性的。
就連他的産業也不全部由他的子嗣繼承，其中一部分通常歸領主。
我不需在陳舊法律中去查閱有關條文，在偉大的弗裡德裡希拟定、由其繼位者在大革命剛剛爆發之際頒布的法典中，就有這些規定。
類似的情況在法國早已不存在：農民可任意往來、買賣、處置、耕作。
農奴制最後遺迹隻有在東部一兩個被征服省份中才可見到；在所有其他地方，農奴制已經絕迹，廢除農奴制的日期已如此遙遠，人們已不記得。
當今考據證明，從13世紀起，諾曼底便廢除了農奴制。
但是在法國還發生了另一場涉及人民社會地位的革命： 農民不僅僅不再是農奴，而且已成為土地所有者。
這一事實今天尚未得到充足的說明，但其後果如此深遠，使我不得不在此稍停片刻，加以論述。
人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地産的劃分開始于大革命，它隻能是大革命的産物。
事實恰恰相反，各種證據均可證實這一點。
至少在大革命以前20年，便有一些農業協會對土地的過份分割感到不滿。
蒂爾戈當時說道：“瓜分遺産使得原來夠維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給五六個孩子。
這些孩子及其家庭此後是無法完全靠土地為生的。
”若幹年後，内克爾也說，法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小地産主。
在一份大革命前若幹年寫給總督的秘密報告中，我發現了如下的話：“人們正以平等和令人擔憂的方式再次瓜分遺産，每個人都想處處都弄到一點，因而一塊塊土地被無止境地劃分下去，不斷地一再劃分。
”難道這話不像是出自今人之口嗎？ 我下了極大的功夫在某種程度複原舊制度的土地冊，有時也達到了目的。
根據1790年确定土地稅的法律，各教區均當呈報該區現存的地産清單。
這些清單大部分已失散；但在有些村莊，我卻發現了清單，并拿來與我們今天的名冊作一比較，我看到在這些村子裡，地産主的數量高達當今數目的二分之一，并往往三分之二；若考慮到從那個時期以來，法國總人口增長四分之一強，那麼地産主的驟增顯得相當驚人。
農民對地産的熱愛今昔一緻，都達到了頂點，土地的占有欲在農民身上點燃了全部激情。
當時一位出色的觀察者說道：“土地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售出；原因在于所有居民都熱衷于成為地産主。
在法國，下層階級的所有積蓄，不論是放給個人或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
” 阿瑟·揚首次旅法時，發現許多新鮮事物，其中最使他驚異的就是大量土地已在農民中被劃分；他估計法國有一半土地已屬農民所有。
他常說：“這種形勢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的确，隻有在法國或其近鄰才出現這樣的形勢。
在英國也曾有過擁有地産的農民，但數目已大大減少。
在德國，各個時代各個地方，都有一些擁有完全土地所有權的自由農民。
日耳曼人最古老的習俗中，就有關于農民地産的特殊的、往往是古怪的法律；但是這種地産始終是例外，小地産主的數量微乎其微。
18世紀末，在德意志某些地區，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差不多跟法國農民一樣自由，這些地區大多位于萊茵河流域；正是在這些地方法國的革命熱潮傳播最早，并且始終最有生氣。
相反，德意志那些長時期不為革命熱潮滲透的部分，就是沒有發生類似變化的地方。
這點很值得注意。
因此，認為法國地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