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
關燈
小
中
大
第一部分
法蘭西對今日人類命運的影響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這隻有未來才能知道。
然而沒有人能懷疑這種影響确實存在過，而且至今仍很大。
如果探究法國人何以能通過武力、文字、或榜樣引起這些重大變化，那麼人們會發現在諸多原因中，下面這個應被認為是最主要的：數百年來，所有歐洲古老國家都在默默地從事摧毀國内的不平等現象。
法蘭西在自己國家中激發了革命，而革命在歐洲其他地區則步履艱難。
法蘭西第一個清晰地看準了它的意圖，而其他國家隻在猶豫不決的探索中感到這種要求。
它随手摘取500年來流行于世的思想精粹，在歐洲大陸上一舉首創這門新科學，而其鄰國曆盡千辛萬苦，隻彙集了這門科學的枝葉。
法國人敢于說出别人還隻敢想的東西；别人尚在模糊的遠景中夢幻的事物，法國人卻不怕今天就付諸實施。
封建歐洲長期被分割為幾千個各類主權國。
每國，以至每個城市，當時互相隔絕，各行其事，所采取的辦法和觀點各不相同，人們并非因其合理或公正而偏愛它們，隻是因為對他們合适而已。
到中世紀末期，呈現一片混亂：各國互相觀望，互相滲通，互相了解，互相模仿。
每個民族都對自己多年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失去信心，而在鄰國又未見到更完美的東西。
于是很自然地就出現一套共同制度的設想，這種制度正因為它既非本國的，也非外國的，所以能适用于無論何時何人。
正當人們思想尚在猶疑，并開始想從舊軌道的束縛中擺脫出來之時，法蘭西人民一舉而割斷與往昔的聯系，踐踏舊習俗，摒棄古風尚，掙脫家庭傳統，階級偏見，鄉願精神，民族成見，信仰統治，宣布真理隻有一個，不随時空而改變，真理是絕對的而決非相對的，必須在事物深處去尋找真理，不拘形式，并宣稱每個人都能發現真理，而且應該實行真理。
人們往往談論法國思想産生的影響，這是不對的。
作為法國的思想，它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人們是從普遍的角度，我敢說從人的角度去掌握這些思想的。
法國人之所以取得更大力量是由于他們的哲學方法，而不是由于他們的哲學，他們是第一個敢于大力使用這種方法；是由于他們努力的方式而不是努力的結果。
他們的哲學隻适用于他們自己，但他們的方法可以作為一種工具，所有從事于破壞的雙手都可以使用。
因此，法蘭西隻是居于兩大革命，即政治革命與哲學革命，民族革命與思想革命的領先地位，它并未制造這些革命。
從這裡可以看出它的鼓動力。
法蘭西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在自身中發現了什麼，而是在它所推動的那些人中間所發現的東西。
它的行為像羅馬一樣：帶着異邦人去征服異邦。
法蘭西并未在它周圍散布革命種子，它隻是培養存在的種子；它決非創世的上帝，而是破曉的曙光。
50年來，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或多或少受到法國人的革命影響，其中大多數雖然受到影響卻不知其所以然。
它們聽其一種共同力量的推動而不知動力為何。
走遍法蘭西鄰國的觀察家不難發現，在那裡，許多事件、習俗、思想都是法國革命的直接或間接産物，但他們同時也覺察到就在這些地方，人們對這次革命産生的原因以及它在法國本國所引起的結果一無所知。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對其鄰國發生更大的影響，而又如此不為其鄰國所理解。
我們認為這種情況在英國尤其明顯。
這兩個西方大國20年來和平相處，進行了重大的交流。
許多習慣已成為兩國人民所共有，許多觀點互相滲透。
法國人從英國法律中吸取了憲政自由的原則和法律秩序的思想。
在英國見到的若幹民主風尚以及在那裡宣揚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論，看來都來自法國。
然而這兩個民族在天然秉賦上存在如此深刻的差異，以緻即使他們不再相互仇視，仍不能相互理解；即使相互模仿，仍互不了解。
英國人周遊法國，每日東西南北無處不到，一般都不知道在那裡發生的事情。
在倫敦可以讀到關于東西印度發生事件的詳細記載的出版物，人們大體上了解生活在我們對角地帶人民的社會政治狀況。
但是英國人對法國各種制度隻有一個膚淺的概念，他們對法國内部流行的思想、存在的偏見、發生的變化、流傳的習俗一知半解。
他們不知道其近鄰的黨派劃分、居民類别和利益分歧，即使略知一二，也是道聽途說。
每人抱住一種比完全無知更有害的半科學，絲毫不想完全弄懂。
正因如此，這兩大民族好似在陰暗處摸索，在微光下相觑，仿佛是無意中的巧遇。
這些書信的目的決不是詳細介紹法國的現狀，要是抱着這個目的，恐怕一輩子也達不到。
作者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目的是闡明若幹重要問題，考察了這些問題一定能順利地引導善于思考的人們了解所有其他問題。
一些看不見的而又是幾乎萬能的鎖鍊把一個世紀的思想與前一個世紀的思想，把兒輩的志趣與父輩的愛好連結在一片。
不論一代人如何徹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戰，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戰容易，要與他們截然不同很難。
因此，要談論某一時期的民族而不講清它在半個世紀以前的情況，這是不行的。
特别是涉及一個過去50年中一直處于幾乎不斷革命的狀态中的人民時，這一點尤其必要。
那些憑道聽途說卻未曾仔細注視法國人民所經受的連續變革的外國人，隻知道在法國人民内部發生了重大變化，卻根本不知道在如此漫長的變遷中，舊的狀況有哪些部分已被抛棄，有哪些部分被保留下來。
這第一部分的意圖是對1789年那場偉大革命以前的法國狀況作一些解釋，否則很難理解法國的現狀。
舊君主制末期，法蘭西教會呈現出在某些點上類似今天英國國教的景象。
路易十四摧毀了所有巨大的個體組織，解散或壓低了所有團體，隻給教士留下一種獨立生活的外表。
教士保留了舉行年會的制度，在會上，自行制訂稅則；教士占有王國巨大的不動産，并千方百計滲透到政府機關中去。
盡管教會依舊服從天主教的主要信條，但對羅馬教廷則持堅決而且近乎敵對的态度。
路易十四所遵循的無非是在他治下全部行為中所表現的同一專制傾向，他使法國教士脫離他們的精神導師，同時讓他們保留财富和勢力。
他覺得他将永遠充當教士的主宰，由他親自選定教會首腦，并認為教士的強大對自己有利，因為教士強大，才能夠幫助他統治人民的精神，并和他一起抗拒教皇的侵犯。
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蘭西教會既是一個宗教機構，又是一個政治機構。
在這位君主逝世至法國大革命這段時期，信仰逐漸削弱，教士和人民逐漸彼此疏遠。
這個變化源于種種原因，在此不一一列舉。
18世紀末，法國教士仍擁有财産；他們仍介入所有國家事務；但是全體居民的思想正從各個方面擺脫教士，教會作為政治機構的作用，已遠遠超過宗教機構作用。
要想使當今的英國人明白法國貴族當時狀況，并非易事。
英國人的語言中沒有一個詞語可将noblesse（貴族階級）這一法國舊概念精确表達出來。
nobility（貴族）一詞比noblesse含義略多，而gentry（紳士）一詞則不足。
aristocratie（貴族）也不是一個不加注釋就能使用的詞。
aristocratie一詞的通俗含義一般是指各上層階級的整體。
法國貴族階級是一個貴族團體；但是如果說僅僅它便構成了國家的aristocratie（貴族），那就錯了；因為在它左右還有同它一樣有教養，同樣富裕，而且幾乎同樣有影響的一些階級。
因而當時法國貴族之于今天的英國貴族，乃是種對于屬的關系；它形成一個caste（種姓），而非一個aristocratie（貴族）。
在這點上，它和大陸上所有貴族階級相似。
這并非說在法國人們不能通過捐官或國王恩準而被封為貴族；但敕封貴族雖然使一個人脫離了第三等級的地位，卻不能真正将他引入noblesse（貴族階級）的地位。
新封的gentilhomme（貴族）可以說正停留在兩個等級的界線上；比一個等級略高，比另一個等級略低。
他從遠處望見那唯有他的子孫才能進入的福地。
事實上，出身才是貴族階級吸取成員的唯一源泉；人們生而為貴族，卻不能變為貴族。
散布在王國地域上的近2個家族構成這個巨大的團體，這些家族自稱在他們之間擁有某種理論上的平等，這種平等是建立在出身的共同特權之上的。
亨利四世說過：“我隻不過是我的王國的第一貴族。
”這句話繪出了18世紀末法國貴族中仍盛行的精神。
不過，在貴族之間仍存在種種巨大差異；有一些人還擁有大宗地産，另一些人在父親的莊園周圍幾乎找不到維生之計。
一些人在宮廷度過他們一生中絕大部分光陰；另一些人則在外省的深處，自豪地保持着世代相傳的隐身匿迹生活。
對一些人，習俗打開了國家的顯職高位的道路，而對于另一些人，當他們達到了不高的軍階以後，便心滿意足，安靜地回到他們的家中，再也不出來。
若要忠實地描繪貴族等級，就不得不采用繁多的分類方法；必須區分佩劍貴族與穿袍貴族，宮廷貴族與外省貴族，舊貴族與新貴族。
在這個小小社會中，可以找到同全社會（小社會隻是它的一部分）中幾乎同樣多的差異和階級。
不過，人們在這巨大團體内仍可看到有某種一緻精神。
它使整個團體都遵守某些固定的規則，按照某些一成不變的慣例治理，并維持某些全體成員共有的思想。
和中世紀所有其他貴族階級一樣，法國貴族從征服中誕生，昔日享受過和它們同樣多而且可能比它們還多的巨大的特權。
法國貴族内部包含了幾乎全部知識和全部社會财富： 它擁有土地并統治居民。
但是，18世紀末期，法國貴族隻不過徒有其名而已；它既喪失了對君主的影響，也喪失了對人民的影響。
國王依然從貴族中遴選政府主要官員，但是他這樣作是本能地遵守舊慣例，并非承認一種既得權利。
很久以來就不再存在那種能使君主為之震懾、能向君主要回一部分治理權的貴族了。
貴族對人民的影響則更小。
在國王與貴族團體之間存在天然的姻親關系，因此，他們本能地，甚至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彼此接近。
但是貴族與人民的聯合卻非自然而然之事，隻有極大的靈活性和不懈的努力才能使之生效并維持下去。
真正說來，貴族要想保持對人民的影響，唯有兩種方法： 統治人民，或與人民聯合起來，以便節制那些統治人民者，換言之，貴族必須繼續當人民的主人，或變成人民的首領。
法國貴族遠非其他階級的首領，無法和其他階級一起反抗王權的專橫，相反，正是王權過去與人民聯合，展開反對貴族專制的鬥争，随後，正是王權與貴族階級聯合，迫使人民服從。
另一方面，貴族很久以來就不再參與政府的具體事務，經常是由貴族領導國家的一般事務：他們指揮軍隊，擔任大臣，充斥宮廷；但是他們并未參與真正的行政管理，即參與同人民直接發生聯系的事務。
法蘭西貴族在自己的城堡裡閉門不出，不為君主所知，與四周的居民格格不入，社會每天都在運動，而法蘭西貴族紋絲不動。
在他周圍，是國王的官吏，他們進行審判，制訂捐稅，維持秩序，為居民謀福利，并領導居民。
貴族對黯淡閑散的生活感到厭倦，他們仍然有大宗财産，遂來到巴黎，在宮廷生活，這裡乃是顯示他們偉大之處的唯一舞台。
小貴族迫不得已定居外省，過着遊手好閑的生活，他們一無所為，令人厭煩。
這樣，在貴族中，一些人雖無權力，但憑籍财富，本來能夠取得對人民的某種影響，卻甘願遠離人民；另一些人被迫與人民為鄰，在人民眼裡，他們卻暴露出貴族制度——他們仿佛是唯一代表——的無用和累贅。
法國貴族将公共行政管理的細務交給别人，一心追求國家的顯要官職，這就表明，法國貴族熱衷于權力的表象甚于權力本身。
中央政府是天高皇帝遠。
對外政策、一般法律對于每個公民的處境和福利的
然而沒有人能懷疑這種影響确實存在過，而且至今仍很大。
如果探究法國人何以能通過武力、文字、或榜樣引起這些重大變化，那麼人們會發現在諸多原因中，下面這個應被認為是最主要的：數百年來，所有歐洲古老國家都在默默地從事摧毀國内的不平等現象。
法蘭西在自己國家中激發了革命，而革命在歐洲其他地區則步履艱難。
法蘭西第一個清晰地看準了它的意圖，而其他國家隻在猶豫不決的探索中感到這種要求。
它随手摘取500年來流行于世的思想精粹，在歐洲大陸上一舉首創這門新科學，而其鄰國曆盡千辛萬苦，隻彙集了這門科學的枝葉。
法國人敢于說出别人還隻敢想的東西；别人尚在模糊的遠景中夢幻的事物，法國人卻不怕今天就付諸實施。
封建歐洲長期被分割為幾千個各類主權國。
每國，以至每個城市，當時互相隔絕，各行其事，所采取的辦法和觀點各不相同，人們并非因其合理或公正而偏愛它們，隻是因為對他們合适而已。
到中世紀末期，呈現一片混亂：各國互相觀望，互相滲通，互相了解，互相模仿。
每個民族都對自己多年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失去信心，而在鄰國又未見到更完美的東西。
于是很自然地就出現一套共同制度的設想，這種制度正因為它既非本國的，也非外國的，所以能适用于無論何時何人。
正當人們思想尚在猶疑，并開始想從舊軌道的束縛中擺脫出來之時，法蘭西人民一舉而割斷與往昔的聯系，踐踏舊習俗，摒棄古風尚，掙脫家庭傳統，階級偏見，鄉願精神，民族成見，信仰統治，宣布真理隻有一個，不随時空而改變，真理是絕對的而決非相對的，必須在事物深處去尋找真理，不拘形式，并宣稱每個人都能發現真理，而且應該實行真理。
人們往往談論法國思想産生的影響，這是不對的。
作為法國的思想，它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人們是從普遍的角度，我敢說從人的角度去掌握這些思想的。
法國人之所以取得更大力量是由于他們的哲學方法，而不是由于他們的哲學，他們是第一個敢于大力使用這種方法；是由于他們努力的方式而不是努力的結果。
他們的哲學隻适用于他們自己，但他們的方法可以作為一種工具，所有從事于破壞的雙手都可以使用。
因此，法蘭西隻是居于兩大革命，即政治革命與哲學革命，民族革命與思想革命的領先地位，它并未制造這些革命。
從這裡可以看出它的鼓動力。
法蘭西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在自身中發現了什麼，而是在它所推動的那些人中間所發現的東西。
它的行為像羅馬一樣：帶着異邦人去征服異邦。
法蘭西并未在它周圍散布革命種子，它隻是培養存在的種子；它決非創世的上帝，而是破曉的曙光。
50年來，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或多或少受到法國人的革命影響，其中大多數雖然受到影響卻不知其所以然。
它們聽其一種共同力量的推動而不知動力為何。
走遍法蘭西鄰國的觀察家不難發現，在那裡，許多事件、習俗、思想都是法國革命的直接或間接産物，但他們同時也覺察到就在這些地方，人們對這次革命産生的原因以及它在法國本國所引起的結果一無所知。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對其鄰國發生更大的影響，而又如此不為其鄰國所理解。
我們認為這種情況在英國尤其明顯。
這兩個西方大國20年來和平相處，進行了重大的交流。
許多習慣已成為兩國人民所共有，許多觀點互相滲透。
法國人從英國法律中吸取了憲政自由的原則和法律秩序的思想。
在英國見到的若幹民主風尚以及在那裡宣揚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論，看來都來自法國。
然而這兩個民族在天然秉賦上存在如此深刻的差異，以緻即使他們不再相互仇視，仍不能相互理解；即使相互模仿，仍互不了解。
英國人周遊法國，每日東西南北無處不到，一般都不知道在那裡發生的事情。
在倫敦可以讀到關于東西印度發生事件的詳細記載的出版物，人們大體上了解生活在我們對角地帶人民的社會政治狀況。
但是英國人對法國各種制度隻有一個膚淺的概念，他們對法國内部流行的思想、存在的偏見、發生的變化、流傳的習俗一知半解。
他們不知道其近鄰的黨派劃分、居民類别和利益分歧，即使略知一二，也是道聽途說。
每人抱住一種比完全無知更有害的半科學，絲毫不想完全弄懂。
正因如此，這兩大民族好似在陰暗處摸索，在微光下相觑，仿佛是無意中的巧遇。
這些書信的目的決不是詳細介紹法國的現狀，要是抱着這個目的，恐怕一輩子也達不到。
作者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目的是闡明若幹重要問題，考察了這些問題一定能順利地引導善于思考的人們了解所有其他問題。
一些看不見的而又是幾乎萬能的鎖鍊把一個世紀的思想與前一個世紀的思想，把兒輩的志趣與父輩的愛好連結在一片。
不論一代人如何徹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戰，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戰容易，要與他們截然不同很難。
因此，要談論某一時期的民族而不講清它在半個世紀以前的情況，這是不行的。
特别是涉及一個過去50年中一直處于幾乎不斷革命的狀态中的人民時，這一點尤其必要。
那些憑道聽途說卻未曾仔細注視法國人民所經受的連續變革的外國人，隻知道在法國人民内部發生了重大變化，卻根本不知道在如此漫長的變遷中，舊的狀況有哪些部分已被抛棄，有哪些部分被保留下來。
這第一部分的意圖是對1789年那場偉大革命以前的法國狀況作一些解釋，否則很難理解法國的現狀。
舊君主制末期，法蘭西教會呈現出在某些點上類似今天英國國教的景象。
路易十四摧毀了所有巨大的個體組織，解散或壓低了所有團體，隻給教士留下一種獨立生活的外表。
教士保留了舉行年會的制度，在會上，自行制訂稅則；教士占有王國巨大的不動産，并千方百計滲透到政府機關中去。
盡管教會依舊服從天主教的主要信條，但對羅馬教廷則持堅決而且近乎敵對的态度。
路易十四所遵循的無非是在他治下全部行為中所表現的同一專制傾向，他使法國教士脫離他們的精神導師，同時讓他們保留财富和勢力。
他覺得他将永遠充當教士的主宰，由他親自選定教會首腦，并認為教士的強大對自己有利，因為教士強大，才能夠幫助他統治人民的精神，并和他一起抗拒教皇的侵犯。
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蘭西教會既是一個宗教機構，又是一個政治機構。
在這位君主逝世至法國大革命這段時期，信仰逐漸削弱，教士和人民逐漸彼此疏遠。
這個變化源于種種原因，在此不一一列舉。
18世紀末，法國教士仍擁有财産；他們仍介入所有國家事務；但是全體居民的思想正從各個方面擺脫教士，教會作為政治機構的作用，已遠遠超過宗教機構作用。
要想使當今的英國人明白法國貴族當時狀況，并非易事。
英國人的語言中沒有一個詞語可将noblesse（貴族階級）這一法國舊概念精确表達出來。
nobility（貴族）一詞比noblesse含義略多，而gentry（紳士）一詞則不足。
aristocratie（貴族）也不是一個不加注釋就能使用的詞。
aristocratie一詞的通俗含義一般是指各上層階級的整體。
法國貴族階級是一個貴族團體；但是如果說僅僅它便構成了國家的aristocratie（貴族），那就錯了；因為在它左右還有同它一樣有教養，同樣富裕，而且幾乎同樣有影響的一些階級。
因而當時法國貴族之于今天的英國貴族，乃是種對于屬的關系；它形成一個caste（種姓），而非一個aristocratie（貴族）。
在這點上，它和大陸上所有貴族階級相似。
這并非說在法國人們不能通過捐官或國王恩準而被封為貴族；但敕封貴族雖然使一個人脫離了第三等級的地位，卻不能真正将他引入noblesse（貴族階級）的地位。
新封的gentilhomme（貴族）可以說正停留在兩個等級的界線上；比一個等級略高，比另一個等級略低。
他從遠處望見那唯有他的子孫才能進入的福地。
事實上，出身才是貴族階級吸取成員的唯一源泉；人們生而為貴族，卻不能變為貴族。
散布在王國地域上的近2個家族構成這個巨大的團體，這些家族自稱在他們之間擁有某種理論上的平等，這種平等是建立在出身的共同特權之上的。
亨利四世說過：“我隻不過是我的王國的第一貴族。
”這句話繪出了18世紀末法國貴族中仍盛行的精神。
不過，在貴族之間仍存在種種巨大差異；有一些人還擁有大宗地産，另一些人在父親的莊園周圍幾乎找不到維生之計。
一些人在宮廷度過他們一生中絕大部分光陰；另一些人則在外省的深處，自豪地保持着世代相傳的隐身匿迹生活。
對一些人，習俗打開了國家的顯職高位的道路，而對于另一些人，當他們達到了不高的軍階以後，便心滿意足，安靜地回到他們的家中，再也不出來。
若要忠實地描繪貴族等級，就不得不采用繁多的分類方法；必須區分佩劍貴族與穿袍貴族，宮廷貴族與外省貴族，舊貴族與新貴族。
在這個小小社會中，可以找到同全社會（小社會隻是它的一部分）中幾乎同樣多的差異和階級。
不過，人們在這巨大團體内仍可看到有某種一緻精神。
它使整個團體都遵守某些固定的規則，按照某些一成不變的慣例治理，并維持某些全體成員共有的思想。
和中世紀所有其他貴族階級一樣，法國貴族從征服中誕生，昔日享受過和它們同樣多而且可能比它們還多的巨大的特權。
法國貴族内部包含了幾乎全部知識和全部社會财富： 它擁有土地并統治居民。
但是，18世紀末期，法國貴族隻不過徒有其名而已；它既喪失了對君主的影響，也喪失了對人民的影響。
國王依然從貴族中遴選政府主要官員，但是他這樣作是本能地遵守舊慣例，并非承認一種既得權利。
很久以來就不再存在那種能使君主為之震懾、能向君主要回一部分治理權的貴族了。
貴族對人民的影響則更小。
在國王與貴族團體之間存在天然的姻親關系，因此，他們本能地，甚至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彼此接近。
但是貴族與人民的聯合卻非自然而然之事，隻有極大的靈活性和不懈的努力才能使之生效并維持下去。
真正說來，貴族要想保持對人民的影響，唯有兩種方法： 統治人民，或與人民聯合起來，以便節制那些統治人民者，換言之，貴族必須繼續當人民的主人，或變成人民的首領。
法國貴族遠非其他階級的首領，無法和其他階級一起反抗王權的專橫，相反，正是王權過去與人民聯合，展開反對貴族專制的鬥争，随後，正是王權與貴族階級聯合，迫使人民服從。
另一方面，貴族很久以來就不再參與政府的具體事務，經常是由貴族領導國家的一般事務：他們指揮軍隊，擔任大臣，充斥宮廷；但是他們并未參與真正的行政管理，即參與同人民直接發生聯系的事務。
法蘭西貴族在自己的城堡裡閉門不出，不為君主所知，與四周的居民格格不入，社會每天都在運動，而法蘭西貴族紋絲不動。
在他周圍，是國王的官吏，他們進行審判，制訂捐稅，維持秩序，為居民謀福利，并領導居民。
貴族對黯淡閑散的生活感到厭倦，他們仍然有大宗财産，遂來到巴黎，在宮廷生活，這裡乃是顯示他們偉大之處的唯一舞台。
小貴族迫不得已定居外省，過着遊手好閑的生活，他們一無所為，令人厭煩。
這樣，在貴族中，一些人雖無權力，但憑籍财富，本來能夠取得對人民的某種影響，卻甘願遠離人民；另一些人被迫與人民為鄰，在人民眼裡，他們卻暴露出貴族制度——他們仿佛是唯一代表——的無用和累贅。
法國貴族将公共行政管理的細務交給别人，一心追求國家的顯要官職，這就表明，法國貴族熱衷于權力的表象甚于權力本身。
中央政府是天高皇帝遠。
對外政策、一般法律對于每個公民的處境和福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