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關燈
小
中
大
，第一卷（波士頓，1924年），39頁。
A．W．布羅吉：《古代的民族遷徙》（牛津，1929年），19頁。
查爾斯·吉内伯特：《法蘭西民族簡史》，F．G．李奇蒙德譯，第一卷（紐約，1930年），88頁。
(19)見吉内書第一卷（巴黎，1756年）288頁，而此觀點在20世紀又為路易·哈爾芬所倡導，見其《亞洲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載于《曆史研究》，第12期（1923年），1～13頁。
(20)吉本書《羅馬帝國衰亡史》，巴裡編，第三卷，75頁及75頁之注10，87頁。
(21)保爾·維德爾：《交通的地理擴展》，載于《不列颠協會第77屆大會報告集》，1907年（倫敦，1908年），576頁。
(22)費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國》，第一卷（柏林，1877年），445頁。
K．J．烏吉法爾維·德·麥佐柯維斯：《興都庫什山南北的雅利安人》（巴黎，1896年），24頁。
E．H．闵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劍橋，1913年），121頁。
愛德華·富爾德：《中國與羅馬帝國的衰亡》，載于《當代研究》，94期（1908年），207～208頁。
拉斐爾·龐培利：《我的回憶》，第二卷（紐約，1918年），451頁。
弗裡茨·馬哈切克：《俄羅斯&mdash&mdash土爾奇斯坦概況》（斯圖加特，1921年），113頁。
M．I．羅斯托夫譯夫：《南俄羅斯的伊朗人與希臘人》（牛津，1922年），114～115頁。
路德維希·施密特：《日耳曼古代史》（波恩，1925年），205頁。
歐文·拉梯摩爾：《中亞商路》，載于《地理雜志》，第72期（1928年），523頁。
E．D．羅斯：《鞑靼人的入侵與移民》，載于JCAS，第15期（1928年），133頁，其中指出：&ldquo可以肯定，中國之修築萬裡長城，對于羅馬帝國的衰敗，起到極大的作用。
&rdquo亦見其《亞洲的遊牧活動》，載于JRSA，第77期（1929年），1077頁。
(23)H．J．麥金德文，載于《地理雜志》，第23期（1904年），735頁：&ldquo對于其後代而言，一個恰如其分的原因，應當在于從周鄰國家可以獲得豐厚的戰利品，以及有像阿提拉和成吉思汗這樣優秀的領導人物。
&rdquoA．R．柯萬：《世界曆史導論》（倫敦，1923年），229頁。
J．B．巴裡：《蠻族對歐洲的入侵》（倫敦，1928年），50頁。
(24)T．佩斯克：《亞洲的背景》，載于《劍橋中世紀史》，第一卷（紐約，1911年），349頁。
(25)J．W．德拉佩爾：《歐洲學術發展史》，第一卷（紐約，1876年），28～29頁。
德拉佩爾可能從拉斐爾·龐培利的《關于1862至1865年間中國、蒙古和日本的地質研究》一文中受到啟發，該文載于《史密森對知識的貢獻》（1866年），其中202頁論及此點。
有關戈壁灘是古代海洋幹涸後形成的論斷是由朱利亞斯·克拉普洛斯在《插圖本亞洲史》（巴黎，1826年）之181～182頁中提出的。
巴龍·馮·李希霍芬在《中國》第一卷（柏林，1877年）之24～25頁中，将&ldquo瀚海（Han-hai）&rdquo稱為&ldquo幹海（Drysea）&rdquo，但艾米爾·布萊施耐德在《東亞史料與中世紀研究》第一卷（倫敦，1888年）15頁注9中指出，&ldquo李希霍芬誤将&lsquo瀚海&rsquo二字譯為&lsquo幹海&rsquo，盡管有中國學者将&lsquo瀚海&rsquo譯為&lsquo北海&rsquo，但從中國曆史上看，尚無足夠證據說明它是一個内海&rdquo。
(26)自克羅帕特金王子發表其《歐亞大陸的幹旱》一文（載《地理雜志》，第23期，1904年，722～734頁）之後，&ldquo幹旱&rdquo之說甚為流行。
此文說：&ldquo顯然，曆史上的東土爾奇斯坦和中亞蒙古之地并非當今的沙漠戈壁，當年那裡的民族人丁興旺，文明進步，而且對于亞洲其他地區來說他們起着聯系和交往的作用。
而如今這一切都不複存在了，究其原因，是這一帶的氣候突然變得幹燥起來，從而迫使那裡的人們離鄉背井，尋求新的家園。
&rdquo (27)&ldquo氣候波動&rdquo論最早由艾爾斯沃思·亨廷頓在其《亞洲的脈搏》（波士頓，1907年）中提出的。
有關作者著述目錄，可見其《文明與氣候》（第3版，紐黑文，1924年），第十七至十九章。
亦見J．W．格裡高利的綜述：《地球正在變幹嗎？》，載于《地理雜志》，第43頁（1914年），148～172頁，293～318頁。
(28)愛德華·布魯克納：《世界的氣候變化與民族遷移》，載于MGGW，第58期（1915年），210頁。
C．J．卡利：《氣候與移民》，載于《古代史研究》，第2期（1928年），292～307頁，其中論道：&ldquo大約每640年就是一個氣候變化的周期，其中平均可有300年是變得幹旱缺水，從而引起歐洲和亞洲的移民潮流和民族歸并，這種情況可以從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1600年間的曆史中看到。
&rdquo (29)H．J．麥金德：《民主思想與現實主義》（紐約，1919年），121頁：&ldquo這可能便是因為一段連續的幹旱造成的結果。
&rdquo類似的解釋，亦見于歐文·拉梯摩爾：《鞑靼人》（波士頓，1930年），110頁，其中認為：&ldquo整個蒙古，這個喜好戰争的遊牧民族，當時由于人口的增殖，抑或因為氣候變得幹燥無比緻使牧草枯萎，愈發躁動不安，繼而迫不得已讓牧民們離開故土去尋找新的草場。
&rdquo又，A．J．湯因比在《曆史研究》第三卷（倫敦，1934年）之396頁中指出：&ldquo&hellip&hellip這類情況的發生，作為一種事實，實非原始遊牧部族本能或自發的反應，而是在以下一種或兩種外界因素的迫使之下出現的，即：其一，受其周鄰定居民族先進文明的吸引；其二，受其所居住的草原地區惡劣氣候的排斥。
&rdquo (30)艾爾斯沃思·亨廷頓：《曆史與氣候變化》，載于AHR，第18期（1913年），215頁。
然而他又繼續指出：&ldquo的确也有這樣的情況，即僅僅由于人口增加的壓力而沒有氣候變化的影響，也會引起某些部族發生遷移。
&rdquo225頁。
(31)見奧瑞爾·斯坦因：《亞洲腹地：其地理環境在曆史上的作用》，載于《地理雜志》，第65期（1925年），487～490頁；及其《中印史論》，第一卷（牛津，1921年），246頁，和《亞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778～781頁。
此外，R．C．F．斯柯姆伯格在《地理雜志》第80期（1932年）140頁中提出：&ldquo甚至有人斷言，新疆南部地區的氣候變化影響到或者的确引起了中亞的民族大遷徙，其前提與假設都顯得相當奇特。
&rdquo (32)最近較為統一的觀點可見于T．D．肯德黑克的論述，他在《北歐海盜史》（倫敦，1930年）之23頁中說：&ldquo簡言之，既然此問題得不出結論，曆史學家便不可避免地接受海盜活動這一現象而無法提出更多的質疑，正如早期的民族大遷徙時代的原因不明而仍然被接受一樣。
&rdquo
A．W．布羅吉：《古代的民族遷徙》（牛津，1929年），19頁。
查爾斯·吉内伯特：《法蘭西民族簡史》，F．G．李奇蒙德譯，第一卷（紐約，1930年），88頁。
(19)見吉内書第一卷（巴黎，1756年）288頁，而此觀點在20世紀又為路易·哈爾芬所倡導，見其《亞洲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載于《曆史研究》，第12期（1923年），1～13頁。
(20)吉本書《羅馬帝國衰亡史》，巴裡編，第三卷，75頁及75頁之注10，87頁。
(21)保爾·維德爾：《交通的地理擴展》，載于《不列颠協會第77屆大會報告集》，1907年（倫敦，1908年），576頁。
(22)費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國》，第一卷（柏林，1877年），445頁。
K．J．烏吉法爾維·德·麥佐柯維斯：《興都庫什山南北的雅利安人》（巴黎，1896年），24頁。
E．H．闵斯：《西徐亞人與希臘人》（劍橋，1913年），121頁。
愛德華·富爾德：《中國與羅馬帝國的衰亡》，載于《當代研究》，94期（1908年），207～208頁。
拉斐爾·龐培利：《我的回憶》，第二卷（紐約，1918年），451頁。
弗裡茨·馬哈切克：《俄羅斯&mdash&mdash土爾奇斯坦概況》（斯圖加特，1921年），113頁。
M．I．羅斯托夫譯夫：《南俄羅斯的伊朗人與希臘人》（牛津，1922年），114～115頁。
路德維希·施密特：《日耳曼古代史》（波恩，1925年），205頁。
歐文·拉梯摩爾：《中亞商路》，載于《地理雜志》，第72期（1928年），523頁。
E．D．羅斯：《鞑靼人的入侵與移民》，載于JCAS，第15期（1928年），133頁，其中指出：&ldquo可以肯定，中國之修築萬裡長城，對于羅馬帝國的衰敗，起到極大的作用。
&rdquo亦見其《亞洲的遊牧活動》，載于JRSA，第77期（1929年），1077頁。
(23)H．J．麥金德文，載于《地理雜志》，第23期（1904年），735頁：&ldquo對于其後代而言，一個恰如其分的原因，應當在于從周鄰國家可以獲得豐厚的戰利品，以及有像阿提拉和成吉思汗這樣優秀的領導人物。
&rdquoA．R．柯萬：《世界曆史導論》（倫敦，1923年），229頁。
J．B．巴裡：《蠻族對歐洲的入侵》（倫敦，1928年），50頁。
(24)T．佩斯克：《亞洲的背景》，載于《劍橋中世紀史》，第一卷（紐約，1911年），349頁。
(25)J．W．德拉佩爾：《歐洲學術發展史》，第一卷（紐約，1876年），28～29頁。
德拉佩爾可能從拉斐爾·龐培利的《關于1862至1865年間中國、蒙古和日本的地質研究》一文中受到啟發，該文載于《史密森對知識的貢獻》（1866年），其中202頁論及此點。
有關戈壁灘是古代海洋幹涸後形成的論斷是由朱利亞斯·克拉普洛斯在《插圖本亞洲史》（巴黎，1826年）之181～182頁中提出的。
巴龍·馮·李希霍芬在《中國》第一卷（柏林，1877年）之24～25頁中，将&ldquo瀚海（Han-hai）&rdquo稱為&ldquo幹海（Drysea）&rdquo，但艾米爾·布萊施耐德在《東亞史料與中世紀研究》第一卷（倫敦，1888年）15頁注9中指出，&ldquo李希霍芬誤将&lsquo瀚海&rsquo二字譯為&lsquo幹海&rsquo，盡管有中國學者将&lsquo瀚海&rsquo譯為&lsquo北海&rsquo，但從中國曆史上看，尚無足夠證據說明它是一個内海&rdquo。
(26)自克羅帕特金王子發表其《歐亞大陸的幹旱》一文（載《地理雜志》，第23期，1904年，722～734頁）之後，&ldquo幹旱&rdquo之說甚為流行。
此文說：&ldquo顯然，曆史上的東土爾奇斯坦和中亞蒙古之地并非當今的沙漠戈壁，當年那裡的民族人丁興旺，文明進步，而且對于亞洲其他地區來說他們起着聯系和交往的作用。
而如今這一切都不複存在了，究其原因，是這一帶的氣候突然變得幹燥起來，從而迫使那裡的人們離鄉背井，尋求新的家園。
&rdquo (27)&ldquo氣候波動&rdquo論最早由艾爾斯沃思·亨廷頓在其《亞洲的脈搏》（波士頓，1907年）中提出的。
有關作者著述目錄，可見其《文明與氣候》（第3版，紐黑文，1924年），第十七至十九章。
亦見J．W．格裡高利的綜述：《地球正在變幹嗎？》，載于《地理雜志》，第43頁（1914年），148～172頁，293～318頁。
(28)愛德華·布魯克納：《世界的氣候變化與民族遷移》，載于MGGW，第58期（1915年），210頁。
C．J．卡利：《氣候與移民》，載于《古代史研究》，第2期（1928年），292～307頁，其中論道：&ldquo大約每640年就是一個氣候變化的周期，其中平均可有300年是變得幹旱缺水，從而引起歐洲和亞洲的移民潮流和民族歸并，這種情況可以從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1600年間的曆史中看到。
&rdquo (29)H．J．麥金德：《民主思想與現實主義》（紐約，1919年），121頁：&ldquo這可能便是因為一段連續的幹旱造成的結果。
&rdquo類似的解釋，亦見于歐文·拉梯摩爾：《鞑靼人》（波士頓，1930年），110頁，其中認為：&ldquo整個蒙古，這個喜好戰争的遊牧民族，當時由于人口的增殖，抑或因為氣候變得幹燥無比緻使牧草枯萎，愈發躁動不安，繼而迫不得已讓牧民們離開故土去尋找新的草場。
&rdquo又，A．J．湯因比在《曆史研究》第三卷（倫敦，1934年）之396頁中指出：&ldquo&hellip&hellip這類情況的發生，作為一種事實，實非原始遊牧部族本能或自發的反應，而是在以下一種或兩種外界因素的迫使之下出現的，即：其一，受其周鄰定居民族先進文明的吸引；其二，受其所居住的草原地區惡劣氣候的排斥。
&rdquo (30)艾爾斯沃思·亨廷頓：《曆史與氣候變化》，載于AHR，第18期（1913年），215頁。
然而他又繼續指出：&ldquo的确也有這樣的情況，即僅僅由于人口增加的壓力而沒有氣候變化的影響，也會引起某些部族發生遷移。
&rdquo225頁。
(31)見奧瑞爾·斯坦因：《亞洲腹地：其地理環境在曆史上的作用》，載于《地理雜志》，第65期（1925年），487～490頁；及其《中印史論》，第一卷（牛津，1921年），246頁，和《亞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778～781頁。
此外，R．C．F．斯柯姆伯格在《地理雜志》第80期（1932年）140頁中提出：&ldquo甚至有人斷言，新疆南部地區的氣候變化影響到或者的确引起了中亞的民族大遷徙，其前提與假設都顯得相當奇特。
&rdquo (32)最近較為統一的觀點可見于T．D．肯德黑克的論述，他在《北歐海盜史》（倫敦，1930年）之23頁中說：&ldquo簡言之，既然此問題得不出結論，曆史學家便不可避免地接受海盜活動這一現象而無法提出更多的質疑，正如早期的民族大遷徙時代的原因不明而仍然被接受一樣。
&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