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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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冒險&rdquo、&ldquo探求未知世界的好奇心&rdquo，甚至&ldquo要求與具有較高文明的鄰邦共享優厚的待遇&rdquo(18)等觀點。
到了現代，對亞洲部落遷移問題有了一個新的出發點，那便是約瑟夫·德·吉内（JosephdeGuignes）在18世紀中葉出版的《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族通史》一書中提出的看法。
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指出下面這樣一個事實：随着中亞地區爆發戰争，大量的亞洲民族湧入歐洲(19)。
因而吉本（Gibbon）評價這部書&ldquo公開揭示出人類曆史上一個重要的新場面&rdquo。
吉本本人也企圖通過研究遊牧民族生存條件來找到民族遷移的合理解釋。
他的結論是：&ldquo渴求外出打劫、懼怕或苦于戰争的傷害、不滿外族的奴役，這便足以使這些西徐亞部落铤而走險，闖入他國，以期找到更豐富的生活資料或是遇上較為弱小的敵對民族。
&rdquo在德·吉内之後，吉本強調了這一事實，即約在公元1世紀末期，匈奴被鮮卑推翻而西逃。
但是他對匈奴西逃的解釋是&ldquo匈奴人中最強大、最好戰的部落在他們世襲首領的統率下，決心遷到鮮卑人和中國武力所不及的遙遠地方去，以便找到一個弱小的國家從而征服之&rdquo(20)。
自18世紀起，對蒙古民族的遷移問題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假設和理論。
有的認為遷移是因為便于馴養馬群(21)，有的歸之于中國長城的修築(22)，有的說是因為軍事首領的不時崛起(23)，有的認為是為了争奪牧場而引起的争端的激化&mdash&mdash結果是較弱小的部落被迫放棄了自己的草原而去建立一個新家園(24)。
而且還出現了一種頗為有力的新觀點，它将亞洲部落的遷移歸于這些遊牧民族居住地帶自然環境的變化，認為這些部落遇到&ldquo幹旱缺水，被迫大規模地遷居外地&rdquo，因為&ldquo地殼緩慢上升，緻使當地的地形發生變化，本來是海底的地方變成了現在的沙漠荒野&rdquo(25)。
這個假設獲得了支持，而且在現在的文獻著作中也可看到這樣的理論：亞洲民族的遷移是由于&ldquo連續幹旱&rdquo(26)、&ldquo氣候波動&rdquo(27)、&ldquo氣候的周期變化&rdquo(28)，或者是僅僅因為一個長期的連續幹旱(29)之類&ldquo氣候變化&rdquo的結果。
可以想見，民族大遷移是氣候變化的結果(30)。
但是從文學流傳當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不相信這種氣候變化學說的研究家亦不乏其人(31)。
這裡需補充說明一點，即迄今未見有民族遷徙是因為氣候上的原因的确鑿證據。
由以上分析可知，有關亞洲和日耳曼民族遷移的各家解釋均屬無定論的猜測(32)。
同時也可見有關蠻族侵略的種種理論的缺陷。
簡言之，其原因在于這些理論雖經曆了長期的苦心研究和變化修補，卻從未受到過嚴格的批評和審查。
因而，既然陳舊的觀點無法使人滿意，那麼就有必要對這個時期内蠻族人民的活動和社會關系的曆史資料加以考察研究，既不應局限于歐洲的範圍，也不應對歐洲曆史有任何偏袒。
曆史事件之間的關系 如上所述，蠻族部落對羅馬帝國的入侵，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這個看法在曆史學界已獲公認，并且對這一問題産生了許多理論，試圖對這種長期不斷的入侵加以解釋。
然而，即使是草草一瞥，也不難看出這些理論絕不是将種種不同的入侵事件加以審視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也不是從确切的曆史事件或準确無誤的研究中獲得的結果。
本書開展的研究表明，在對某一曆史課題進行研究之前，必須先将有關的一系列事件的資料搜集齊備，并将其中不同的事件詳加比較。
從事實上看，這種做法得到的結果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也是從未引起人們注意的。
從本書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的歐洲蠻族起義，沒有一次不是發生在羅馬帝國東線或中國西域地區戰争爆發之後；還可看出，在羅馬帝國東方發生戰争之後，多瑙河下遊和萊茵河流域也都随之發生了入侵，而發生在天山戰争之後的起義隻對多瑙河上遊地區發生影響，而在近東和遠東沒有戰事的時候，歐洲也從未發生過任何起義。
同樣，羅馬東線或天山的戰争也無一不在歐洲引起暴亂。
從這兩條線索比較中，可以看得出這些事件的聯系。
以上關于曆史事件相互關系的論述，是在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展開的。
如果用數字形式來說明，就會看得更清楚。
當然，書中簡單的舉例絕不能代替具體的史實。
但是作為一種科學研究的方法，這種方法将所涉及的曆史事件加以概括，并展現出世界各個地區發生的事件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完全切實可行的。
據此，可以這樣說，在本書所涉及的這一曆史時期裡，天山東部地區（吐魯番和車師後王庭）的戰争之後，發生了四次潘諾尼亞的入侵。
在潘諾尼亞入侵之前，多瑙河上遊還發生了5次騷亂，羅馬還為此在與潘諾尼亞交界處采取了一系列防禦措施。
在同一時期裡，發生在羅馬帝國東部的31次戰争曾引起多瑙河下遊的28次起義和萊茵河地區的26次起義。
因此，盡管羅馬史籍中的資料不系統，保存得也不完整，但對這31次戰争來說，僅僅是發生在多瑙河下遊的3次和萊茵河的5次事件稍缺加以比較的根據。
此外還可指出，在羅馬帝國之東境，還有過18次與喀什噶爾地區有聯系的戰事。
因此，在歐洲發生的總共40次起義和動亂中，有27次是受到中國西域戰争的影響，約半數是受到羅馬人在近東侵略的影響。
這裡需要對上述情況的某些細節加以闡述。
可以看出，雖然公元89、92、97和107年潘諾尼亞的入侵均發生在中國西域戰亂之後，西域的早期戰争卻并沒有造成同樣的後果。
而自羅馬人到達多瑙河上遊的時候起（公元前15～前8年間），天山地區發生的所有戰争都在多瑙河北岸各民族中引起了騷亂。
羅馬人修築雷西安防線（theRaetianLines）之後，就發生了潘諾尼亞的入侵，這是一次引起極大關注的事件。
直到公元前8年潘諾尼亞被羅馬征服之後，羅馬帝國東線的31次戰争中有28次在多瑙河下遊引起了戰亂。
所有這些戰亂都蔓延到薩韋河流域（也是在公元6年），甚至到了阿爾卑斯山。
這之間的聯系如此緊密，因而不難指出，即使那3次例外的情況，也并不是就一定被看成沒有在多瑙河下遊引起戰争。
在關于蓋烏斯、克勞狄烏斯和尼祿的記載中，塔西圖叙述當時的局勢時，并未提到密西亞的情況。
而且關于公元39、42和50年這一地區的情況也沒有其他任何記載。
公元前58年P．西爾努斯·阿裡安努斯任密西亞總督時，他曾領導過一些重大的戰争，但塔西圖沒提到這些戰事，這并不能視為沒有發生上述三次戰争的證據。
在萊茵河前線發生過26次與羅馬東境有關的起義事件。
相反，記載中有五次起義都沒有使日耳曼部落發生暴亂的迹象。
從參考材料中可以看出，這五次起義中有兩次（公元前48～前47年和公元前45～前44年）日耳曼人似乎毫無敵意，雖然西塞羅于公元前44年曾一度擔心會發生入侵事件。
恺撒雇傭的日耳曼騎兵成為維持和平的保障，這倒似乎是一個例外了。
有關歐洲前線的戰亂，隻需補充一點，即在上述情況中，羅馬本土上發生的起義和羅馬政府發動的戰争自然未提及。
其中首先便是潘諾尼亞與達爾馬特之戰（公元6～9年）以及阿米尼亞斯領導的起義（公元9年）和弗裡西人的反叛（公元28年）。
雖然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事件，但不能算是入侵。
在後一組事件中，唯有公元6年反對馬羅波杜斯的戰役和公元10年反對德希巴路斯的戰役似乎沒受到任何直接的有關因素的激發。
羅馬帝國東陲的戰事雖然都在多瑙河下遊和萊茵
到了現代，對亞洲部落遷移問題有了一個新的出發點，那便是約瑟夫·德·吉内（JosephdeGuignes）在18世紀中葉出版的《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族通史》一書中提出的看法。
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指出下面這樣一個事實：随着中亞地區爆發戰争，大量的亞洲民族湧入歐洲(19)。
因而吉本（Gibbon）評價這部書&ldquo公開揭示出人類曆史上一個重要的新場面&rdquo。
吉本本人也企圖通過研究遊牧民族生存條件來找到民族遷移的合理解釋。
他的結論是：&ldquo渴求外出打劫、懼怕或苦于戰争的傷害、不滿外族的奴役，這便足以使這些西徐亞部落铤而走險，闖入他國，以期找到更豐富的生活資料或是遇上較為弱小的敵對民族。
&rdquo在德·吉内之後，吉本強調了這一事實，即約在公元1世紀末期，匈奴被鮮卑推翻而西逃。
但是他對匈奴西逃的解釋是&ldquo匈奴人中最強大、最好戰的部落在他們世襲首領的統率下，決心遷到鮮卑人和中國武力所不及的遙遠地方去，以便找到一個弱小的國家從而征服之&rdquo(20)。
自18世紀起，對蒙古民族的遷移問題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假設和理論。
有的認為遷移是因為便于馴養馬群(21)，有的歸之于中國長城的修築(22)，有的說是因為軍事首領的不時崛起(23)，有的認為是為了争奪牧場而引起的争端的激化&mdash&mdash結果是較弱小的部落被迫放棄了自己的草原而去建立一個新家園(24)。
而且還出現了一種頗為有力的新觀點，它将亞洲部落的遷移歸于這些遊牧民族居住地帶自然環境的變化，認為這些部落遇到&ldquo幹旱缺水，被迫大規模地遷居外地&rdquo，因為&ldquo地殼緩慢上升，緻使當地的地形發生變化，本來是海底的地方變成了現在的沙漠荒野&rdquo(25)。
這個假設獲得了支持，而且在現在的文獻著作中也可看到這樣的理論：亞洲民族的遷移是由于&ldquo連續幹旱&rdquo(26)、&ldquo氣候波動&rdquo(27)、&ldquo氣候的周期變化&rdquo(28)，或者是僅僅因為一個長期的連續幹旱(29)之類&ldquo氣候變化&rdquo的結果。
可以想見，民族大遷移是氣候變化的結果(30)。
但是從文學流傳當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不相信這種氣候變化學說的研究家亦不乏其人(31)。
這裡需補充說明一點，即迄今未見有民族遷徙是因為氣候上的原因的确鑿證據。
由以上分析可知，有關亞洲和日耳曼民族遷移的各家解釋均屬無定論的猜測(32)。
同時也可見有關蠻族侵略的種種理論的缺陷。
簡言之，其原因在于這些理論雖經曆了長期的苦心研究和變化修補，卻從未受到過嚴格的批評和審查。
因而，既然陳舊的觀點無法使人滿意，那麼就有必要對這個時期内蠻族人民的活動和社會關系的曆史資料加以考察研究，既不應局限于歐洲的範圍，也不應對歐洲曆史有任何偏袒。
曆史事件之間的關系 如上所述，蠻族部落對羅馬帝國的入侵，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這個看法在曆史學界已獲公認，并且對這一問題産生了許多理論，試圖對這種長期不斷的入侵加以解釋。
然而，即使是草草一瞥，也不難看出這些理論絕不是将種種不同的入侵事件加以審視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也不是從确切的曆史事件或準确無誤的研究中獲得的結果。
本書開展的研究表明，在對某一曆史課題進行研究之前，必須先将有關的一系列事件的資料搜集齊備，并将其中不同的事件詳加比較。
從事實上看，這種做法得到的結果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也是從未引起人們注意的。
從本書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的歐洲蠻族起義，沒有一次不是發生在羅馬帝國東線或中國西域地區戰争爆發之後；還可看出，在羅馬帝國東方發生戰争之後，多瑙河下遊和萊茵河流域也都随之發生了入侵，而發生在天山戰争之後的起義隻對多瑙河上遊地區發生影響，而在近東和遠東沒有戰事的時候，歐洲也從未發生過任何起義。
同樣，羅馬東線或天山的戰争也無一不在歐洲引起暴亂。
從這兩條線索比較中，可以看得出這些事件的聯系。
以上關于曆史事件相互關系的論述，是在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展開的。
如果用數字形式來說明，就會看得更清楚。
當然，書中簡單的舉例絕不能代替具體的史實。
但是作為一種科學研究的方法，這種方法将所涉及的曆史事件加以概括，并展現出世界各個地區發生的事件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完全切實可行的。
據此，可以這樣說，在本書所涉及的這一曆史時期裡，天山東部地區（吐魯番和車師後王庭）的戰争之後，發生了四次潘諾尼亞的入侵。
在潘諾尼亞入侵之前，多瑙河上遊還發生了5次騷亂，羅馬還為此在與潘諾尼亞交界處采取了一系列防禦措施。
在同一時期裡，發生在羅馬帝國東部的31次戰争曾引起多瑙河下遊的28次起義和萊茵河地區的26次起義。
因此，盡管羅馬史籍中的資料不系統，保存得也不完整，但對這31次戰争來說，僅僅是發生在多瑙河下遊的3次和萊茵河的5次事件稍缺加以比較的根據。
此外還可指出，在羅馬帝國之東境，還有過18次與喀什噶爾地區有聯系的戰事。
因此，在歐洲發生的總共40次起義和動亂中，有27次是受到中國西域戰争的影響，約半數是受到羅馬人在近東侵略的影響。
這裡需要對上述情況的某些細節加以闡述。
可以看出，雖然公元89、92、97和107年潘諾尼亞的入侵均發生在中國西域戰亂之後，西域的早期戰争卻并沒有造成同樣的後果。
而自羅馬人到達多瑙河上遊的時候起（公元前15～前8年間），天山地區發生的所有戰争都在多瑙河北岸各民族中引起了騷亂。
羅馬人修築雷西安防線（theRaetianLines）之後，就發生了潘諾尼亞的入侵，這是一次引起極大關注的事件。
直到公元前8年潘諾尼亞被羅馬征服之後，羅馬帝國東線的31次戰争中有28次在多瑙河下遊引起了戰亂。
所有這些戰亂都蔓延到薩韋河流域（也是在公元6年），甚至到了阿爾卑斯山。
這之間的聯系如此緊密，因而不難指出，即使那3次例外的情況，也并不是就一定被看成沒有在多瑙河下遊引起戰争。
在關于蓋烏斯、克勞狄烏斯和尼祿的記載中，塔西圖叙述當時的局勢時，并未提到密西亞的情況。
而且關于公元39、42和50年這一地區的情況也沒有其他任何記載。
公元前58年P．西爾努斯·阿裡安努斯任密西亞總督時，他曾領導過一些重大的戰争，但塔西圖沒提到這些戰事，這并不能視為沒有發生上述三次戰争的證據。
在萊茵河前線發生過26次與羅馬東境有關的起義事件。
相反，記載中有五次起義都沒有使日耳曼部落發生暴亂的迹象。
從參考材料中可以看出，這五次起義中有兩次（公元前48～前47年和公元前45～前44年）日耳曼人似乎毫無敵意，雖然西塞羅于公元前44年曾一度擔心會發生入侵事件。
恺撒雇傭的日耳曼騎兵成為維持和平的保障，這倒似乎是一個例外了。
有關歐洲前線的戰亂，隻需補充一點，即在上述情況中，羅馬本土上發生的起義和羅馬政府發動的戰争自然未提及。
其中首先便是潘諾尼亞與達爾馬特之戰（公元6～9年）以及阿米尼亞斯領導的起義（公元9年）和弗裡西人的反叛（公元28年）。
雖然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事件，但不能算是入侵。
在後一組事件中，唯有公元6年反對馬羅波杜斯的戰役和公元10年反對德希巴路斯的戰役似乎沒受到任何直接的有關因素的激發。
羅馬帝國東陲的戰事雖然都在多瑙河下遊和萊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