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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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
宋人所編蘇軾年譜，今可考知者有七種[1]：段仲謀《行紀》、黃德粹《系譜》（以上兩種見傅藻《東坡紀年録·跋》）、孫汝聽《三蘇年表》三卷（見《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七，今僅存《蘇潁濱年表》一卷，見《永樂大典》卷二三九九）、何掄《三蘇先生年譜》一卷（見《郡齋讀書志·附志》，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後菊賦序》注亦引）、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傅藻《東坡紀年録》、施宿《東坡先生年譜》。
國内流傳者僅王宗稷、傅藻兩種。
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屢見著録，如《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雲：“《注東坡集》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一卷。
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于世。
”（又見《文獻通考》卷二四四《經籍考》，書名“集”改作“詩”，是。
餘全同）明徐獻忠《吳興掌故集》卷四《著述類》亦雲：“《注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一卷，司諫施元之，字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
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陸放翁序。
”但此譜國内久佚。
康熙時見到宋刊《施注蘇詩》的邵長蘅已雲“施氏譜無考”（《施注蘇詩》卷首《注蘇姓氏》），馮應榴亦雲“施武子所爲《年譜》已不傳”（《蘇文忠公詩合注》卷首《年譜》案語），實爲蘇軾研究中一大憾事。
復旦大學顧易生副教授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去日本講學，大阪市立大學西野貞治先生惠贈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影印本一件。
久佚古籍，重返中土，彌足珍貴，易生同志囑爲撰文，介紹這一中日學術交流的具體成果。
原件係抄本，分卷上、卷下兩冊，共一一四頁。
書前有陸遊序、施宿序，後有施宿跋、日人未雲叟跋。
年譜正文用表格形式，分作“紀年”、“時事”、“出處”、“詩”四欄，其中熙寧六、七年之間缺四頁，紹聖二年缺兩頁，其他皆完整，語涉宋帝，則空格；“惇”字缺末筆（如章惇、安惇），當系南宋抄本（宋光宗名趙惇），或其所據底本爲南宋本。
一、從施宿序、跋看《施注蘇詩》 施元之、顧禧、施宿合編的《注東坡先生詩》（後稱《施注蘇詩》），與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分類東坡詩集》，是現存最早的兩部重要的蘇詩注本，前者編年，後者類編，各有所長，施注本尤有特色，理應并傳兼行。
但在清康熙以前，卻是王本獨行天下，施本沉晦不彰。
康熙時宋犖購得宋刊施本（殘本，施宿《年譜》亦缺），請邵長蘅等補綴刊刻，始得流行；但邵氏等妄改妄删，頓失宋刊原貌，爲後世版本學家所詬病。
近來有同志重視對施本的研究，弄清了一些問題[2]。
施宿兩篇序跋的發現，對進一步認識施本的面貌有很大的幫助。
（一）施元之稿本的成書年代。
由于現存宋刊施本沒有序跋，成書年代和過程無考。
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序》又未提及施注，故一般學者皆認爲施本後于王本。
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凡例》雲：“考王梅溪之卒在乾道七年，書標王狀元而不系官與謚，或更在其未卒時。
施德初卒年無考，而乾道七年尚官衢州，其子武子于嘉定間始刊其父所注。
若施顧注先出，集百家注本必兼采之，今并無其姓名，則楊氏所雲施氏書後出，無疑也。
”所説“楊氏”，指楊瑄，但其所作百家注王本序實未明確斷定“施氏書後出”。
阮元《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更謂施本“已較《集注》後出三十五年”。
楊紹和《楹書偶録》卷五亦雲：“《東坡詩》舊注，今所傳者惟王氏、施氏二本。
梅溪《集注》成于乾道間，施顧之注，至嘉定初，德初之子宿始經刊行，已後《集注》三十餘年。
”但施宿序文證明這一説法并不準確。
施宿説： 東坡先生□（詩），有蜀人所注八家，行于世已久。
先君司諫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閑居，隨事詮釋，歲久成書。
然當亡恙時，未嘗出以視人。
後二十餘年，宿佐郡會乩（稽），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
這篇序文作于嘉定二年（一二〇九）。
這裏首先提出，施元之是因“八家”本“缺略”而發意著書的，故仍采用“八家”本編年體例，他并未看到署名王十朋的集百家注本。
關于集百家注本，《四庫提要》已辨其爲書坊僞托王十朋之名，以廣招倈，但受到馮應榴、王文誥及今人的異議；其實，僞托説未可厚非。
王十朋是高宗時狀元，又是孝宗時政治舞台上的活躍人物，屢次上書，力圖恢復，又歷知各州，如他確在“乾道間”或更前作成《集注》，應爲時人所熟知，但從現在材料來看，直至他晚年及死後三十多年間，竟無人提及此事。
《庚溪詩話》卷上：“今上皇帝（孝宗）尤愛其（蘇軾）文。
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
一日，内中宿直，召對。
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
’上曰：‘朕有之。
’命内侍取以示之。
至乾道末，上遂爲軾禦制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
”孝宗在乾道初隻看到“趙夔等注軾詩”，如果有王十朋注本，孝宗君臣何以不聞不知？反對“僞托説”的王文誥，也不得不承認“乾道時趙堯卿等注已陳乙覽，即《八注》《十注》合刊之證，時《百家注》未出也。
”（《蘇詩編注集成》卷首《王施注諸家姓氏考》）阮元也説，“龜齡《集注》，實由《八注》《十注》推廣。
”（《蘇詩編注集成序》）此可疑者一。
樓鑰爲胡穉所作的《簡齋詩箋叙》雲：“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奧篇隱帙，無不奔湊筆下。
……蜀趙彥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嘆。
”樓鑰此序作于“紹熙壬子正月吉”，即光宗紹熙三年（一一九二），距王十朋之死已二十一年，尚稱趙彥材所注蘇詩爲“最詳”，足證未見百家集注本。
此可疑者二。
陸遊與王十朋同朝，他于寧宗嘉泰二年（一二〇二）所作《注東坡先生詩序》，又無一字提及王十朋編纂《集注》之事，而此序主旨正是闡述注蘇之難，理應提及。
其時距王十朋之死已三十一年。
此可疑者三。
今存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序》稱其“舊得公詩《八注》、《十注》”，乃至“百人”，而施元之卻僅僅依據《八家注》來補其“缺略”，如果王十朋序是真的，這也有悖情理。
施元之曾主持多種典籍的刊印，是位著名出版家（見《書林清話》卷三），他又“以絶識博學名天下”（陸遊語），并非孤陋寡聞的鄉間冬烘。
他專攻蘇詩，何以隻見《八注》，不見王十朋所見的《十注》乃至“百人”注呢？施宿序文亦未提及王書，説明直到嘉定二年王書未必出現。
時距王十朋之死已三十八年。
此可疑者四。
此外，今傳世王本的最早刻本，爲南宋黃善夫家塾本。
此書避宋諱至“敦”，亦在光宗（趙惇）之後。
至于馮應榴等人反駁“僞托説”的論據，亦大都似是而非。
如馮氏雲：“王楙《野客叢書》已有‘集注坡詩’一條；明王弇州《長公外紀》雲：‘王十朋集諸家注’；《楊升庵集》亦雲‘王十朋注’。
則由來已久，未可竟疑其僞托矣。
”（《蘇詩合注》卷首《凡例》）檢《野客叢書》卷二十三“集注坡詩”條，其内容爲駁正趙次公注和程注，所言《集注》實乃《八注》《十注》之類，不能作爲《百家集注》之證；而王世貞、楊慎已是明人，所言更不足爲據。
因此，偽託説不能遽斷爲非，今傳《百家集注》本其最早刻本又在光宗之後，要斷定施元之成書在《百家集注》本後，是缺乏説服力的。
其次，施宿序文還指明施元之成書的具體年代。
他説，在其父成書“後二十餘年，宿佐郡會乩（稽），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
”他請陸遊作序在嘉泰二年（一二〇二），上推“二十餘年”（以二十五年計），則施元之成書約在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左右。
據鄧廣銘《辛稼軒年譜》，辛棄疾任江西提點刑獄時，曾于淳熙三年彈劾施元之（時任贛州知州），施遂奉詞離職，大概即是施宿序中所謂“閑居”著書時期。
又玩“歲久成書”語意（陸遊序亦謂“用工深，歷歲久”），則其成書當在淳熙四年之後[3]。
這一點也是以前研究施注本時未能確定的問題。
阮元《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謂施元之“與顧禧爲編年注，應在淳（熙）、紹（熙）之時”，其推測大緻相近，但無論據。
（二）注文分合問題。
施注本包括題下注和句中注兩部分，最後完成于施元之、顧禧、施宿三人之手，但現存宋刊施本并未標明三人分注體例，清代學者多所考證，但意見分歧。
或謂施元之作“書中自（句）解”，施宿作“題下小傳，低數字”，即題下注（鄭元慶《湖録經籍考》卷六）；或謂“詩題下小傳似亦有元之注”（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翁本附録》）；或謂題下注爲施元之筆，句下注爲施元之、顧禧二人筆，施宿僅作“題注末補載墨迹石刻及較改同異之字，間有引證及增輯《年譜》所無”（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卷首《王施注諸家姓氏考》）；或謂題下注爲施元之筆，句下注系顧禧獨爲（阮元《蘇詩編注集成序》）。
詳情參看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二。
餘氏雲：“推勘全書體例，證以陸序，實如王氏、阮氏之言。
”此説幾乎成爲定論。
施宿序文卻證明鄭元慶的説法是基本正確的。
施宿説，在其父成書以後： 宿因陸公（遊）之説，拊卷流涕，欲有以廣之而未暇。
自頃奉祠數年，舊春蒙召，未幾汰去，杜門無事，始得從容放意其間。
……故宿因先君遺緒及有感于陸公之説，反復先生出處，考其所與酬答賡倡之人，言論風旨足以相發，與夫得之耆舊長老之傳，有所援據，足裨隱軼者，各附見篇目之左；而又采之《國史》以譜其年…… 嘉泰時陸遊之序僅雲“司諫公（施元之）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未提施宿之名，説明其時施宿尚未對此書進行加工，亦未作《年譜》，僅是施、顧兩家注的稿本。
到了嘉定元年（施宿序作于嘉定二年中秋[4]，文中雲“舊春”），施宿閑居時才對此稿本作進一步補益，并作《年譜》。
施序還明確指出，他的補益，“各附見篇目之左”，即題下注；内容是“紀事”：“反復先生出處，考其所與酬答賡倡之人，言論風旨足以相發，與夫得之耆舊長老之傳”，即包括蘇軾經歷、酬唱者行實和故老傳聞等等，與句下注之“征典”有所分工。
驗之宋刊施本題下注，正是如此。
阮元序雲：“（題下注）紀事引本集、《欒城》、史傳，不載出處；（句中注）征典引經史子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
”這點被他看中了，但他由此而推斷前者出于施元之，後者出于顧禧，卻不正確。
現在再來看最早著録此書的《直齋書録解題》就更清楚了：“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于世。
國内流傳者僅王宗稷、傅藻兩種。
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屢見著録，如《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雲：“《注東坡集》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一卷。
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于世。
”（又見《文獻通考》卷二四四《經籍考》，書名“集”改作“詩”，是。
餘全同）明徐獻忠《吳興掌故集》卷四《著述類》亦雲：“《注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録》各一卷，司諫施元之，字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
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陸放翁序。
”但此譜國内久佚。
康熙時見到宋刊《施注蘇詩》的邵長蘅已雲“施氏譜無考”（《施注蘇詩》卷首《注蘇姓氏》），馮應榴亦雲“施武子所爲《年譜》已不傳”（《蘇文忠公詩合注》卷首《年譜》案語），實爲蘇軾研究中一大憾事。
復旦大學顧易生副教授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去日本講學，大阪市立大學西野貞治先生惠贈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影印本一件。
久佚古籍，重返中土，彌足珍貴，易生同志囑爲撰文，介紹這一中日學術交流的具體成果。
原件係抄本，分卷上、卷下兩冊，共一一四頁。
書前有陸遊序、施宿序，後有施宿跋、日人未雲叟跋。
年譜正文用表格形式，分作“紀年”、“時事”、“出處”、“詩”四欄，其中熙寧六、七年之間缺四頁，紹聖二年缺兩頁，其他皆完整，語涉宋帝，則空格；“惇”字缺末筆（如章惇、安惇），當系南宋抄本（宋光宗名趙惇），或其所據底本爲南宋本。
一、從施宿序、跋看《施注蘇詩》 施元之、顧禧、施宿合編的《注東坡先生詩》（後稱《施注蘇詩》），與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分類東坡詩集》，是現存最早的兩部重要的蘇詩注本，前者編年，後者類編，各有所長，施注本尤有特色，理應并傳兼行。
但在清康熙以前，卻是王本獨行天下，施本沉晦不彰。
康熙時宋犖購得宋刊施本（殘本，施宿《年譜》亦缺），請邵長蘅等補綴刊刻，始得流行；但邵氏等妄改妄删，頓失宋刊原貌，爲後世版本學家所詬病。
近來有同志重視對施本的研究，弄清了一些問題[2]。
施宿兩篇序跋的發現，對進一步認識施本的面貌有很大的幫助。
（一）施元之稿本的成書年代。
由于現存宋刊施本沒有序跋，成書年代和過程無考。
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序》又未提及施注，故一般學者皆認爲施本後于王本。
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凡例》雲：“考王梅溪之卒在乾道七年，書標王狀元而不系官與謚，或更在其未卒時。
施德初卒年無考，而乾道七年尚官衢州，其子武子于嘉定間始刊其父所注。
若施顧注先出，集百家注本必兼采之，今并無其姓名，則楊氏所雲施氏書後出，無疑也。
”所説“楊氏”，指楊瑄，但其所作百家注王本序實未明確斷定“施氏書後出”。
阮元《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更謂施本“已較《集注》後出三十五年”。
楊紹和《楹書偶録》卷五亦雲：“《東坡詩》舊注，今所傳者惟王氏、施氏二本。
梅溪《集注》成于乾道間，施顧之注，至嘉定初，德初之子宿始經刊行，已後《集注》三十餘年。
”但施宿序文證明這一説法并不準確。
施宿説： 東坡先生□（詩），有蜀人所注八家，行于世已久。
先君司諫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閑居，隨事詮釋，歲久成書。
然當亡恙時，未嘗出以視人。
後二十餘年，宿佐郡會乩（稽），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
這篇序文作于嘉定二年（一二〇九）。
這裏首先提出，施元之是因“八家”本“缺略”而發意著書的，故仍采用“八家”本編年體例，他并未看到署名王十朋的集百家注本。
關于集百家注本，《四庫提要》已辨其爲書坊僞托王十朋之名，以廣招倈，但受到馮應榴、王文誥及今人的異議；其實，僞托説未可厚非。
王十朋是高宗時狀元，又是孝宗時政治舞台上的活躍人物，屢次上書，力圖恢復，又歷知各州，如他確在“乾道間”或更前作成《集注》，應爲時人所熟知，但從現在材料來看，直至他晚年及死後三十多年間，竟無人提及此事。
《庚溪詩話》卷上：“今上皇帝（孝宗）尤愛其（蘇軾）文。
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
一日，内中宿直，召對。
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
’上曰：‘朕有之。
’命内侍取以示之。
至乾道末，上遂爲軾禦制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
”孝宗在乾道初隻看到“趙夔等注軾詩”，如果有王十朋注本，孝宗君臣何以不聞不知？反對“僞托説”的王文誥，也不得不承認“乾道時趙堯卿等注已陳乙覽，即《八注》《十注》合刊之證，時《百家注》未出也。
”（《蘇詩編注集成》卷首《王施注諸家姓氏考》）阮元也説，“龜齡《集注》，實由《八注》《十注》推廣。
”（《蘇詩編注集成序》）此可疑者一。
樓鑰爲胡穉所作的《簡齋詩箋叙》雲：“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奧篇隱帙，無不奔湊筆下。
……蜀趙彥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嘆。
”樓鑰此序作于“紹熙壬子正月吉”，即光宗紹熙三年（一一九二），距王十朋之死已二十一年，尚稱趙彥材所注蘇詩爲“最詳”，足證未見百家集注本。
此可疑者二。
陸遊與王十朋同朝，他于寧宗嘉泰二年（一二〇二）所作《注東坡先生詩序》，又無一字提及王十朋編纂《集注》之事，而此序主旨正是闡述注蘇之難，理應提及。
其時距王十朋之死已三十一年。
此可疑者三。
今存署名王十朋的《百家注東坡先生詩序》稱其“舊得公詩《八注》、《十注》”，乃至“百人”，而施元之卻僅僅依據《八家注》來補其“缺略”，如果王十朋序是真的，這也有悖情理。
施元之曾主持多種典籍的刊印，是位著名出版家（見《書林清話》卷三），他又“以絶識博學名天下”（陸遊語），并非孤陋寡聞的鄉間冬烘。
他專攻蘇詩，何以隻見《八注》，不見王十朋所見的《十注》乃至“百人”注呢？施宿序文亦未提及王書，説明直到嘉定二年王書未必出現。
時距王十朋之死已三十八年。
此可疑者四。
此外，今傳世王本的最早刻本，爲南宋黃善夫家塾本。
此書避宋諱至“敦”，亦在光宗（趙惇）之後。
至于馮應榴等人反駁“僞托説”的論據，亦大都似是而非。
如馮氏雲：“王楙《野客叢書》已有‘集注坡詩’一條；明王弇州《長公外紀》雲：‘王十朋集諸家注’；《楊升庵集》亦雲‘王十朋注’。
則由來已久，未可竟疑其僞托矣。
”（《蘇詩合注》卷首《凡例》）檢《野客叢書》卷二十三“集注坡詩”條，其内容爲駁正趙次公注和程注，所言《集注》實乃《八注》《十注》之類，不能作爲《百家集注》之證；而王世貞、楊慎已是明人，所言更不足爲據。
因此，偽託説不能遽斷爲非，今傳《百家集注》本其最早刻本又在光宗之後，要斷定施元之成書在《百家集注》本後，是缺乏説服力的。
其次，施宿序文還指明施元之成書的具體年代。
他説，在其父成書“後二十餘年，宿佐郡會乩（稽），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
”他請陸遊作序在嘉泰二年（一二〇二），上推“二十餘年”（以二十五年計），則施元之成書約在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左右。
據鄧廣銘《辛稼軒年譜》，辛棄疾任江西提點刑獄時，曾于淳熙三年彈劾施元之（時任贛州知州），施遂奉詞離職，大概即是施宿序中所謂“閑居”著書時期。
又玩“歲久成書”語意（陸遊序亦謂“用工深，歷歲久”），則其成書當在淳熙四年之後[3]。
這一點也是以前研究施注本時未能確定的問題。
阮元《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謂施元之“與顧禧爲編年注，應在淳（熙）、紹（熙）之時”，其推測大緻相近，但無論據。
（二）注文分合問題。
施注本包括題下注和句中注兩部分，最後完成于施元之、顧禧、施宿三人之手，但現存宋刊施本并未標明三人分注體例，清代學者多所考證，但意見分歧。
或謂施元之作“書中自（句）解”，施宿作“題下小傳，低數字”，即題下注（鄭元慶《湖録經籍考》卷六）；或謂“詩題下小傳似亦有元之注”（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翁本附録》）；或謂題下注爲施元之筆，句下注爲施元之、顧禧二人筆，施宿僅作“題注末補載墨迹石刻及較改同異之字，間有引證及增輯《年譜》所無”（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卷首《王施注諸家姓氏考》）；或謂題下注爲施元之筆，句下注系顧禧獨爲（阮元《蘇詩編注集成序》）。
詳情參看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二。
餘氏雲：“推勘全書體例，證以陸序，實如王氏、阮氏之言。
”此説幾乎成爲定論。
施宿序文卻證明鄭元慶的説法是基本正確的。
施宿説，在其父成書以後： 宿因陸公（遊）之説，拊卷流涕，欲有以廣之而未暇。
自頃奉祠數年，舊春蒙召，未幾汰去，杜門無事，始得從容放意其間。
……故宿因先君遺緒及有感于陸公之説，反復先生出處，考其所與酬答賡倡之人，言論風旨足以相發，與夫得之耆舊長老之傳，有所援據，足裨隱軼者，各附見篇目之左；而又采之《國史》以譜其年…… 嘉泰時陸遊之序僅雲“司諫公（施元之）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未提施宿之名，説明其時施宿尚未對此書進行加工，亦未作《年譜》，僅是施、顧兩家注的稿本。
到了嘉定元年（施宿序作于嘉定二年中秋[4]，文中雲“舊春”），施宿閑居時才對此稿本作進一步補益，并作《年譜》。
施序還明確指出，他的補益，“各附見篇目之左”，即題下注；内容是“紀事”：“反復先生出處，考其所與酬答賡倡之人，言論風旨足以相發，與夫得之耆舊長老之傳”，即包括蘇軾經歷、酬唱者行實和故老傳聞等等，與句下注之“征典”有所分工。
驗之宋刊施本題下注，正是如此。
阮元序雲：“（題下注）紀事引本集、《欒城》、史傳，不載出處；（句中注）征典引經史子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
”這點被他看中了，但他由此而推斷前者出于施元之，後者出于顧禧，卻不正確。
現在再來看最早著録此書的《直齋書録解題》就更清楚了：“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