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啟蒙時代——“殆将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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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接連而來的雍正、乾隆兩朝皇帝,也都是非常傑出的政治、軍事家,盡管他們也是封建統治者,但和明朝的皇帝相比,特别是從整個曆史來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施政,在團結我們多民族的偉大古國和抵禦外來侵略上,是有其不可低估的功績的。

    曆史學家一向稱這三朝為"盛世",至少說明了曆史的一面。

    但是,到乾隆時期,那也确實有了"強弩之末"的征兆。

    盛世之中,危機四伏,險象環生,孕育着時代的推遷變化。

    我不是清代史專門家,很難作出高度概括的科學論析,還隻能用谫陋的辦法試行解說,比如,你讀包世臣(他以書法理論家著稱)的《藝舟雙楫》,讀到一篇《再與楊秀子書》,裡面就有這麼一段話: 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見百為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污而民氣鬱,殆将有變:思所以禁暴除亂,于是學兵家。

    又見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則道殣相望:思所以勸本厚生,于是學農家。

    又見齊民跬步即蹈非辜〔老百姓一邁步就會陷入本來并無過錯的犯"罪"之災〕,奸民趨死如鹜而常得白金〔壞人紛紛幹可犯死罪的壞事,卻能發财享福〕: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學法家。

    …… 包世臣實生乾隆四十年(1775),不過是曹雪芹卒後十一二年,你看,這就是那時候的文人(當然他的立場觀點是從屬于封建統治階級的)記下來的親切感受,他似乎不會無緣無故地去污蔑他自身所處的那個盛世,(至少有一部分)應屬可信。

    那麼再拿曹雪芹寫在《紅樓夢》開篇的那段話"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來對照看,又何其不無相似之點。

     在這個盛世之中,有頭腦的人,或者說"有識之士"當時就感到"殆将有變"。

    這種變,大約在包世臣說來不過還是隻指那些揭竿而起的"暴亂"而言;然而"民氣"既"鬱",必然會包括着思想的問題。

    我們為了理解曹雪芹,特别注意的倒是側重在這後一點,在這個即将有變的時代,偉大的文學家--首先是思想家的曹雪芹,他的感受不會反而不如包世臣這一類型的文士。

     非常負慚抱憾的是,我對圍繞着曹雪芹的這個時代的思想界,并無任何知識,因為這隻靠"查"史書是查不到的,需要自作專門的刻苦的研究,而我沒有能力去作。

    同樣,圍繞着《紅樓夢》的那一時代的通俗文學(小說、劇本、民歌俗曲……)的情況,也是基本無知。

    因此,我無力在這一方面進行"鳥瞰",并加介紹,而這卻是十分重要的。

    我仍然隻能查"曆史年表",看到的是:在曹雪芹卒後的二十八年,乾隆作成他的《禦制十全(武功)記》,而此記作成的第四年,自湖北開始、後來遍及數省的白蓮教也就正式起來了. "乾隆盛世",是看似極盛而潛伏着"有變"的危機的由盛至衰的轉捩點。

    這種時代的征兆氣機,敏感的偉大文學巨人曹雪芹好像是感到了。

    這正有點像魯迅先生所說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

    "(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