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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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幸好人的思維并不完全依靠他非常容易産生、而且是他和高等動物共有的直接聯想所産生的那種推理。
人類文明所以能夠不斷發展，超出它的啟蒙階段，乃是因為發明了一些思想方法，這些思想方法使我們能夠解釋和預測自然的作用，成就比我們如果在運用頭腦時僅僅走阻力最小的路為大。
不過，這些思想方法應用于政治的時候，仍舊代表一種困難而不可靠的技術，而不是代表一門以機械精确性産生效果的科學。
當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為有效推理制定規則時，他們心中确有特殊的政治需要。
當柏拉圖的幻想的洞穴中的囚犯們被真正的哲學解放後，他們必須緻力于為國家效勞，他們的第一個勝利将是在政府領域裡以理智控制感情。
然而，如果柏拉圖今天能來訪問我們的話，他會發現，我們的玻璃器皿匠正在用嚴密而大膽的方法取得精密的效果，而我們的政治家卻像古雅典的玻璃器皿匠一樣，仍舊相信經驗主義的格言和個人技能。
他會問我們，為什麼有效推理在政治中要比在自然科學中難得多？ 我們的第一個回答可能在于政治推理必須處理的材料的性質。
出現在我們的理智中的宇宙是和出現在我們的感覺和沖動中的宇宙一樣的&mdash&mdash川流不息的知覺和記憶，其中每一個都不同于另一個，在它們面前，除非我們能夠選擇、識别和簡化，我們就束手無策，既不能行動，也不能思考。
因此，人必須創造實體作為他推理的材料，正如他創造實體作為他感情的對象和本能推理的刺激一樣。
精密的推理需要精密的比較，在沙漠或森林裡，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供我們的祖先作精密的比較的。
誠然，天體曾經是有意識的精密推理的首批對象，因為它們是那麼遙遠，除了方位和運動之外，對它們一無所知，而方位和運動可以夜複一夜地作精密的比較。
地球學的創立同樣來自兩個發現。
第一，能夠從所有無論多麼不同的事物中歸納出一些單一的特質（如方位和運動），并将它們同那些事物的其他特質作精密的比較；第二，為了作比較，能夠人為地制造一些真正的劃一，也就是說，從不同的事物中制造如此相同的事物，以緻可以對它們在相同環境中的表現作出有效的推理。
例如，幾何學為人類服務，是人們自覺認識到，一切陸地和海洋單位就它們是延伸的面這點來說，是完全一樣的。
另一方面，冶金學隻有到了人類能夠真正從兩塊形狀和外表以及化學成分都不同的銅礦石中提煉出兩塊極其相似、用同樣方法處理會得出同樣結果的銅的時候，才成了一門科學。
這第二種掌握材料的本領，政治學研究者是永遠也不會有的。
他永遠不能在人類中制造一種人為的劃一。
即使經過二十代的教育或選種，也不能哪怕使兩個人相似得使他可以相當有把握地預言他們在相同的環境裡會有相同的表現。
那麼，政治學研究者的第一種本領又如何呢？他在什麼程度上能從人類的各種事實中歸納出一些特質，使人們相似到可以進行有效的政治推理呢？ 1788年4月5日，攻占巴士底獄的前一年，當時是美國駐英大使、後為美國總統的約翰·亞當斯給友人寫信，信中談到全歐洲&ldquo正在為政體問題騷動不已&rdquo。
他說，人們在問，&ldquo政體是不是一門科學？它的建立有沒有什麼原則？它的目的何在？如果真的什麼規則、什麼标準也沒有，那麼一切都必然是偶然和巧合。
如果有标準，那麼這個标準是什麼？&rdquo 在政治思想史上，人們一再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這種&ldquo标準&rdquo，亦即像任何東西都可以稱重量這個事實之于物理學以及任何東西都可以測量這個事實之于地理學一樣的人與政治的關系。
過去有些最偉大的思想家曾經從人類生存的終極原因中尋找這種标準。
每個人的确都和任何其他人不同，但是這些不同似乎都與一種完人有關，雖然很少人接近完人狀态，沒有一個人達到完人狀态，但是這種狀态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柏拉圖問道，這是不是就是上帝所創造并安置在天堂裡的人的原型&mdash&mdash&ldquo理念&rdquo？如果是的，人們通過細心的推理和深刻的思考了解了那種原型，就能得出一門有效的政治學。
從今以後，一切瞬息即逝、千變萬化的感覺事物都可以按照它們同永恒的、不可改變的上帝的意志的應有關系來領會了。
或者，人與上帝意志的關系不是被想象作原型與摹本之間的關系，而是表現在制定的法律中的立法者的意志與法律所應用的個别事例之間的關系。
洛克認為，通過思考世界上的各種道德事實能夠學會上帝的法律。
那種法律授予我們在上帝的法庭上辯護的某些權利，從中可以推斷出一種有效的政治學。
我們認識我們的權利就和認識上帝的法律一樣肯定。
洛克寫道：&ldquo人是萬能的和無限智慧的造物主創造出來的，是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的仆人，奉他的命來到世上為他做事；人是他的創造物，是他的财産，是他的而非彼此的意志使他們存在下去；人具有同樣的機能，生活在同一個自然界裡；正因為如此，不能設想我們之間有任何從屬關系，使我們有權彼此毀滅，仿佛我們生來是供彼此利用，就像低等動物生
人類文明所以能夠不斷發展，超出它的啟蒙階段，乃是因為發明了一些思想方法，這些思想方法使我們能夠解釋和預測自然的作用，成就比我們如果在運用頭腦時僅僅走阻力最小的路為大。
不過，這些思想方法應用于政治的時候，仍舊代表一種困難而不可靠的技術，而不是代表一門以機械精确性産生效果的科學。
當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為有效推理制定規則時，他們心中确有特殊的政治需要。
當柏拉圖的幻想的洞穴中的囚犯們被真正的哲學解放後，他們必須緻力于為國家效勞，他們的第一個勝利将是在政府領域裡以理智控制感情。
然而，如果柏拉圖今天能來訪問我們的話，他會發現，我們的玻璃器皿匠正在用嚴密而大膽的方法取得精密的效果，而我們的政治家卻像古雅典的玻璃器皿匠一樣，仍舊相信經驗主義的格言和個人技能。
他會問我們，為什麼有效推理在政治中要比在自然科學中難得多？ 我們的第一個回答可能在于政治推理必須處理的材料的性質。
出現在我們的理智中的宇宙是和出現在我們的感覺和沖動中的宇宙一樣的&mdash&mdash川流不息的知覺和記憶，其中每一個都不同于另一個，在它們面前，除非我們能夠選擇、識别和簡化，我們就束手無策，既不能行動，也不能思考。
因此，人必須創造實體作為他推理的材料，正如他創造實體作為他感情的對象和本能推理的刺激一樣。
精密的推理需要精密的比較，在沙漠或森林裡，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供我們的祖先作精密的比較的。
誠然，天體曾經是有意識的精密推理的首批對象，因為它們是那麼遙遠，除了方位和運動之外，對它們一無所知，而方位和運動可以夜複一夜地作精密的比較。
地球學的創立同樣來自兩個發現。
第一，能夠從所有無論多麼不同的事物中歸納出一些單一的特質（如方位和運動），并将它們同那些事物的其他特質作精密的比較；第二，為了作比較，能夠人為地制造一些真正的劃一，也就是說，從不同的事物中制造如此相同的事物，以緻可以對它們在相同環境中的表現作出有效的推理。
例如，幾何學為人類服務，是人們自覺認識到，一切陸地和海洋單位就它們是延伸的面這點來說，是完全一樣的。
另一方面，冶金學隻有到了人類能夠真正從兩塊形狀和外表以及化學成分都不同的銅礦石中提煉出兩塊極其相似、用同樣方法處理會得出同樣結果的銅的時候，才成了一門科學。
這第二種掌握材料的本領，政治學研究者是永遠也不會有的。
他永遠不能在人類中制造一種人為的劃一。
即使經過二十代的教育或選種，也不能哪怕使兩個人相似得使他可以相當有把握地預言他們在相同的環境裡會有相同的表現。
那麼，政治學研究者的第一種本領又如何呢？他在什麼程度上能從人類的各種事實中歸納出一些特質，使人們相似到可以進行有效的政治推理呢？ 1788年4月5日，攻占巴士底獄的前一年，當時是美國駐英大使、後為美國總統的約翰·亞當斯給友人寫信，信中談到全歐洲&ldquo正在為政體問題騷動不已&rdquo。
他說，人們在問，&ldquo政體是不是一門科學？它的建立有沒有什麼原則？它的目的何在？如果真的什麼規則、什麼标準也沒有，那麼一切都必然是偶然和巧合。
如果有标準，那麼這個标準是什麼？&rdquo 在政治思想史上，人們一再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這種&ldquo标準&rdquo，亦即像任何東西都可以稱重量這個事實之于物理學以及任何東西都可以測量這個事實之于地理學一樣的人與政治的關系。
過去有些最偉大的思想家曾經從人類生存的終極原因中尋找這種标準。
每個人的确都和任何其他人不同，但是這些不同似乎都與一種完人有關，雖然很少人接近完人狀态，沒有一個人達到完人狀态，但是這種狀态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柏拉圖問道，這是不是就是上帝所創造并安置在天堂裡的人的原型&mdash&mdash&ldquo理念&rdquo？如果是的，人們通過細心的推理和深刻的思考了解了那種原型，就能得出一門有效的政治學。
從今以後，一切瞬息即逝、千變萬化的感覺事物都可以按照它們同永恒的、不可改變的上帝的意志的應有關系來領會了。
或者，人與上帝意志的關系不是被想象作原型與摹本之間的關系，而是表現在制定的法律中的立法者的意志與法律所應用的個别事例之間的關系。
洛克認為，通過思考世界上的各種道德事實能夠學會上帝的法律。
那種法律授予我們在上帝的法庭上辯護的某些權利，從中可以推斷出一種有效的政治學。
我們認識我們的權利就和認識上帝的法律一樣肯定。
洛克寫道：&ldquo人是萬能的和無限智慧的造物主創造出來的，是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的仆人，奉他的命來到世上為他做事；人是他的創造物，是他的财産，是他的而非彼此的意志使他們存在下去；人具有同樣的機能，生活在同一個自然界裡；正因為如此，不能設想我們之間有任何從屬關系，使我們有權彼此毀滅，仿佛我們生來是供彼此利用，就像低等動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