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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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供我們利用一樣。
&rdquo[39] 當美國獨立戰争的領袖們在尋找反對喬治三世的鑿實論據時，他們同樣在&ldquo上帝賦予人類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rdquo這個事實中找到了它。
盧梭和他的法國信徒們把這些權利安置在一個假想的社會契約基礎上。
人類的權利基于契約猶如大象站在烏龜背上，盡管契約本身，和烏龜一樣，是什麼都支撐不了的。
在這一點上，邊沁在人類幽默感的支持下，把從天賦權利推斷出來的整個政治學概念扔在一旁。
他問道：&ldquo天賦權利是樣什麼東西，造物主又住在哪裡，特别是在造物主最多的無神論者鎮？&rdquo 邊沁本人認為他已經在一切人都尋求快樂而逃避痛苦這個事實中找到了标準。
在這一點上，人是可以相衡量和比較的。
政治學和法學因此可以跟物理學或化學在同樣意義上成為實驗科學。
邊沁寫道：&ldquo我目前的著作，還有其他已經發表或行将發表的關于立法問題或道德科學任何其他部門的著作，都試圖把實驗的推理方法從自然科學擴充到道德科學。
&rdquo 邊沁的&ldquo快樂和痛苦&rdquo标準在許多方面是比&ldquo天賦權利&rdquo前進了一大步。
首先，它奠基于一個衆所公認的事實：一切人顯然都感受快樂和痛苦。
這個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測量的。
例如，可以計算今年一次印度饑荒的災民人數，并把它與去年的災民人數相比較。
同樣明顯的是，有些痛苦和快樂比其他痛苦和快樂來得強烈，因此同一個人在特定的幾秒鐘裡可以體驗到不同數量的快樂或痛苦。
尤其是，快樂和痛苦的标準對于政治思想家本人是客觀的。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引用了邊沁在談到所有一切同他的功利主義相抗衡的哲學時說的一句話：&ldquo它們都千方百計回避運用任何客觀标準的義務，而勸說讀者把作者的感情或意見當作論據本身加以接受。
&rdquo 因此，一個邊沁主義者，無論他是個像格羅特或莫爾斯沃思那樣的議會議員，還是個像查德威克那樣的官員，還是個像弗朗西斯·普萊斯那樣的做組織工作的政客，總是能夠通過研究關于居住在大英帝國的各個階級和種族的數字比例、收入、工時、疾病死亡率等統計資料來檢驗自己對&ldquo财産權利&rdquo、&ldquo惡意的鼓動者&rdquo、&ldquo憲法精神&rdquo、&ldquo侮辱國旗&rdquo等等的感觸。
但是，作為一門完整的政治科學，邊沁主義已經不行了。
快樂和痛苦的确是人性的因素，然而它們并非是對政治家重要的唯一因素。
邊沁主義者肆意歪曲詞的意義，力圖把諸如本能沖動、古老傳統、習慣或個人特性和種族特性等動機全都作為快樂和痛苦的形式加以分類。
但是他們失敗了，探索有效政治推理基礎的工作必須由比邊沁及其信徒更加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而對絕對成功不太自信的一代人來從頭做起。
在探索中，一件事至少是愈來愈清楚了。
我們必須找到盡可能多适當的和可以測量的人性因素，同時必須努力使它們全都在政治推理中發揮作用。
也就是說，在收集政治學的材料時，應當采取生物學家的方法（生物學家試圖查明一群相關的生物中能觀察和測量到多少共同的特征），而不應當采取物理學家的方法（物理學家從整個物質世界所共有的單獨一種特征中構成或習慣于構成一門科學）。
收集到的事實因為數量多，必須加以整理。
我認為，為方便計，研究政治的人可以把它們分成三大類：關于人的類型的說明性事實；關于從個人或一群人身上觀察到的那種類型的遺傳變異的量的事實；關于人降生在其中的環境以及該觀察到的環境對人的政治行為和沖動的影響的量的事實和說明性事實。
醫科學生已經力圖盡可能多地掌握與他的學科有關的關于人的類型的事實。
例如，在他可望考試及格之前必須學會的單單關于典型的人體解剖的說明性事實就有好幾千。
如果他要把它們牢牢記住以便今後在實踐中應用，就必須仔細地把它們分門别類。
例如，他可能會發現，隻要把有關人眼構造的事實同它們的進化史聯系起來，或者把有關手的骨骼的事實同X光片上的手的視覺形象聯系起來，就最容易記住，也記住得最準确。
有關人體構造變異的量的事實，醫科學生是以統計方式收集的，如果他想獲得公共衛生文憑，就必須獲得有關環境衛生的主要事實。
實習教師在實習期間也學會一系列有關人的類型的事實，雖然就他而言，這些事實要比醫學教科書裡的少得多，準确性差得多，編排也大為不便。
如果政治學研究者遵循這樣一種安排方法，他在課程開始時至少要掌握一篇心理學論文，論文中包含所有那些已被經驗證明對政治學有用的人的類型的事實，并且編排得使學生的知識在需要時最容易回憶起來。
然而，眼下攻讀最負盛名的政治理論著作來接受專業訓練的政治研究者們仍然處于學習希披克拉底[40]或蓋倫[41]的著作的醫科學生的境地。
他被講授少數孤立的、因而是歪曲的關于人的類型、關于快樂和痛苦的事實以及意念的聯想或習慣的影響。
他被告知
&rdquo[39] 當美國獨立戰争的領袖們在尋找反對喬治三世的鑿實論據時，他們同樣在&ldquo上帝賦予人類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rdquo這個事實中找到了它。
盧梭和他的法國信徒們把這些權利安置在一個假想的社會契約基礎上。
人類的權利基于契約猶如大象站在烏龜背上，盡管契約本身，和烏龜一樣，是什麼都支撐不了的。
在這一點上，邊沁在人類幽默感的支持下，把從天賦權利推斷出來的整個政治學概念扔在一旁。
他問道：&ldquo天賦權利是樣什麼東西，造物主又住在哪裡，特别是在造物主最多的無神論者鎮？&rdquo 邊沁本人認為他已經在一切人都尋求快樂而逃避痛苦這個事實中找到了标準。
在這一點上，人是可以相衡量和比較的。
政治學和法學因此可以跟物理學或化學在同樣意義上成為實驗科學。
邊沁寫道：&ldquo我目前的著作，還有其他已經發表或行将發表的關于立法問題或道德科學任何其他部門的著作，都試圖把實驗的推理方法從自然科學擴充到道德科學。
&rdquo 邊沁的&ldquo快樂和痛苦&rdquo标準在許多方面是比&ldquo天賦權利&rdquo前進了一大步。
首先，它奠基于一個衆所公認的事實：一切人顯然都感受快樂和痛苦。
這個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測量的。
例如，可以計算今年一次印度饑荒的災民人數，并把它與去年的災民人數相比較。
同樣明顯的是，有些痛苦和快樂比其他痛苦和快樂來得強烈，因此同一個人在特定的幾秒鐘裡可以體驗到不同數量的快樂或痛苦。
尤其是，快樂和痛苦的标準對于政治思想家本人是客觀的。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引用了邊沁在談到所有一切同他的功利主義相抗衡的哲學時說的一句話：&ldquo它們都千方百計回避運用任何客觀标準的義務，而勸說讀者把作者的感情或意見當作論據本身加以接受。
&rdquo 因此，一個邊沁主義者，無論他是個像格羅特或莫爾斯沃思那樣的議會議員，還是個像查德威克那樣的官員，還是個像弗朗西斯·普萊斯那樣的做組織工作的政客，總是能夠通過研究關于居住在大英帝國的各個階級和種族的數字比例、收入、工時、疾病死亡率等統計資料來檢驗自己對&ldquo财産權利&rdquo、&ldquo惡意的鼓動者&rdquo、&ldquo憲法精神&rdquo、&ldquo侮辱國旗&rdquo等等的感觸。
但是，作為一門完整的政治科學，邊沁主義已經不行了。
快樂和痛苦的确是人性的因素，然而它們并非是對政治家重要的唯一因素。
邊沁主義者肆意歪曲詞的意義，力圖把諸如本能沖動、古老傳統、習慣或個人特性和種族特性等動機全都作為快樂和痛苦的形式加以分類。
但是他們失敗了，探索有效政治推理基礎的工作必須由比邊沁及其信徒更加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而對絕對成功不太自信的一代人來從頭做起。
在探索中，一件事至少是愈來愈清楚了。
我們必須找到盡可能多适當的和可以測量的人性因素，同時必須努力使它們全都在政治推理中發揮作用。
也就是說，在收集政治學的材料時，應當采取生物學家的方法（生物學家試圖查明一群相關的生物中能觀察和測量到多少共同的特征），而不應當采取物理學家的方法（物理學家從整個物質世界所共有的單獨一種特征中構成或習慣于構成一門科學）。
收集到的事實因為數量多，必須加以整理。
我認為，為方便計，研究政治的人可以把它們分成三大類：關于人的類型的說明性事實；關于從個人或一群人身上觀察到的那種類型的遺傳變異的量的事實；關于人降生在其中的環境以及該觀察到的環境對人的政治行為和沖動的影響的量的事實和說明性事實。
醫科學生已經力圖盡可能多地掌握與他的學科有關的關于人的類型的事實。
例如，在他可望考試及格之前必須學會的單單關于典型的人體解剖的說明性事實就有好幾千。
如果他要把它們牢牢記住以便今後在實踐中應用，就必須仔細地把它們分門别類。
例如，他可能會發現，隻要把有關人眼構造的事實同它們的進化史聯系起來，或者把有關手的骨骼的事實同X光片上的手的視覺形象聯系起來，就最容易記住，也記住得最準确。
有關人體構造變異的量的事實，醫科學生是以統計方式收集的，如果他想獲得公共衛生文憑，就必須獲得有關環境衛生的主要事實。
實習教師在實習期間也學會一系列有關人的類型的事實，雖然就他而言，這些事實要比醫學教科書裡的少得多，準确性差得多，編排也大為不便。
如果政治學研究者遵循這樣一種安排方法，他在課程開始時至少要掌握一篇心理學論文，論文中包含所有那些已被經驗證明對政治學有用的人的類型的事實，并且編排得使學生的知識在需要時最容易回憶起來。
然而，眼下攻讀最負盛名的政治理論著作來接受專業訓練的政治研究者們仍然處于學習希披克拉底[40]或蓋倫[41]的著作的醫科學生的境地。
他被講授少數孤立的、因而是歪曲的關于人的類型、關于快樂和痛苦的事實以及意念的聯想或習慣的影響。
他被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