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孔子的傳記及語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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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綜合起來加以思考。
認為有一個司管人的生死、自然現象的宇宙的主宰神，這種想法可以說和孔子距離太遠了。
孔子從未說過一種宗教意義上的神。
再看看上面的這一問題，孔子和釋迦牟尼、耶稣的差異就非常明顯了。
觸及那個宗教意義上的絕對者，或者通過覺悟進入一種絕對境界，都不是孔子關心的問題。
孔子即便談及&ldquo天&rdquo，也從來沒有帶有蘇格拉底的代蒙[7]或者神谕那種宗教色彩。
不過，孔子依舊熱衷于道，而且沒有任何不安。
孔子的态度體現在：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裡仁·八》） 道，是重大的。
夕陽西下之時，一個人的靈魂是能夠得到救贖也好，不能得到救贖也好，或者說能夠得到永生也好，不能得到永生也好，都不是問題所在。
隻要能夠理解道，并且實踐道，也就足夠了。
不過，這裡的道，是人倫之道，絕非神之道或覺悟之道。
隻要踏上了人倫之道，也即是說，實現了仁，踐行了忠與恕，那對這個人而言，也就沒有什麼好恐懼，沒有什麼好不安的了。
因此，在孔子的說教之中，全然沒有任何神秘色彩，也從來沒有必要要求他人&ldquo唯其不合理，因而務必信仰&rdquo。
所有的一切，都是符合道理的。
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學說承認這樣的人倫之道本身就具有絕對的意義，這就是其最顯著的特征了。
孔子的學說中并不重視死、魂、神這一類問題，在我看來，這一點也昭示了孔子在思想史上極為特殊的地位。
何以這麼說呢？在古老的時代，無視這一類問題的思想家，均是作為一名與原始信仰以來的宗教傳統決然斷裂的革新家而出現的。
然而，在孔子本人的言行中，基本上見不到什麼革新家的面貌，甚至可以說，應當遵照孟子所言，将其視為周文化的集大成者。
其他幾位人類的教師，均是革新家，這恐怕無人會有異議。
釋迦牟尼想要從内部打破之前印度社會中永恒不變的、穩固的四姓制度，并且克服古代的吠陀信仰和《奧義書》哲學。
他的&ldquo無我&rdquo主張也是對&ldquo我&rdquo（tman）這一哲學的反駁。
耶稣也是如此，他對以猶太教的形式固定下來的以色列文化進行反抗，開始倡導新的人倫理念。
在《福音書》的故事之中，他的正面敵人包括大祭司、學者、法利賽人，就表現了這一點。
蘇格拉底所對抗的，是在他的那個時代非常流行的智者派的運動。
蘇格拉底想要複興真正的哲學精神。
古希臘人古老的、對神的信仰，已經受到自然哲學者以及智者的影響，從而發生了動搖，對蘇格拉底而言，可以說他是想要針對這類從殖民地傳來的思想，複興古希臘本土的神谕信仰。
不過，他被判處死刑的理由竟然是危及了對神的信仰。
可以說，人類的教師的思想均是先于一般人，作為一種要打破他們之間的信仰形象而出現在曆史之中。
當然，也不是沒有人提出解釋，說孔子亦複如是。
據這種說法，孔子之前的時代，無論宗教、道德，還是政治，一切都以敬天為中心。
天作為宇宙的主宰神，給人間賜下禍福賞罰。
因此，敬天、遵從天命，是所有行為的中心所在。
然而，孔子所宣揚的立場是以人為中心的。
在孔子的理論之中，道即人之道，或者是道德。
即便敬天，也是基于道德的立場。
并不是說因為敬天，就能從天那裡獲福；唯有協同于道，才能獲得天的嘉獎。
這是一種思想史上的革新。
孔子，也是一位革新家。
不過，這一說法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可以通過《書經》《詩經》等書知曉孔子之前的思想和信仰。
然而，這一前提是确切的嗎？如我們在前面幾次表示過擔憂的一個問題，倘若這些書都是成于春秋末期到戰國時代的作品的話，那又該怎麼處理這一問題呢？這樣一來的話，思想史的順序就完全颠倒了過來，孔子作為革新家的意義也就消失了。
這絕不是一個大膽得過了頭的觀念。
即便暫且放下《書經》《詩經》在孔子之後這樣的想法，至少《禮記》一書成書于漢代，恐怕沒有什麼太大的反對意見吧。
從這本書來看，那些所謂孔子之前的思想信仰，事實上顯著地存在《禮記》之中。
我們可以以《禮記》為材料，抽取出非常原始的信仰和祭祀儀式。
不僅如此，如果考慮到漢代的易和道教均非常盛行這一點，再考慮到孔子以人倫為中心，徹底地貫徹了理性，可以說，漢代的思想反倒是更接近論者所謂的&ldquo孔子以前的思想&rdquo。
将這些情況合往一處來看，很難直接同意上述論者的說法。
不過，我們也不能直接斷言，孔子就絕非一個革新家。
這當然也有可能是事實，但是，在孔子最古老的傳記之中，孔子完全沒有被描繪為一個革新家，這一點才是值得注意的。
孔門衆弟子從來沒有說孔子提出了任何新東西，甚至可以說，弟子們強調的是，孔子複興了很多古老的東西，使其死而複生，或者想要将其重新确立起來。
這當然也有可能并非孔子本人的傾向，而是孔子弟子們的傾向。
然而，無論如何，《論語》中越是偏後的部分，越是能清晰地看到，有一種傾向是，将過去視為黃金時代，将過去作為一種理想，作用于現在與未來。
孔子正是這一思想運動的起點，這樣的一個孔子，無論如何都很難被視為一個革新家。
本來，對孔子的複古主義而言，是需要嚴密限定的。
相當于《論語》中最古老部分的《學而》《鄉黨》這兩篇中，對夏殷周的文化也好，堯舜的故事也好，一句也未曾提及。
然而，到了相當于其後七篇總論的《為政篇》裡，已經提及夏殷周之禮了。
而後，到了以禮為主題的《八佾篇》中，這一點已經以一些不同的形态展現出來了。
如果将這些部分并排起來，就如下所示： （一）子張問：&ldquo十世可知也？&rdquo子曰：&ldquo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rdquo（《論語·為政·二十三》） （二）子曰：&ldquo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rdquo（《論語·八佾·九》） （三）子曰：&ldquo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rdquo（《論語&
認為有一個司管人的生死、自然現象的宇宙的主宰神，這種想法可以說和孔子距離太遠了。
孔子從未說過一種宗教意義上的神。
再看看上面的這一問題，孔子和釋迦牟尼、耶稣的差異就非常明顯了。
觸及那個宗教意義上的絕對者，或者通過覺悟進入一種絕對境界，都不是孔子關心的問題。
孔子即便談及&ldquo天&rdquo，也從來沒有帶有蘇格拉底的代蒙[7]或者神谕那種宗教色彩。
不過，孔子依舊熱衷于道，而且沒有任何不安。
孔子的态度體現在：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裡仁·八》） 道，是重大的。
夕陽西下之時，一個人的靈魂是能夠得到救贖也好，不能得到救贖也好，或者說能夠得到永生也好，不能得到永生也好，都不是問題所在。
隻要能夠理解道，并且實踐道，也就足夠了。
不過，這裡的道，是人倫之道，絕非神之道或覺悟之道。
隻要踏上了人倫之道，也即是說，實現了仁，踐行了忠與恕，那對這個人而言，也就沒有什麼好恐懼，沒有什麼好不安的了。
因此，在孔子的說教之中，全然沒有任何神秘色彩，也從來沒有必要要求他人&ldquo唯其不合理，因而務必信仰&rdquo。
所有的一切，都是符合道理的。
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學說承認這樣的人倫之道本身就具有絕對的意義，這就是其最顯著的特征了。
孔子的學說中并不重視死、魂、神這一類問題，在我看來，這一點也昭示了孔子在思想史上極為特殊的地位。
何以這麼說呢？在古老的時代，無視這一類問題的思想家，均是作為一名與原始信仰以來的宗教傳統決然斷裂的革新家而出現的。
然而，在孔子本人的言行中，基本上見不到什麼革新家的面貌，甚至可以說，應當遵照孟子所言，将其視為周文化的集大成者。
其他幾位人類的教師，均是革新家，這恐怕無人會有異議。
釋迦牟尼想要從内部打破之前印度社會中永恒不變的、穩固的四姓制度，并且克服古代的吠陀信仰和《奧義書》哲學。
他的&ldquo無我&rdquo主張也是對&ldquo我&rdquo（tman）這一哲學的反駁。
耶稣也是如此，他對以猶太教的形式固定下來的以色列文化進行反抗，開始倡導新的人倫理念。
在《福音書》的故事之中，他的正面敵人包括大祭司、學者、法利賽人，就表現了這一點。
蘇格拉底所對抗的，是在他的那個時代非常流行的智者派的運動。
蘇格拉底想要複興真正的哲學精神。
古希臘人古老的、對神的信仰，已經受到自然哲學者以及智者的影響，從而發生了動搖，對蘇格拉底而言，可以說他是想要針對這類從殖民地傳來的思想，複興古希臘本土的神谕信仰。
不過，他被判處死刑的理由竟然是危及了對神的信仰。
可以說，人類的教師的思想均是先于一般人，作為一種要打破他們之間的信仰形象而出現在曆史之中。
當然，也不是沒有人提出解釋，說孔子亦複如是。
據這種說法，孔子之前的時代，無論宗教、道德，還是政治，一切都以敬天為中心。
天作為宇宙的主宰神，給人間賜下禍福賞罰。
因此，敬天、遵從天命，是所有行為的中心所在。
然而，孔子所宣揚的立場是以人為中心的。
在孔子的理論之中，道即人之道，或者是道德。
即便敬天，也是基于道德的立場。
并不是說因為敬天，就能從天那裡獲福；唯有協同于道，才能獲得天的嘉獎。
這是一種思想史上的革新。
孔子，也是一位革新家。
不過，這一說法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可以通過《書經》《詩經》等書知曉孔子之前的思想和信仰。
然而，這一前提是确切的嗎？如我們在前面幾次表示過擔憂的一個問題，倘若這些書都是成于春秋末期到戰國時代的作品的話，那又該怎麼處理這一問題呢？這樣一來的話，思想史的順序就完全颠倒了過來，孔子作為革新家的意義也就消失了。
這絕不是一個大膽得過了頭的觀念。
即便暫且放下《書經》《詩經》在孔子之後這樣的想法，至少《禮記》一書成書于漢代，恐怕沒有什麼太大的反對意見吧。
從這本書來看，那些所謂孔子之前的思想信仰，事實上顯著地存在《禮記》之中。
我們可以以《禮記》為材料，抽取出非常原始的信仰和祭祀儀式。
不僅如此，如果考慮到漢代的易和道教均非常盛行這一點，再考慮到孔子以人倫為中心，徹底地貫徹了理性，可以說，漢代的思想反倒是更接近論者所謂的&ldquo孔子以前的思想&rdquo。
将這些情況合往一處來看，很難直接同意上述論者的說法。
不過，我們也不能直接斷言，孔子就絕非一個革新家。
這當然也有可能是事實，但是，在孔子最古老的傳記之中，孔子完全沒有被描繪為一個革新家，這一點才是值得注意的。
孔門衆弟子從來沒有說孔子提出了任何新東西，甚至可以說，弟子們強調的是，孔子複興了很多古老的東西，使其死而複生，或者想要将其重新确立起來。
這當然也有可能并非孔子本人的傾向，而是孔子弟子們的傾向。
然而，無論如何，《論語》中越是偏後的部分，越是能清晰地看到，有一種傾向是，将過去視為黃金時代，将過去作為一種理想，作用于現在與未來。
孔子正是這一思想運動的起點，這樣的一個孔子，無論如何都很難被視為一個革新家。
本來，對孔子的複古主義而言，是需要嚴密限定的。
相當于《論語》中最古老部分的《學而》《鄉黨》這兩篇中，對夏殷周的文化也好，堯舜的故事也好，一句也未曾提及。
然而，到了相當于其後七篇總論的《為政篇》裡，已經提及夏殷周之禮了。
而後，到了以禮為主題的《八佾篇》中，這一點已經以一些不同的形态展現出來了。
如果将這些部分并排起來，就如下所示： （一）子張問：&ldquo十世可知也？&rdquo子曰：&ldquo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rdquo（《論語·為政·二十三》） （二）子曰：&ldquo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rdquo（《論語·八佾·九》） （三）子曰：&ldquo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rdquo（《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