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牛流馬話三國（陳釀三國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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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三國時期的科學技術，人們最容易想起的恐怕就是諸葛亮的木牛流馬了，因為小說賦于它神秘的色彩，好象是一種無動力的自行機械，這在科學上就像”永動機“一樣，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的劉仙洲教授，在幾十年前發表論文，認為它們就是人力推動的獨輪車和四輪車，現在還能在川陝一帶見到的這類獨輪車。
現代科學家大都傾向于此種說法。
但是也有不同意見，新疆一位科技人員王湔就花費了多年功夫，研制這種神奇的機械。
我曾經觀看過他的模型，木制馬形的關節是活動的，以輪軸推動前進，木馬也似乎奮蹄前行。
它的特點無非象四輪推車，木馬起到穩定前轅的功能。
我曾經到過當年諸葛亮北伐的指揮中心之一，現為四川廣元市的籌筆驿（現在這一帶恢複了部分蜀漢棧道，以供旅遊者憑吊），萬山環繞，一江蜿蜒，交通條件是相當艱難的。
所以四百年後的李白，猶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慨歎。
設想如果仍然依靠人力推拉，躜行在蜀道崎岖山路之間，恐怕并不省時省力。
須知諸葛亮所以要造“木牛流馬”，主要是需要在蜀漢人力資源極端缺乏的條件下，解決“恢複中原”的前線後勤供應問題。
原其初衷，其實與一次大戰中歐洲戰區大量使用汽車差不多。
但汽車因此經過這次大戰的嚴酷檢驗，成為本世紀影響深遠的交通運輸工具，卻是當初人們始料不及的。
實際上，三國時期雖然不過百年，但它在科學技術上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在中華民族科技文化史上卻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和三國競争的局面大有關系，競争才出成果。
和現在的軍備競賽一樣。
三國時期的很多科技成果，也是首先運用于軍事目的，不光木牛流馬。
諸葛亮曾經改進了漢代的一種強力弓箭形式的兵器弩機，使之從單發變為十連發，稱為“連弩”，又叫“元戎”，就象現在的連發沖鋒槍似的。
這種新式武器曾為蜀兵赢得過勝利，據說曹魏大将張郃就是被這種新式武器擊斃的。
曹魏獲得實物後都很驚訝，但巧匠馬鈞的細心研究，用心揣摸，指出如果再改進一下，效力還可以提高五倍。
東吳境内河湖交錯，又臨大海，在制造、使用船隻方面很有經驗，赤壁一戰，就是發揚了這一優勢。
當時東吳造船業一度領先于劉、曹，發展到新的曆史水平，所造船艦“大者二十餘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
”（《南州異物志》）遠航北至遼東、高麗，南至東南亞、天竺（印度）等地，是一支真正的海軍和遠洋船隊。
但魏晉也不甘落後，刻意發展造船技術，到滅吳時，晉國大将王浚制造的船又比東吳的大出兩三倍，“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橹，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結果“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西晉艦隊順流而東，勢如破竹，東吳五千戰船也成了俘虜。
競争中發展起來的造船術，對南北朝以至唐宋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都有很大影響。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軍工轉民用了。
行軍布陣，離不開對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的充分了解，所以地圖是軍事指揮員的囊中必備之物。
熟悉三國故事的人都知道“張松獻地圖”的事。
張松是劉璋部下的官員，因為劉璋谙弱不能自保，主動把西川的地形路徑繪制成圖，交給了諸葛亮。
張松後來為這張地圖丢了一條命，可劉備的軍隊就是憑着這張地圖，順利地攻下了素稱天險的四川。
《三國演義》中有關地圖的故事還有一些，《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一例。
馬谡一意孤行，屯兵于山頂，副将王平勸說無效，将形勢畫成地圖派專人火速送給諸葛亮，諸葛亮一看地圖，就知道馬谡必敗無疑了。
劉備攻東吳時，因為天熱，在彜陵的密林中結營八百裡，也是給諸葛亮送去了地圖，諸葛亮在成都看到，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看來當時繪制地圖的技術還真不簡單呢！ 中國的制圖術很早就出現了，春秋戰國時代，大約也是征戰的需要，已經有相當水平。
還記得荊轲刺秦王的事嗎？荊轲就是以向秦王嬴政獻地圖為名，在地圖中暗藏匕首，躲過衛士的盤察，留下了“圖窮匕首現”的成語。
長沙馬王堆出土過西漢用帛畫的地圖，近年還發現西漢的紙地圖，可能推翻東漢蔡倫造紙的傳統認識。
事實上，三國時期制圖術的确有一個新的大發展，不僅是繪圖技術的提高，還提出了最早的制圖學理論，這就是曆仕魏晉的裴秀繪制的《禹貢地域圖》、《地形方丈圖》和“制圖六體”，即“分率”，“準望”，“道裡”，“高下”，“方邪”、”迂直”六個基本原則，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圖理論，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清代。
在世界地理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與古希臘的托勒密交相輝映。
著名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認為，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制圖學，要比西方領先一千年左右，現存西安碑林裡的兩方宋代地圖碑刻描繪中國地形之細緻準确，至今仍令人驚歎不已。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軍工都能轉為民用的。
比如《三國演義》裡寫關羽用的青龍偃月刀和張飛的丈八蛇矛，老百姓就沒法拿來砍柴、鑽眼，那玩意兒說得太沉了，當然，關羽
現代科學家大都傾向于此種說法。
但是也有不同意見，新疆一位科技人員王湔就花費了多年功夫，研制這種神奇的機械。
我曾經觀看過他的模型，木制馬形的關節是活動的，以輪軸推動前進，木馬也似乎奮蹄前行。
它的特點無非象四輪推車，木馬起到穩定前轅的功能。
我曾經到過當年諸葛亮北伐的指揮中心之一，現為四川廣元市的籌筆驿（現在這一帶恢複了部分蜀漢棧道，以供旅遊者憑吊），萬山環繞，一江蜿蜒，交通條件是相當艱難的。
所以四百年後的李白，猶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慨歎。
設想如果仍然依靠人力推拉，躜行在蜀道崎岖山路之間，恐怕并不省時省力。
須知諸葛亮所以要造“木牛流馬”，主要是需要在蜀漢人力資源極端缺乏的條件下，解決“恢複中原”的前線後勤供應問題。
原其初衷，其實與一次大戰中歐洲戰區大量使用汽車差不多。
但汽車因此經過這次大戰的嚴酷檢驗，成為本世紀影響深遠的交通運輸工具，卻是當初人們始料不及的。
實際上，三國時期雖然不過百年，但它在科學技術上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在中華民族科技文化史上卻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和三國競争的局面大有關系，競争才出成果。
和現在的軍備競賽一樣。
三國時期的很多科技成果，也是首先運用于軍事目的，不光木牛流馬。
諸葛亮曾經改進了漢代的一種強力弓箭形式的兵器弩機，使之從單發變為十連發，稱為“連弩”，又叫“元戎”，就象現在的連發沖鋒槍似的。
這種新式武器曾為蜀兵赢得過勝利，據說曹魏大将張郃就是被這種新式武器擊斃的。
曹魏獲得實物後都很驚訝，但巧匠馬鈞的細心研究，用心揣摸，指出如果再改進一下，效力還可以提高五倍。
東吳境内河湖交錯，又臨大海，在制造、使用船隻方面很有經驗，赤壁一戰，就是發揚了這一優勢。
當時東吳造船業一度領先于劉、曹，發展到新的曆史水平，所造船艦“大者二十餘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
”（《南州異物志》）遠航北至遼東、高麗，南至東南亞、天竺（印度）等地，是一支真正的海軍和遠洋船隊。
但魏晉也不甘落後，刻意發展造船技術，到滅吳時，晉國大将王浚制造的船又比東吳的大出兩三倍，“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橹，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結果“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西晉艦隊順流而東，勢如破竹，東吳五千戰船也成了俘虜。
競争中發展起來的造船術，對南北朝以至唐宋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都有很大影響。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軍工轉民用了。
行軍布陣，離不開對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的充分了解，所以地圖是軍事指揮員的囊中必備之物。
熟悉三國故事的人都知道“張松獻地圖”的事。
張松是劉璋部下的官員，因為劉璋谙弱不能自保，主動把西川的地形路徑繪制成圖，交給了諸葛亮。
張松後來為這張地圖丢了一條命，可劉備的軍隊就是憑着這張地圖，順利地攻下了素稱天險的四川。
《三國演義》中有關地圖的故事還有一些，《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一例。
馬谡一意孤行，屯兵于山頂，副将王平勸說無效，将形勢畫成地圖派專人火速送給諸葛亮，諸葛亮一看地圖，就知道馬谡必敗無疑了。
劉備攻東吳時，因為天熱，在彜陵的密林中結營八百裡，也是給諸葛亮送去了地圖，諸葛亮在成都看到，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看來當時繪制地圖的技術還真不簡單呢！ 中國的制圖術很早就出現了，春秋戰國時代，大約也是征戰的需要，已經有相當水平。
還記得荊轲刺秦王的事嗎？荊轲就是以向秦王嬴政獻地圖為名，在地圖中暗藏匕首，躲過衛士的盤察，留下了“圖窮匕首現”的成語。
長沙馬王堆出土過西漢用帛畫的地圖，近年還發現西漢的紙地圖，可能推翻東漢蔡倫造紙的傳統認識。
事實上，三國時期制圖術的确有一個新的大發展，不僅是繪圖技術的提高，還提出了最早的制圖學理論，這就是曆仕魏晉的裴秀繪制的《禹貢地域圖》、《地形方丈圖》和“制圖六體”，即“分率”，“準望”，“道裡”，“高下”，“方邪”、”迂直”六個基本原則，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圖理論，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清代。
在世界地理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與古希臘的托勒密交相輝映。
著名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認為，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制圖學，要比西方領先一千年左右，現存西安碑林裡的兩方宋代地圖碑刻描繪中國地形之細緻準确，至今仍令人驚歎不已。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軍工都能轉為民用的。
比如《三國演義》裡寫關羽用的青龍偃月刀和張飛的丈八蛇矛，老百姓就沒法拿來砍柴、鑽眼，那玩意兒說得太沉了，當然，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