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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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世業農,家住在離城五裡的秦溪鄉。

    福安的農村多是聚族而居,而秦溪這個村十九都是我們的同宗的發祥地。

    到了曾祖父騰霄公,他在科舉上稍露頭角,于是我們的家便從鄉下搬到城裡來。

    祖父、叔祖父、父親也繼續舉業,而且有相當成就,所以我從小聽見家裡長輩跟人家談天,總要誇耀我們是個“書香之家”。

     自科舉廢後,新式學校代之而興。

    故鄉城裡有兩間小學,第一小學的前身即紫陽書院,第二小學雄踞龜山的阿婆廟,背山面湖,氣象萬千,所以叫做湖山小學。

    離城30裡的重鎮——穆陽——也有兩間,一間叫做同文,另一間叫做振興。

    除四間小學外,剩下隻有國民學校。

    當時的編制,所謂小學,就是高級小學,三年畢業;而國民學校,相當初級小學,四年畢業。

    起初是用《最新教科書》,到了我上學時已經改用《共和國教科書》了。

     我五歲發蒙,父親绶昌公(字雲孫)教我一首詩: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父親朗誦了兩遍,解釋完,我馬上脫口背出來。

    父親很高興,到處誇耀我;母親更幽默地加上兩句:“龍生龍子,虎生豹兒。

    ”在父母的交口稱譽下,我很快養成自尊心自信心。

    那時我家的廳堂挂着七八副對聯闆,聯闆上寫着格言式的對聯,言簡意赅,多是古人從經驗中體會出來的心得語;而當地書家送給我們家裡的條幅,裡邊有“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的句子。

    這兩句話在兒童的心坎裡的作用,宛若拿破侖的豪語:“困難這個字,在法國詞典裡找不到。

    ” 我7歲那年(1914年),父親到穆洋同文學校去當國文教師,他把我帶在身邊,以便親自教導。

    他教書既認真,解釋又明白,所以我進步得不算慢。

    他教我跟家裡人通信,先把内容将鄉音講了一遍,然後命我筆記下來。

    接着,他給我一再改正;就這樣加緊教導,努力學習,不知不覺中我對書本發生濃厚的興趣。

    第二年我又跟父親到同文去讀書,不幸上課不及一月,父親患着重病回家,竟至不起。

    父親死時,家徒四壁,他的唯一的儲蓄僅有11塊大洋和幾畝薄田。

    茫茫人海,舉目無親,老母孤兒,相依為命。

    幸賴慈祥和藹的母親,負起理家的重任。

    她咬緊牙關,日夜做針黹來補助家用。

    她把整個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從來沒有大聲罵過我。

    相反的,她隻有鼓勵我、督促我。

    母親這種人格的陶冶,好像父親給我的學問的指導一樣,是我所接受的最光榮的遺産。

     父親的喪事過後,我便轉到第一小學去讀書。

    校長為郭季陶先生,國文教員為李??青先生(字叔樵)、餘之俊先生,圖畫體操為郭杏春先生(字劍狂);這幾位老先生都是故鄉的名士,尤其是叔樵先生,他喜歡做詩,著有《叔樵詩鈔》行世,備受社會的尊崇。

    那時我是全校最小的一個,體操堂排起隊時,我老是殿軍。

    同班學友和我的年齡上下的有馮列山兄,吳清友兄,其餘的都是大個子。

    我所喜歡的功課,除國文史地外,便是唱歌,而且唱的是高音,雖然開口時兩頰的青筋幾乎都要爆出來。

     在小學讀了三年書,考試的成績雖不錯,其實是一竅不通。

    我可以算得出來的心得,就是叔樵先生偶爾在黑闆上抄寫幾首李白和杜甫的詩篇,其他功課都随試卷交回給老師了。

     在小學期間,作文一點也沒有進步,為的是胸無點墨。

    當時有幾位同學,無論老師出什麼題目,差不多是千篇一律地用“人生在世”開頭,用“可不畏哉?”“其可忽乎哉?”等成語來結束。

    這兒我深信杜甫的佳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至理名言。

    “萬卷”二字指博,“破”字指精;既精且博,然後下筆為文,自有左右逢源之樂。

     11歲(1918年)的夏天,我畢業離校,學校的工友還用黃紙的報單到我的家裡的廳堂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