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錄：作者青年時代所崇拜的三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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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略述曾滌生
在教育不大普及的社會裡，父親中了秀才，三叔祖補了廪生，這無疑地使我們的家庭成為“書香之家”。
說來也可憐，所謂“書香之家”，并沒有什麼書可看。
除了各種版本的“四書”、“五經”、“八股文”、“試帖詩”以外，剩下的是各種醫書。
小說和劇本，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兒童讀物更不用說了。
我自小喜歡翻書，偶爾在樓上故紙堆裡，找到一部《曾文正公家書》和《求阙齋日記》，文字淺白，内容充實，尤其那副對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更引起我的注意。
我很仔細地把這部書研讀了好幾遍，越看越覺得有意思。
這是我自動地閱覽的第一部書。
它教我怎樣治學，怎樣做人。
那時，先君已經棄世，先母不認得字，這部《曾文正公家書》和《求阙齋日記》，恍惚是我的南針，難怪我把它當做“枕中鴻寶”。
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人，字伯涵，号滌生，道光進士。
鹹豐初年，任吏部侍郎。
為着母親的喪事，他從北京趕回故鄉。
那時，太平軍勢盛，他奉命在籍編練鄉勇。
清兵屢敗，國藩奉命督率所部鄉勇，收複武、漢及沿江各地。
同治三年，又克複金陵。
到了太平軍全部殲滅後，他被封為毅勇侯，為同治中興功臣第一。
曾任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
到了死後，清廷贈他以太傅的銜頭，谥為文正公。
曾文正公的著述，在編輯方面，有《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抄》；在批評和創作方面，有《鳴原堂論文》、《家書》、《日記》以及卷帙繁多的奏疏；但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卻是他的《家書》和《日記》。
曾文正公的《家書》和《日記》所牽涉的問題很廣，但是我最喜歡的就是修養和治學兩項，其他關于政治和軍事的報告，因為時代不同，意識不同，見仁見智，各有各的道理，我們不應妄加評論。
年來新派的曆史家，站在民族革命的立場，對曾文正公的行動，多數不能諒解。
其實，一個人是環境的産物，假如他早生一百幾十年，他不難步顧炎武、黃宗羲的後塵。
假如他晚生五十年，他恐怕會給孫中山做先鋒。
事實上，孫中山少年時代所崇拜的偉人之一——李鴻章——還算是曾文正公的入室弟子呢。
平居和朋友們談天，我總覺得曆史上的中流砥柱的大人物，多是中鋒而非偏鋒。
所謂“中鋒”，即“中庸”的别名。
它是表裡兼顧，左右鹹宜，用孔子的話來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君子就是成德達材的人物。
曾文正公的一生，深受孟子的影響，他要培養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
事實上，隻有像他這麼有涵養的人，才能夠擔任大事業，撰述大文章。
因為中國的讀書人，一向标榜“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所以曾文正公自立志讀書以後，對于個人修養問題，非常注意。
古代的大官，往往用“清慎勤”三字作座右銘，曾文正公更腳踏實地，把“清”字改為“廉”字，“慎”字改為“謙”字，“勤”字改為“勞”字。
這樣一來，意義更為明顯。
我們隻看他寫給九弟的信，便知他對于這三個字有怎樣的解釋： 沅弟昔年于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于此。
去冬之買犁頭嘴栗子山，餘亦大不謂然。
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
謙字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于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仆從屬員。
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斷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順手。
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
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别處書函更可知矣。
沅弟之仆從随員，頗有氣焰，面色語言，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餘憾。
以後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
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
清廉、謙恭、勤勞，是曾文正公在個人修養上的關鍵。
在萬物都是錢作怪的社會裡，取與之間，必須做到清廉這地步。
所謂清廉，就是“臨财毋苟得”的意思。
當白銀成為通用的貨币的時代，社會上流行兩句俗語：“銀錢是白的，眼睛是黑的。
”換句話說，除了不吃人間煙火的神仙外，真正不愛錢的人，實在不可多得。
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他們往往會受金錢的誘惑。
奸商往往會運用種種方法來誘惑大官，希望換回一張“準許證”，隻要“準許證”到手，那麼從前的一切活動費，大可連本帶利撈回。
曾文正深知社會的黑幕，所以在銀錢的來往上，他特别小心。
且看他對幾位弟弟怎麼說： 我自從已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為恨事。
将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于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鈎餌也。
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尚不足滿其欲。
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于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便益，斷不肯我占人之便益。
将來若作外官，京城之内，無責報于我者。
這的确是經驗談。
凡是手握大權的人，隻要他不貪，那麼誰也沒法子要挾他。
為着履行清廉的信條，不但酒色财氣要完全戒絕，而且一般生活水準也要降低。
量入為出，過着非常簡樸的生活。
在這種情形下，任何金錢和聲色的誘惑，都不會發生作用了。
在江湖上賣藝的人，當他們初到一個城市的時候，他們照例要登門拜訪當地行家。
為着盡東道主之誼，當地行家，往往要回拜，并且設宴款待，盡心盡力地替外來的藝人奔走。
為什麼呢？因為“恐龍最怕地頭蛇”，當恐龍過江之後，它已經失掉根據地，它必須靠當地有力分子替它張羅，這才有生存的機會。
在這當兒，過去所有的一切臭架子要全盤收拾下來，卑詞厚币，很虛心地登門請教。
當地行家看見來客這麼謙恭，這麼誠懇，沒有一個不落力替他介紹，結果，他才能夠達到目的。
平心而論，初到一個新地方去謀生，或者初出茅廬的青年，固然要懂得謙恭，甚至居高官、握大權的人，也要懂得謙恭，不然，人家将由妒忌變成仇恨，到了妒忌和仇恨生了根的時候，一切麻煩的事情都來了。
因此，曾文正公對諸弟說：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
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與雖美而遠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
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
謙恭并不是虛僞，更不是假仁假義，它純粹是誠懇的表現。
真正明白謙恭的意義的人，并不是把謙恭當做一種圓滑的手段，以便達到個人的目的。
相反的，他是把謙恭和寬恕連在一起，凡事要設身處地替人家打算。
因此，曾文正公給孩子寫信的時候，特地加上幾句：“至留京公事，如……等人，尤其清苦異常，皆萬不可向其索取，即送來亦可退還。
蓋我欠人之賬，既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恕也。
從前黎樾喬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人之債，是可為法。
” 凡是不明白謙恭的意義的人，他當然不了解“恕”字的意義。
再進一步，他當然不會設身處地替人家打算，他隻會閉着眼睛，輕視人家。
知己也許有餘，知人未免不足。
因此，曾文正公緻諸弟的信裡，有這麼一段話： 常見朋友中有美才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
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則罵學院。
平心而論，己之所為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
隻為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
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矣。
為着強調謙恭的益處，曾文正公一再教人不要發牢騷。
“吾常見朋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
”這又是經驗談，值得我們猛省。
談到勤勞，這是由鄉間出身的人，最大的美德。
曾文正公自幼秉承星岡公的遺教，他要早起，飯後散步三千步，臨睡前洗腳。
這些事情，可以維持健康。
他希望家裡的人注重農事副業，如種菜、養魚、養豬、種竹，一點也不可疏忽。
在他緻四弟和季弟的信裡，這理由說得很明白：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
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
養豬亦内政之要者。
下首台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興衰氣象。
又說： 内間妯娌，不可多講鋪張。
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飯。
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
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
有此二者，家運斷無不興之理。
除了“書、蔬、魚、豬”四字外，他還加上“早、掃、考、寶”四字。
“早”就是早起。
“掃”就是打掃，把屋子打掃得幹幹淨淨。
“考”就是祭祀祖先。
“寶”就是優待親族鄰裡，時常跟鄰居來往，賀喜吊喪，問疾濟急，各種事情都做得很周到，使周遭的環境，變成一團和氣。
曾文正是個最懂得體會勤勞的味道的人。
他曾說：“身體雖弱，卻不宜過于愛惜。
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者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
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
” 多年來，社會流行一個口号，叫做“埋頭苦幹”。
其中“苦幹”二字，似乎有語病，因為“苦幹”絕對難持久，必須“樂幹”才能夠處之泰然。
像顔回所處的環境那樣，“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這才能夠成為孔子最得意的高足。
曾文正公緻九弟的信裡，對于這種高超的意境最能領略，他說： 吾輩現辦軍務，系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穑，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須有一段谿達沖融氣象。
二者并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勤勞而以恬淡出之”，這辦法不但最有意味，而且最容易持久。
不過要胸懷豁達沖融，并非一蹴即就，這需要長期的素養，而素養的辦法，莫過于讀書。
下文繼續談文正公的治學的方法。
像曾文正公在修養方面，标榜“廉、謙、勞”三字一樣，在治學方面，他也指出“專、恒、約”三字。
這三個字，雖小學生也可以聽得很明白，可是連大學教授不見得會一一實行。
事實上，學問的深淺，識見的高低，文字的優劣，可以從一個人在“專、恒、約”三字的造詣來判定。
一般說來，大城市的教育水準比較窮鄉僻壤高得多，但是，中外古今的大人物，多數是從鄉下出身，其中最大的關鍵在于志氣。
具備崇高的目标，堅強的意志，任何困難的環境都能夠克服過來，從窮鄉僻壤打到人文荟萃的大城市。
相反的，他會從大城市被打回鄉下去。
曾文正公緻諸弟的信說： 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
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耳。
這一段話，是曾文正公一生成功的秘訣。
同時，這也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的心傳。
孔子自己到了十五歲，便立志做學問。
當他和幾位得意的高足聊天的時候，他照例撇開其他瑣碎的問題不談，首先要談談個人的志願或志趣。
這兒可見，曾文正公是直接繼承孔孟的遺教。
志趣既定，必須努力做學問，而治學的方法，不外專心、有恒、守約三條路子。
曾文正公像其他大儒一樣，最愛談治學方法。
他深知專精的重要，所以在他緻諸弟的信裡說： 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
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
萬不可兼營并鹜，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
這是老實話，同時，這也是心得話。
可惜一般稍微有名氣的學者和藝人，往往要故弄玄虛，不肯說老實話。
“鴛鴦繡罷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結果，年輕的一代，僅懂得驚奇他們的成就，而不知道他們的“金針”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須知學者和藝人，他們得力處，全在于熟練，要熟練必須從專精着手。
相反的，假如東學一點，西學一點，“掘井九仞，而不及
說來也可憐，所謂“書香之家”，并沒有什麼書可看。
除了各種版本的“四書”、“五經”、“八股文”、“試帖詩”以外，剩下的是各種醫書。
小說和劇本，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兒童讀物更不用說了。
我自小喜歡翻書，偶爾在樓上故紙堆裡，找到一部《曾文正公家書》和《求阙齋日記》，文字淺白，内容充實，尤其那副對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更引起我的注意。
我很仔細地把這部書研讀了好幾遍，越看越覺得有意思。
這是我自動地閱覽的第一部書。
它教我怎樣治學，怎樣做人。
那時，先君已經棄世，先母不認得字，這部《曾文正公家書》和《求阙齋日記》，恍惚是我的南針，難怪我把它當做“枕中鴻寶”。
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人，字伯涵，号滌生，道光進士。
鹹豐初年，任吏部侍郎。
為着母親的喪事，他從北京趕回故鄉。
那時，太平軍勢盛，他奉命在籍編練鄉勇。
清兵屢敗，國藩奉命督率所部鄉勇，收複武、漢及沿江各地。
同治三年，又克複金陵。
到了太平軍全部殲滅後，他被封為毅勇侯，為同治中興功臣第一。
曾任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
到了死後，清廷贈他以太傅的銜頭，谥為文正公。
曾文正公的著述，在編輯方面，有《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抄》；在批評和創作方面，有《鳴原堂論文》、《家書》、《日記》以及卷帙繁多的奏疏；但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卻是他的《家書》和《日記》。
曾文正公的《家書》和《日記》所牽涉的問題很廣，但是我最喜歡的就是修養和治學兩項，其他關于政治和軍事的報告，因為時代不同，意識不同，見仁見智，各有各的道理，我們不應妄加評論。
年來新派的曆史家，站在民族革命的立場，對曾文正公的行動，多數不能諒解。
其實，一個人是環境的産物，假如他早生一百幾十年，他不難步顧炎武、黃宗羲的後塵。
假如他晚生五十年，他恐怕會給孫中山做先鋒。
事實上，孫中山少年時代所崇拜的偉人之一——李鴻章——還算是曾文正公的入室弟子呢。
平居和朋友們談天，我總覺得曆史上的中流砥柱的大人物，多是中鋒而非偏鋒。
所謂“中鋒”，即“中庸”的别名。
它是表裡兼顧，左右鹹宜，用孔子的話來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君子就是成德達材的人物。
曾文正公的一生，深受孟子的影響，他要培養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
事實上，隻有像他這麼有涵養的人，才能夠擔任大事業，撰述大文章。
因為中國的讀書人，一向标榜“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所以曾文正公自立志讀書以後，對于個人修養問題，非常注意。
古代的大官，往往用“清慎勤”三字作座右銘，曾文正公更腳踏實地，把“清”字改為“廉”字，“慎”字改為“謙”字，“勤”字改為“勞”字。
這樣一來，意義更為明顯。
我們隻看他寫給九弟的信，便知他對于這三個字有怎樣的解釋： 沅弟昔年于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于此。
去冬之買犁頭嘴栗子山，餘亦大不謂然。
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
謙字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于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仆從屬員。
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斷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順手。
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
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别處書函更可知矣。
沅弟之仆從随員，頗有氣焰，面色語言，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餘憾。
以後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
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
清廉、謙恭、勤勞，是曾文正公在個人修養上的關鍵。
在萬物都是錢作怪的社會裡，取與之間，必須做到清廉這地步。
所謂清廉，就是“臨财毋苟得”的意思。
當白銀成為通用的貨币的時代，社會上流行兩句俗語：“銀錢是白的，眼睛是黑的。
”換句話說，除了不吃人間煙火的神仙外，真正不愛錢的人，實在不可多得。
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他們往往會受金錢的誘惑。
奸商往往會運用種種方法來誘惑大官，希望換回一張“準許證”，隻要“準許證”到手，那麼從前的一切活動費，大可連本帶利撈回。
曾文正深知社會的黑幕，所以在銀錢的來往上，他特别小心。
且看他對幾位弟弟怎麼說： 我自從已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為恨事。
将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于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鈎餌也。
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尚不足滿其欲。
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于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便益，斷不肯我占人之便益。
将來若作外官，京城之内，無責報于我者。
這的确是經驗談。
凡是手握大權的人，隻要他不貪，那麼誰也沒法子要挾他。
為着履行清廉的信條，不但酒色财氣要完全戒絕，而且一般生活水準也要降低。
量入為出，過着非常簡樸的生活。
在這種情形下，任何金錢和聲色的誘惑，都不會發生作用了。
在江湖上賣藝的人，當他們初到一個城市的時候，他們照例要登門拜訪當地行家。
為着盡東道主之誼，當地行家，往往要回拜，并且設宴款待，盡心盡力地替外來的藝人奔走。
為什麼呢？因為“恐龍最怕地頭蛇”，當恐龍過江之後，它已經失掉根據地，它必須靠當地有力分子替它張羅，這才有生存的機會。
在這當兒，過去所有的一切臭架子要全盤收拾下來，卑詞厚币，很虛心地登門請教。
當地行家看見來客這麼謙恭，這麼誠懇，沒有一個不落力替他介紹，結果，他才能夠達到目的。
平心而論，初到一個新地方去謀生，或者初出茅廬的青年，固然要懂得謙恭，甚至居高官、握大權的人，也要懂得謙恭，不然，人家将由妒忌變成仇恨，到了妒忌和仇恨生了根的時候，一切麻煩的事情都來了。
因此，曾文正公對諸弟說：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
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與雖美而遠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
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
謙恭并不是虛僞，更不是假仁假義，它純粹是誠懇的表現。
真正明白謙恭的意義的人，并不是把謙恭當做一種圓滑的手段，以便達到個人的目的。
相反的，他是把謙恭和寬恕連在一起，凡事要設身處地替人家打算。
因此，曾文正公給孩子寫信的時候，特地加上幾句：“至留京公事，如……等人，尤其清苦異常，皆萬不可向其索取，即送來亦可退還。
蓋我欠人之賬，既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恕也。
從前黎樾喬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人之債，是可為法。
” 凡是不明白謙恭的意義的人，他當然不了解“恕”字的意義。
再進一步，他當然不會設身處地替人家打算，他隻會閉着眼睛，輕視人家。
知己也許有餘，知人未免不足。
因此，曾文正公緻諸弟的信裡，有這麼一段話： 常見朋友中有美才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
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則罵學院。
平心而論，己之所為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
隻為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
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矣。
為着強調謙恭的益處，曾文正公一再教人不要發牢騷。
“吾常見朋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
”這又是經驗談，值得我們猛省。
談到勤勞，這是由鄉間出身的人，最大的美德。
曾文正公自幼秉承星岡公的遺教，他要早起，飯後散步三千步，臨睡前洗腳。
這些事情，可以維持健康。
他希望家裡的人注重農事副業，如種菜、養魚、養豬、種竹，一點也不可疏忽。
在他緻四弟和季弟的信裡，這理由說得很明白：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
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
養豬亦内政之要者。
下首台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興衰氣象。
又說： 内間妯娌，不可多講鋪張。
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飯。
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
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
有此二者，家運斷無不興之理。
除了“書、蔬、魚、豬”四字外，他還加上“早、掃、考、寶”四字。
“早”就是早起。
“掃”就是打掃，把屋子打掃得幹幹淨淨。
“考”就是祭祀祖先。
“寶”就是優待親族鄰裡，時常跟鄰居來往，賀喜吊喪，問疾濟急，各種事情都做得很周到，使周遭的環境，變成一團和氣。
曾文正是個最懂得體會勤勞的味道的人。
他曾說：“身體雖弱，卻不宜過于愛惜。
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者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
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
” 多年來，社會流行一個口号，叫做“埋頭苦幹”。
其中“苦幹”二字，似乎有語病，因為“苦幹”絕對難持久，必須“樂幹”才能夠處之泰然。
像顔回所處的環境那樣，“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這才能夠成為孔子最得意的高足。
曾文正公緻九弟的信裡，對于這種高超的意境最能領略，他說： 吾輩現辦軍務，系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穑，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須有一段谿達沖融氣象。
二者并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勤勞而以恬淡出之”，這辦法不但最有意味，而且最容易持久。
不過要胸懷豁達沖融，并非一蹴即就，這需要長期的素養，而素養的辦法，莫過于讀書。
下文繼續談文正公的治學的方法。
像曾文正公在修養方面，标榜“廉、謙、勞”三字一樣，在治學方面，他也指出“專、恒、約”三字。
這三個字，雖小學生也可以聽得很明白，可是連大學教授不見得會一一實行。
事實上，學問的深淺，識見的高低，文字的優劣，可以從一個人在“專、恒、約”三字的造詣來判定。
一般說來，大城市的教育水準比較窮鄉僻壤高得多，但是，中外古今的大人物，多數是從鄉下出身，其中最大的關鍵在于志氣。
具備崇高的目标，堅強的意志，任何困難的環境都能夠克服過來，從窮鄉僻壤打到人文荟萃的大城市。
相反的，他會從大城市被打回鄉下去。
曾文正公緻諸弟的信說： 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
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耳。
這一段話，是曾文正公一生成功的秘訣。
同時，這也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的心傳。
孔子自己到了十五歲，便立志做學問。
當他和幾位得意的高足聊天的時候，他照例撇開其他瑣碎的問題不談，首先要談談個人的志願或志趣。
這兒可見，曾文正公是直接繼承孔孟的遺教。
志趣既定，必須努力做學問，而治學的方法，不外專心、有恒、守約三條路子。
曾文正公像其他大儒一樣，最愛談治學方法。
他深知專精的重要，所以在他緻諸弟的信裡說： 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
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
萬不可兼營并鹜，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
這是老實話，同時，這也是心得話。
可惜一般稍微有名氣的學者和藝人，往往要故弄玄虛，不肯說老實話。
“鴛鴦繡罷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結果，年輕的一代，僅懂得驚奇他們的成就，而不知道他們的“金針”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須知學者和藝人，他們得力處，全在于熟練，要熟練必須從專精着手。
相反的，假如東學一點，西學一點，“掘井九仞，而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