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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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報紙合訂本，正是無限寶藏的源泉。
當時中山文化教育館，曾按月編輯《期刊索引》和《日報索引》，雖然《日報索引》這部分隻限十種（其中一種為《南洋商報》），但是讀者如按圖索骥，大可節省不少時間和精力。
回頭我要談一談書庫。
書庫高四層，四周圍牆全用玻璃磚，所有書架全部是鋼架，藏書的總數達50萬冊。
當我第一次跑到這個書庫時，簡直是頭昏眼花，應接不暇，恨不得一目萬行，把許多值得一看的書一一看完。
這當然是夢想，事實上根本辦不到。
但是，我每次讀書告一段落時，總要到書庫去跑一頓，東翻翻，西翻翻，偶爾在書架的角頭找到一本自己早就想看而沒有看過的書，于是站在書架旁邊，看了一兩個鐘頭，直至圖書館的工友搖鈴閉館時，這才從如癡似夢的自我陶醉中清醒過來。
書庫算是“工”字型建築物的上一行，普通閱覽室算是下一行，中間的一豎算是甬道，樓下為編目室，樓上為借書處兼特别研究室。
借書處的四壁是書目和作者的卡片，隻要你懂得一個書名，或作者的名字，你馬上可以找出你想看的一本書。
普通人每次進門時，可以領到一張入門券，你可以用這張入門券去借書，每次不得超過兩本；看完之後，将書籍送還原處，換回入門券，然後才能夠出門。
特别研究室一共有四間，每間有四副桌椅及書架。
我蒙顧颉剛先生的介紹，得到一個研究室的席位，心裡非常高興。
在特别研究室裡，每次借書的數目沒有限制，看完之後，書還放在書架上，不必馬上交還出納處。
此外，該館還編印一部《聯合圖書目錄》，把北京的幾間大學，如北大、燕京、清華、協和、稅務等校所藏的英文書籍都編在一起。
書名的底下注明各校的名稱，出版的年代。
假如你需要借書，北京圖書館的出納處可以替你借到。
這真是方便極了。
記得我剛進特别研究室那一天，我的對面忽然來個頭戴瓜皮小帽，又瘦又矮的老頭子。
他穿着一件藍布衫，手拿一個用藍布包着的書包。
他一聲不響，很沉着地坐下來就寫。
起初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人，經過細詢之後，這才知道他是民國初年的國務總理，名字叫做張國淦。
他是湖北人，專門研究地方志。
他不但收藏很多縣志，而且當顧颉剛先生所主持的禹貢學會開幕後不久，他便把自己所置的房屋撥一所出來作禹貢學會的會址。
像這種大智若愚的飽學之士，恐怕國内别的地方不容易找得到。
圖書館的幾個高級職員，多是王國維先生及梁任公先生的高足。
他們學有根底，公餘之暇，能夠充分利用圖書館的便利，時常在報章雜志上發表文章。
不用幾年工夫，這些人都變成名教授了。
除自印《圖書季刊》外，北京圖書館還編輯一種《圖書副刊》，由《大公報》印行。
這種專門登書評、新書簡訊、作家動态、新學術的發展的刊物在當時的國内還算是創舉。
老實說，中國人的批評态度到如今還沒有養成，對于一本新著的出版，不是閉着眼睛瞎捧一陣，就是信口開河地亂罵一場。
魏文帝所謂：“文人相輕，自古已然。
”想不到這兩句話現在還用得着。
站在公允的立場來看書，你不但能領略書中的優點，而且能夠發覺書中的缺點。
戴着有色的眼鏡來看書，那麼黑白淆亂，是非颠倒，一部簡潔有力的書，你很可以一筆抹煞地說它淺薄無聊；一部博大精深的大著，你也可以不顧一切地誣它為雜亂無章。
因此，優秀的書評的寫作，既能給讀者以正确的指導，又能夠給作者以精神上的鼓勵。
圖書館的左鄰為北海公園，右鄰為生物調查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所的隔壁即我的家所在酒醋局胡同。
起初我住在四号，後來才搬到五号。
這間院子清靜異常，我們吃完飯後，就跑到圖書館去用功，中午回來吃飯，飯後稍微休息一會，又跑到圖書館。
一般不大相熟的朋友，以為我沒有固定職業，居然能夠無憂無慮地整天到圖書館去讀書，這一定是因為我的先室的娘家有錢。
其實，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我的先室的娘家也像我一樣地窮。
好在我們經常寫稿，稿費所得，足夠維持一個小家庭的費用。
其中青黃不接的時候，還有幾位知心的朋友可以通融。
由于圖書的便利，這無形中增加我讀書的興趣及寫作的決心。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一篇自己比較滿意的論文發表後，不難引起讀者的共鳴和鼓勵，而讀者的共鳴和鼓勵，正是讀書人求之不得的良藥。
在七七抗戰前的幾年間，我幾乎無日不和這間圖書館接近。
假如燕京大學給我以結交幾個師友的機會，那麼北京圖書館可以說是給我帶上治學的門徑。
可惜十多年來萬方多難，不暇深造，使我仍然在學問的高牆外瞻顧觀望，不能登堂入室。
想起來，我真對不起燕京大學，更對不起北京圖書館。
當時中山文化教育館，曾按月編輯《期刊索引》和《日報索引》，雖然《日報索引》這部分隻限十種（其中一種為《南洋商報》），但是讀者如按圖索骥，大可節省不少時間和精力。
回頭我要談一談書庫。
書庫高四層，四周圍牆全用玻璃磚，所有書架全部是鋼架，藏書的總數達50萬冊。
當我第一次跑到這個書庫時，簡直是頭昏眼花，應接不暇，恨不得一目萬行，把許多值得一看的書一一看完。
這當然是夢想，事實上根本辦不到。
但是，我每次讀書告一段落時，總要到書庫去跑一頓，東翻翻，西翻翻，偶爾在書架的角頭找到一本自己早就想看而沒有看過的書，于是站在書架旁邊，看了一兩個鐘頭，直至圖書館的工友搖鈴閉館時，這才從如癡似夢的自我陶醉中清醒過來。
書庫算是“工”字型建築物的上一行，普通閱覽室算是下一行，中間的一豎算是甬道，樓下為編目室，樓上為借書處兼特别研究室。
借書處的四壁是書目和作者的卡片，隻要你懂得一個書名，或作者的名字，你馬上可以找出你想看的一本書。
普通人每次進門時，可以領到一張入門券，你可以用這張入門券去借書，每次不得超過兩本；看完之後，将書籍送還原處，換回入門券，然後才能夠出門。
特别研究室一共有四間，每間有四副桌椅及書架。
我蒙顧颉剛先生的介紹，得到一個研究室的席位，心裡非常高興。
在特别研究室裡，每次借書的數目沒有限制，看完之後，書還放在書架上，不必馬上交還出納處。
此外，該館還編印一部《聯合圖書目錄》，把北京的幾間大學，如北大、燕京、清華、協和、稅務等校所藏的英文書籍都編在一起。
書名的底下注明各校的名稱，出版的年代。
假如你需要借書，北京圖書館的出納處可以替你借到。
這真是方便極了。
記得我剛進特别研究室那一天，我的對面忽然來個頭戴瓜皮小帽，又瘦又矮的老頭子。
他穿着一件藍布衫，手拿一個用藍布包着的書包。
他一聲不響，很沉着地坐下來就寫。
起初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人，經過細詢之後，這才知道他是民國初年的國務總理，名字叫做張國淦。
他是湖北人，專門研究地方志。
他不但收藏很多縣志，而且當顧颉剛先生所主持的禹貢學會開幕後不久，他便把自己所置的房屋撥一所出來作禹貢學會的會址。
像這種大智若愚的飽學之士，恐怕國内别的地方不容易找得到。
圖書館的幾個高級職員，多是王國維先生及梁任公先生的高足。
他們學有根底，公餘之暇，能夠充分利用圖書館的便利，時常在報章雜志上發表文章。
不用幾年工夫，這些人都變成名教授了。
除自印《圖書季刊》外，北京圖書館還編輯一種《圖書副刊》，由《大公報》印行。
這種專門登書評、新書簡訊、作家動态、新學術的發展的刊物在當時的國内還算是創舉。
老實說，中國人的批評态度到如今還沒有養成，對于一本新著的出版，不是閉着眼睛瞎捧一陣，就是信口開河地亂罵一場。
魏文帝所謂：“文人相輕，自古已然。
”想不到這兩句話現在還用得着。
站在公允的立場來看書，你不但能領略書中的優點，而且能夠發覺書中的缺點。
戴着有色的眼鏡來看書，那麼黑白淆亂，是非颠倒，一部簡潔有力的書，你很可以一筆抹煞地說它淺薄無聊；一部博大精深的大著，你也可以不顧一切地誣它為雜亂無章。
因此，優秀的書評的寫作，既能給讀者以正确的指導，又能夠給作者以精神上的鼓勵。
圖書館的左鄰為北海公園，右鄰為生物調查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所的隔壁即我的家所在酒醋局胡同。
起初我住在四号，後來才搬到五号。
這間院子清靜異常，我們吃完飯後，就跑到圖書館去用功，中午回來吃飯，飯後稍微休息一會，又跑到圖書館。
一般不大相熟的朋友，以為我沒有固定職業，居然能夠無憂無慮地整天到圖書館去讀書，這一定是因為我的先室的娘家有錢。
其實，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我的先室的娘家也像我一樣地窮。
好在我們經常寫稿，稿費所得，足夠維持一個小家庭的費用。
其中青黃不接的時候，還有幾位知心的朋友可以通融。
由于圖書的便利，這無形中增加我讀書的興趣及寫作的決心。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一篇自己比較滿意的論文發表後，不難引起讀者的共鳴和鼓勵，而讀者的共鳴和鼓勵，正是讀書人求之不得的良藥。
在七七抗戰前的幾年間，我幾乎無日不和這間圖書館接近。
假如燕京大學給我以結交幾個師友的機會，那麼北京圖書館可以說是給我帶上治學的門徑。
可惜十多年來萬方多難，不暇深造，使我仍然在學問的高牆外瞻顧觀望，不能登堂入室。
想起來，我真對不起燕京大學，更對不起北京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