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的教育

關燈
貼,一面在大門外用“雙響”的爆竹連放幾十個。

    鄰居的親戚朋友向我道喜,我卻眼前昏黑,感到莫名其妙的悲哀。

    因為那時故鄉沒有中學,要繼續讀書,必須到福甯府或福州去升學,才有辦法。

    這計劃我的經濟環境絕對不允許。

    待在家鄉,隻有到商店做學徒一條路。

    這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時代,簡直是個大侮辱。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少年好勝的心理,有時未免會誤事。

    假如當時一直在家鄉學習做生意,打算盤,恐怕我早已成為腰纏萬貫的富翁。

    思想積極一點,可做民族資本家;意志消沉一些,也可以做個慈善家;至少比現在窮愁潦倒,一事無成的景況好得多。

     不知道什麼緣故,我對于金錢這東西從來不大重視。

    當時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麼煤油大王、汽車大王。

    但是中國曆史上的“石崇”的大名,我卻時常聽過。

    我懷疑石崇那麼豪富,除個人的享受比較舒适外,對于社會到底有什麼貢獻。

    一個人對于社會如沒有貢獻,實等于廢人;廢人的生活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我決定不走這一條路。

     主意一定,前途頓現光明。

    我覺得到外地去升學暫時雖沒有希望,但是在家鄉讀書的機會卻很多。

    我自動地向叔祖枝芬公(即祖父枝芳公的胞弟)請教古文。

    他是拔貢出身,對于舊詩古文的造詣很深,尤其高聲朗誦的工夫相當到家。

    我給他指導了半年,很快便學會這一套;可惜他年老多病,精神不繼,所以到了第二年,我便正式拜阮壽崖先生為師。

     阮先生的私塾以嚴格出名。

    假如學生書背不出來,他就把那書桌上的戒尺無情地向你的頭上亂打亂敲,同時,還大聲喊罵。

    在他的指導下,我一氣讀完《四書》、《左傳》、《詩經》、《幼學瓊林》、《千家詩》。

    少年的記憶力很強,新書讀了三五遍,便能成誦,雖然裡邊的意義還不大了解。

    私塾最大的好處,就是因材施教。

    天分高的學生可以多讀,讀完一部又讀第二部;資質較低的學生,先生也不勉強。

    還有一層,已經讀完的書,先生仍舊要你繼續溫習,重新背誦。

    因此,我們幾位程度較高的同學,每天對先生背書時,桌上的書總是高高一大堆。

    朱子所謂“循序漸進,熟讀精思”的讀書法,這隻有私塾可以做得到。

     第三年,阮先生不幸棄世。

    我跟蕭向華先生學習。

    他教我讀《禮記》、《爾雅》及反切的方法。

    那時我的心志有些浮動,不夠沉着,所以心得不多。

     第四年,我找到一位好老師,他是李肯基先生(字馥園),即詩人叔樵先生的胞叔。

    李先生的私塾别号“尊經書室”。

    他注重講解,同時每月按期——即舊曆初一、初七、十三、十九、二十五——監督我們做一首詩和一篇文。

    這時我已經有幾十本讀得爛熟的舊書做底子,所以他稍微一啟迪,我就感覺津津有味。

    他采用小組教導制,每天給我們講授《東萊博議》和《綱鑒易知錄》,提高我們讀史的興趣,加強我們寫作的能力。

    他批改詩文,又快又好;改完之後,讓我們再抄一遍,然後用紅筆密圈,從頭圈到底;遇有得意的句子,還加上雙圈與眉批。

    這種精神上的鼓勵,使我們益發向學。

    我把李先生替我改正的文稿彙訂成小冊子,封面上寫着“未定稿”三字,放在我家裡的書桌上,遇有長輩到我家裡來找我的叔祖閑談的時候,我順便把我的窗課請教他們。

    他們誇耀我,并且稱贊我的老師及我的先君。

    這兒我知道教導兒童的方法,優良的模範好過呆闆的教條,積極的鼓勵勝似嚴厲的詈罵責罰。

     第五年,我繼續在“尊經書室”讀了半年。

    這些日子過得很舒服。

    因為我不但得到一位良師,而且交了幾個益友。

    我們每月有一次集會,由幾位有錢的朋友設宴招待,醉飽之餘,還即席吟詩,看大家的表情,的确是個個自命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