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學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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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15歲（1922年）那年的正月，我的母親患着重病；鄉下沒有好醫生，家裡人患着重病，除求神問蔔，聽天由命外，隻有死路一條。
我還記得母親逝世那一天，剛好是迎神的日期，全城的男女老幼，好像瘋狂一樣，跑到街上去看熱鬧，而我的家裡卻發生這個大變故。
别人歡樂，自己悲哀，心裡倍覺難過。
母親的死，使我的生活起個大轉變。
從前家貧親老，我隻好留在鄉下，希望找個小職業來奉養母親。
現在她老人家不幸棄我而長逝，我沒有逗留在家鄉的必要。
我決定到外地去升學，甚至準備投筆從軍，說不定在唇槍舌劍，或彈雨槍林中能夠找到我的生命。
那年上半年，我還在家鄉“尊經書室”讀書，但我對于升學的志願一點也沒有松懈下去。
我時常打聽由家鄉到福州的路線及盤費。
在年輕人的心目中，隻要離開家鄉，馬上會找到發展的機會。
湊巧那年的暑假，我有個朋友連晉坤先生從福州回來，他時常跟我在一起玩。
由他的談話中，我知道他是福州的一間教會學校（三一中學）的學生，他的英文大約有新加坡英校三四年級的程度，但他說話的時候，時常插些英文的句子及新名詞，這些東西我是一竅不通，所以心裡又羨慕，又慚愧。
羨慕的是人家有那麼大的學問，能夠趕上大時代；慚愧的是自己除稍微認識一些舊書外，對于新世界、新人物，簡直是莫名其妙。
我曾為這些問題煩惱，但是要怎樣才可找到門路，自己卻沒有把握。
在一次談話中，晉坤先生告訴我說，讀英文的人可以做郵政和海關的職員，尤其海關，薪水高，生活安定，以後年功加俸，幹了20年便可退休體。
退休之後，一面有巨額的養老金，一面可動用平生的儲蓄，到世界各國的名山勝水去遊曆，過着優哉遊哉最寫意的生活。
自小對于旅行有濃厚的興趣的我，聽了他這一席話，簡直有一點飄飄然。
主意已定，我決心開始學習英文，拼了個把月工夫，好容易讀完一本。
那時，中華聖公會在福甯府（霞浦縣）創辦一間作元漢英學校，成績不錯。
晉坤先生勸我到該校去讀書，我表示同意。
反正我的目标是要升學，隻要有書可讀，無論福州或霞浦都沒有關系，何況霞浦的費用比較福州便宜，這對我是個大鼓勵。
我把升學的志願對“尊經書室”的一般朋友表示，他們都一緻贊成。
每人願意借我10塊大洋，8個同學可湊成80元，其中吳文郁兄（字少侬）對我特别幫忙。
他替我運籌帷幄，到處為我奔走，宛若我私人的義務财政部長兼外交部長。
他本人沒有錢，過着居士式的生活，但他對我的幫忙與期望實在夠朋友。
的确，搞政治的人需要“死黨”，我們普通老百姓至少也需要三五知己或患難之交。
這樣一來，生活才不會寂寞。
除“尊經書室”的一些朋友的支持外，我把我的母親所遺留下來的幾畝薄田，悉數賣掉，換回一些現金；最後，連家具也廉價地拍賣了。
東拼西湊，才籌到一些學費。
開學期近，一般朋友預備給我餞行，有的送我一些程儀，有的送我幾包雲片糕，表示步步高升的意思。
這些東西，物輕人情重，而且對我有特别的意義，因為我相信萬事起頭難，隻要頭一關能順利地打破，以後社會上的同情者的力量将逐漸增加。
到了力量充實的時候，什麼問題都可以克服。
離家那一天，有一位堂叔和一位鄰居的朋友和我同往。
這是我想學洋務我第一次遠行，但我卻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
因此，我在離城相當遠的路上，獨自朗誦古人的一首詩：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現在回想起來，少年時幼稚的好勝心理，實在可笑。
因為讀書為利固然不應該，為名更是無聊，最重要的是求實。
明末清初的大儒黃梨州循循善誘地教導青年“學貴求其心得”，為的是他知道一般學人不能看透名利關頭，整天口誦聖賢的名著，但行為卻卑鄙不堪。
“小有才而未聞大道”，這種人不讀書還好，讀了書，才具比較充實，将來恐怕要為害于社會。
所以古人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現代人主張“搞通思想”，為的是觀念如不正确，書是白讀的。
不過搞通思想現在非常容易，在30年前卻很困難，因為那時科舉廢除未久，第一等人都想往上爬，把讀書當做手段，而“揚名聲，顯父母”，才算是目的。
從家鄉到霞浦，不過120華裡。
這短短的行程，在道路崎岖不平，交通工具落後的時代，的确是個大問題。
李白歎息：“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我當時背着包袱，在強烈的秋陽的照射下，整天爬山越嶺，揮汗如雨的情形，現在回想起來，心裡還有餘悸。
因為中途略有耽擱，我走了三天抵達目的地。
霞浦這個城是扁長式的，從東到西的距離，比較從北到南的距離，至少多三倍。
我們的學校在城的西北角，這一帶有中華聖公會主辦的醫院、女醫院、男學校、女學校，及省立第三中學校。
學
我還記得母親逝世那一天，剛好是迎神的日期，全城的男女老幼，好像瘋狂一樣，跑到街上去看熱鬧，而我的家裡卻發生這個大變故。
别人歡樂，自己悲哀，心裡倍覺難過。
母親的死，使我的生活起個大轉變。
從前家貧親老，我隻好留在鄉下，希望找個小職業來奉養母親。
現在她老人家不幸棄我而長逝，我沒有逗留在家鄉的必要。
我決定到外地去升學，甚至準備投筆從軍，說不定在唇槍舌劍，或彈雨槍林中能夠找到我的生命。
那年上半年，我還在家鄉“尊經書室”讀書，但我對于升學的志願一點也沒有松懈下去。
我時常打聽由家鄉到福州的路線及盤費。
在年輕人的心目中，隻要離開家鄉，馬上會找到發展的機會。
湊巧那年的暑假，我有個朋友連晉坤先生從福州回來，他時常跟我在一起玩。
由他的談話中，我知道他是福州的一間教會學校（三一中學）的學生，他的英文大約有新加坡英校三四年級的程度，但他說話的時候，時常插些英文的句子及新名詞，這些東西我是一竅不通，所以心裡又羨慕，又慚愧。
羨慕的是人家有那麼大的學問，能夠趕上大時代；慚愧的是自己除稍微認識一些舊書外，對于新世界、新人物，簡直是莫名其妙。
我曾為這些問題煩惱，但是要怎樣才可找到門路，自己卻沒有把握。
在一次談話中，晉坤先生告訴我說，讀英文的人可以做郵政和海關的職員，尤其海關，薪水高，生活安定，以後年功加俸，幹了20年便可退休體。
退休之後，一面有巨額的養老金，一面可動用平生的儲蓄，到世界各國的名山勝水去遊曆，過着優哉遊哉最寫意的生活。
自小對于旅行有濃厚的興趣的我，聽了他這一席話，簡直有一點飄飄然。
主意已定，我決心開始學習英文，拼了個把月工夫，好容易讀完一本。
那時，中華聖公會在福甯府（霞浦縣）創辦一間作元漢英學校，成績不錯。
晉坤先生勸我到該校去讀書，我表示同意。
反正我的目标是要升學，隻要有書可讀，無論福州或霞浦都沒有關系，何況霞浦的費用比較福州便宜，這對我是個大鼓勵。
我把升學的志願對“尊經書室”的一般朋友表示，他們都一緻贊成。
每人願意借我10塊大洋，8個同學可湊成80元，其中吳文郁兄（字少侬）對我特别幫忙。
他替我運籌帷幄，到處為我奔走，宛若我私人的義務财政部長兼外交部長。
他本人沒有錢，過着居士式的生活，但他對我的幫忙與期望實在夠朋友。
的确，搞政治的人需要“死黨”，我們普通老百姓至少也需要三五知己或患難之交。
這樣一來，生活才不會寂寞。
除“尊經書室”的一些朋友的支持外，我把我的母親所遺留下來的幾畝薄田，悉數賣掉，換回一些現金；最後，連家具也廉價地拍賣了。
東拼西湊，才籌到一些學費。
開學期近，一般朋友預備給我餞行，有的送我一些程儀，有的送我幾包雲片糕，表示步步高升的意思。
這些東西，物輕人情重，而且對我有特别的意義，因為我相信萬事起頭難，隻要頭一關能順利地打破，以後社會上的同情者的力量将逐漸增加。
到了力量充實的時候，什麼問題都可以克服。
離家那一天，有一位堂叔和一位鄰居的朋友和我同往。
這是我想學洋務我第一次遠行，但我卻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
因此，我在離城相當遠的路上，獨自朗誦古人的一首詩：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死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現在回想起來，少年時幼稚的好勝心理，實在可笑。
因為讀書為利固然不應該，為名更是無聊，最重要的是求實。
明末清初的大儒黃梨州循循善誘地教導青年“學貴求其心得”，為的是他知道一般學人不能看透名利關頭，整天口誦聖賢的名著，但行為卻卑鄙不堪。
“小有才而未聞大道”，這種人不讀書還好，讀了書，才具比較充實，将來恐怕要為害于社會。
所以古人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現代人主張“搞通思想”，為的是觀念如不正确，書是白讀的。
不過搞通思想現在非常容易，在30年前卻很困難，因為那時科舉廢除未久，第一等人都想往上爬，把讀書當做手段，而“揚名聲，顯父母”，才算是目的。
從家鄉到霞浦，不過120華裡。
這短短的行程，在道路崎岖不平，交通工具落後的時代，的确是個大問題。
李白歎息：“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我當時背着包袱，在強烈的秋陽的照射下，整天爬山越嶺，揮汗如雨的情形，現在回想起來，心裡還有餘悸。
因為中途略有耽擱，我走了三天抵達目的地。
霞浦這個城是扁長式的，從東到西的距離，比較從北到南的距離，至少多三倍。
我們的學校在城的西北角，這一帶有中華聖公會主辦的醫院、女醫院、男學校、女學校，及省立第三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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