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逃難

關燈
12時左右,消息傳來,說白銀丸已經開走,剩下隻有一隻泉興丸。

    泉興丸是個小貨船,主要的是運豬。

    我們當時要急急離開香港,隻要有船可坐,什麼事情都管不着。

    反正亂世命不值錢,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在刀俎的中間,人肉和豬肉還不是一樣的東西。

     泉興丸實在是小得可憐,裡邊任何設備都沒有。

    我們除船票外,另花了50元租了一個小房間。

    這個房間面對廁所,船身一動,微風把所有的阿莫尼亞的臭氣全盤送過來,連鼻梁直到頭骨都覺得很痛。

    我把一行14人安置妥當後,獨自跑到樓上去,跟船主與買辦攀談。

    湊巧這位買辦是我的熟人,他讓我在樓上的甬道中占一席地,别的不用說,光是新鮮的空氣就比樓下強勝萬倍。

     船啟碇的時期,我倒有一點惘然。

    在香港住了五年,甜酸苦辣的滋味我都嘗遍。

    現在黃粱夢熟,自己未來的工作計劃又給醜惡的現實打得粉碎了。

    香港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在依依不舍的離情别緒下,我隻記得它的優點,完全忘掉它的缺點。

    我很想跑下船,再回到香港,可是無情的鍋爐所發出的蒸汽卻不斷地推着船身前進。

    我斜倚船舷,凝目而視,直至香港太平山的影子消失于煙雨迷蒙的視野中,才很失望地回到船艙。

     “再會罷,香港!”我不禁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

     我平素從香港去澳門,坐船僅需四個鐘頭,輕便快捷,可以說是一種享受,尤其船上兜售特效藥及牛肉幹的江湖客,口若懸河地說個不停,倒可以打破旅途的寂寞。

    現在不幸坐着這麼一個運豬的破船,船小客多,機件時常發生故障,從香港開到澳門竟走了20個鐘頭,比較平時多了五倍時間。

    船抵達澳門時,因為領港的人失慎,緻船身擱淺于沙灘上,等到潮水回漲之後才可開行。

    我們趁這機會跑到澳門鬧市的中央大酒店飽餐一頓,那種狼吞虎咽的姿态,連站在桌子旁邊的工友也要失笑。

     在澳門休息一個晚上,把全部精力恢複過來,同時,把70天來沒有安心地吃過一頓比較豐富的晚餐的肚子加上一些油水。

    第二天我們又垂頭喪氣地上船。

    船一開出海面,風浪大作,那雪白的浪頭,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向我們這隻破爛陳舊的孤舟進攻,壁連撲隆、壁連撲隆的碗碟聲,噎呃哇啦、呃噎哇啦的嘔吐聲,鬧得一塌糊塗。

    每個兇猛的浪頭,都好像海龍王張大海口那樣,要把全般吞噬下去。

    在這生命危在頃刻的關頭,我獨自扶着船上的旗杆,遙望蒼天,從容不迫地說了一聲:“上帝啊,我們快要和你見面了!” “人到無求品自高”,這是處世最高明的哲學。

    同樣的,一個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時候,心胸反而十分甯靜。

    “人生自古誰無死?”無事時固然不可輕生,大難臨頭時千萬不要怕死。

    生死這關頭看破之後,許多教堂寺廟大有門可羅雀之感。

    我自問在這極端惡劣的氣候,坐着這麼一條陳舊的破船,危險重重,九死一生。

    明知焦急無用,所以天大的事情也一笑置之。

     但是,物極必反,狂風暴雨過後,果然是雲淡風輕。

    無際的海洋,在和煦的陽光下,反映出一片一片的波紋,天光萬頃,錦鱗遊泳。

    昨夜非常危險的局面,完全忘記得一幹二淨。

    雖然我每天照例要跑到樓下幾次,替同行的親友們倒痰盂、沖開水,但其餘的時間我仍舊待在樓上的甲闆,跟一些舊交新識談天說地。

    從他們的談吐中,我知道炮火下的香港曾發生許多驚險離奇的故事。

    現在順便記叙兩則如下: 香港文化界中有個姓蔣的熟人,他經常擔任翻譯工作。

    當九龍已經淪陷的時候,他曾冒險從九龍搭船回到香港,看看他的妻子。

    不料船剛開出碼頭,他便給香港的守衛軍殺掉了。

    這個不幸的消息,他的家裡人一點也不知道,直到三星期後,他的太太從九龍來客的口述中,才知道她的親愛的丈夫早已葬身于炮火中。

     還有一位姓林的新詩人,他于1941年年頭在重慶請人看相,相師心直口快,說他那一年會遇着浩劫。

    他知道重慶時常在日本的炮火的襲擊中,兇多吉少,不如跑到世外桃源的香港,更為安全。

    誰料他和他的家屬飛到香港後,不過四五天工夫,太平洋戰争便爆發。

    他的家住在九龍,當九龍淪陷後一星期,他和他的太太出來買東西。

    因為他們不谙日語,誤入禁區,槍聲響處,這一對夫妻就這樣死得不明不白。

     我們在泉興船上,活受罪五天,到了2月15日才安抵廣州灣;同行的難友——其中包括千家駒兄——多數潛往内地。

    我們因為要等候開往越南海防的輪船,所以暫時流落于廣州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