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治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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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有個俗語：“拾柴看山勢，砍柴看柴勢。
”這雖然是老粗的口吻，但從此可見方法的重要。
世間任何事物都有本末先後的程序，懂得這種程序的人，事半功倍；否則本末先後倒置，暗中摸索，勞而無功。
一般人都說西洋人懂得治學的方法，中國人不懂得治學的方法。
這完全是皮相之談，不是事實。
據我看，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大哲學家莊子早就寫過方法論的文章。
莊子說：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矣。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 莊子這篇文章主要的是讨論養生的方法，其實這就是治學的最好的方法。
用老先生常用的術語來說，這叫做“讀書得間”，而“得間”二字，是人類一切重要的發明和發現的出發點。
記得我少年的時候，我曾注意《修學效能增進法》這部書，後來我曾看過關于科學方法、曆史研究法、經濟學研究法那一類的書，不過那些書好像過眼雲煙一樣，看完就忘了。
為什麼呢？為的是寫那一類書的人，除極少數的例外，多是教書匠，或者是率爾操觚之流，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例如二十多年前上海有一位寫了好幾本《詩歌作法》、《小說做法》、《文章作法》的人，一輩子也沒有寫過一首詩或一篇小說，甚至沒有寫過一篇好文章，所以那一類書十九沒有看的必要。
清初的大儒姚鼐标榜“義理、考證、辭章”。
章實齋标榜“史學、史才、史識”。
這是很有道理的。
所謂義理即史識，用現代的科學術語來說，即哲學原理或概論；所謂考證即史學，或曆史；所謂辭章即史才，或文學。
換句話說，一個讀書人必須有哲學的造詣，然後立言有根據，不至自相矛盾；必須有史學的知識，然後知道來龍去脈，不至茫無頭緒；必須有文學的素養，然後順理成章，娓娓動聽；否則言而無文，行而不遠，辜負著書立說的苦心。
哲學、史學、文學是治學的三大方針，要立志成為博學鴻儒的人真是缺一不可。
就某部門的學科而論，我們一開頭須讀原理或概論，這些原理或概論是這一門學科的最正确的法則，我們應該徹底了解它，精通它，這才算是學有根底，說話有根據。
再進一步，我們須博覽這一門學科的發展的過程，因為某一紀律或法則并非憑空産生的，而是有它的曆史的背景。
假如我們昧于它的曆史的背景，我們便不能做徹底的了解。
再進一步，我們須熟讀這部門學科的重要文獻，這不但能夠幫助我們的思想，而且當我們援筆為文時，文思将源源而來，不怕有搜索枯腸的苦惱。
原理的精通，史料的博覽，文學的素養，這是學人應該努力的最高目标。
到了這水準達到後，我們須積極地注意當代的問題，同時，須運用我們所把握的原理及所知道的史實來解決問題。
最後，才運用巧妙的文字，振筆直書，以便支配所有讀者，并且希望在社會上發生作用。
換句話說，讀書是手段，解決問題才是終極的目的。
假如光是讀書而不能解決問題，這是辜負讀者的苦心。
正如孔子所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英國的國會常設各種專門委員會，這些專門委員會多由各大學校教授兼任。
教授學有專長，對于當前所發生的問題，他們可以本着他們多年的所學，提供他們的研究的結果，供社會參考。
在這些學者中，最顯著的莫若已故的拉斯基教授（HaroldLaski）之于政治問題，凱恩斯教授（JohnMaynardKeynes）之于經濟問題。
他們不是現任官吏，他們始終沒有脫離學者教授的崗位，但他們可貢獻畢生所學于社會。
古人所謂“學以緻用”，就是這意思。
但是書應該怎麼讀呢？聖賢千言萬語，不外精讀博覽四字。
一般說來，對于初學，精讀比較博覽更為重要。
清初的大儒唐鏡海（唐鑒）說得好：“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
”曾國藩曾說：“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一家
”這雖然是老粗的口吻，但從此可見方法的重要。
世間任何事物都有本末先後的程序，懂得這種程序的人，事半功倍；否則本末先後倒置，暗中摸索，勞而無功。
一般人都說西洋人懂得治學的方法，中國人不懂得治學的方法。
這完全是皮相之談，不是事實。
據我看，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大哲學家莊子早就寫過方法論的文章。
莊子說：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矣。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 莊子這篇文章主要的是讨論養生的方法，其實這就是治學的最好的方法。
用老先生常用的術語來說，這叫做“讀書得間”，而“得間”二字，是人類一切重要的發明和發現的出發點。
記得我少年的時候，我曾注意《修學效能增進法》這部書，後來我曾看過關于科學方法、曆史研究法、經濟學研究法那一類的書，不過那些書好像過眼雲煙一樣，看完就忘了。
為什麼呢？為的是寫那一類書的人，除極少數的例外，多是教書匠，或者是率爾操觚之流，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例如二十多年前上海有一位寫了好幾本《詩歌作法》、《小說做法》、《文章作法》的人，一輩子也沒有寫過一首詩或一篇小說，甚至沒有寫過一篇好文章，所以那一類書十九沒有看的必要。
清初的大儒姚鼐标榜“義理、考證、辭章”。
章實齋标榜“史學、史才、史識”。
這是很有道理的。
所謂義理即史識，用現代的科學術語來說，即哲學原理或概論；所謂考證即史學，或曆史；所謂辭章即史才，或文學。
換句話說，一個讀書人必須有哲學的造詣，然後立言有根據，不至自相矛盾；必須有史學的知識，然後知道來龍去脈，不至茫無頭緒；必須有文學的素養，然後順理成章，娓娓動聽；否則言而無文，行而不遠，辜負著書立說的苦心。
哲學、史學、文學是治學的三大方針，要立志成為博學鴻儒的人真是缺一不可。
就某部門的學科而論，我們一開頭須讀原理或概論，這些原理或概論是這一門學科的最正确的法則，我們應該徹底了解它，精通它，這才算是學有根底，說話有根據。
再進一步，我們須博覽這一門學科的發展的過程，因為某一紀律或法則并非憑空産生的，而是有它的曆史的背景。
假如我們昧于它的曆史的背景，我們便不能做徹底的了解。
再進一步，我們須熟讀這部門學科的重要文獻，這不但能夠幫助我們的思想，而且當我們援筆為文時，文思将源源而來，不怕有搜索枯腸的苦惱。
原理的精通，史料的博覽，文學的素養，這是學人應該努力的最高目标。
到了這水準達到後，我們須積極地注意當代的問題，同時，須運用我們所把握的原理及所知道的史實來解決問題。
最後，才運用巧妙的文字，振筆直書，以便支配所有讀者，并且希望在社會上發生作用。
換句話說，讀書是手段，解決問題才是終極的目的。
假如光是讀書而不能解決問題，這是辜負讀者的苦心。
正如孔子所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英國的國會常設各種專門委員會，這些專門委員會多由各大學校教授兼任。
教授學有專長，對于當前所發生的問題，他們可以本着他們多年的所學，提供他們的研究的結果，供社會參考。
在這些學者中，最顯著的莫若已故的拉斯基教授（HaroldLaski）之于政治問題，凱恩斯教授（JohnMaynardKeynes）之于經濟問題。
他們不是現任官吏，他們始終沒有脫離學者教授的崗位，但他們可貢獻畢生所學于社會。
古人所謂“學以緻用”，就是這意思。
但是書應該怎麼讀呢？聖賢千言萬語，不外精讀博覽四字。
一般說來，對于初學，精讀比較博覽更為重要。
清初的大儒唐鏡海（唐鑒）說得好：“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
”曾國藩曾說：“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