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與失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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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照射下的半明半暗的客廳中看見有人站在我的書桌旁邊。
起初我以為是先室起身關窗，細看之下，這才知這個影子是梁上君子。
我急不暇擇地喊了一聲“賊”。
不喊則已，喊了之後，這個賊人便拔足狂奔，由後門經水槽一直跑上天台，同時，先室給賊人狂奔的足聲吵醒，吓得面如土色。
我開燈檢查門戶，知道賊人是從天台跑下來，先到廚房，然後用螺絲鑽把那扇從廚房通到正廳的門鑽了一個洞，随即用手把門闩撬開，然後進來發揮他們的絕技。
湊巧那天我們因為搬家搬到太疲倦，所以賊人開門進來，我們一點也沒有發覺。
事後，我檢點衣服雜物，知道我們的外套、絨線衫，以及那些比較值錢的東西都失掉了。
先室的金手表也不翼而飛了。
我的鋼筆也不見了。
我漏夜開了個清單，等到清晨便跑到警局去報告，雖然報告等于沒有報告一樣。
賊去關門，事後的聰明真是笨拙得令人可笑。
第二天我叫木匠來修理門戶，前後門各加一條大門闩，前門的半腰還挂了一個白鐵制的洗澡盤，聊當警鐘。
我每夜9時左右便睡覺，臨睡前，照例喝了兩三杯開水，希望下半夜能夠起來小便，起身之後，就不再睡覺，一直工作到天明。
一來更深人靜，萬籁無聲，是用功最好的時間；二來我可以負起守夜的責任，讓先室很放心地睡個通宵。
起初幾天我還不慣，後來便變成習慣了。
香港人晚上愛消夜，我每天晚上12點醒來的時候，街上不斷地有各種小販的叫賣聲，松腰追骨的人的呼喊聲。
我沒有零食的習慣，所以我對于這些小販沒有什麼交道，但他們的叫賣呼喊的聲音，我很表同情。
我覺得他們的處境跟我差不多，因為這時候他們應該睡覺而沒有機會睡覺，好像我也應該睡覺而沒有機會睡覺一樣。
我懷疑他們從前大概也是小康之家，因為時運不濟，本人失業，家裡失竊，所以走上三更半夜還在街頭叫喚的途徑。
我懷疑自己也許會變成他們的替身，因為照當時的情形來看，我的資源至多能夠維持三四個月。
假如在三四個月内職業問題沒有解決，我恐怕要降低到比沿街叫喚的小販還不如的地位。
我同情那些逗留在淪陷區而沒有出奔的朋友們；我痛恨那些拿到大筆外彙，在香槟酒滿場飛的跳舞廳裡高喊抗戰的高官貴人；我擁護那些不顧一切的艱辛，在沙場血戰的男女健兒。
但是我的處境是三不像。
我既沒有勇氣跑到戰場去沖鋒陷陣，一死了之；又不能忍辱含羞，留守淪陷區；更沒有皇親國戚那樣的機會，可以無限制地揮霍公币。
我徘徊歧路，站在香港的十字街頭彷徨。
這是個人主義的小資産階級的悲哀。
我相信從國内逃難到香港的教育界人士恐怕十九都跟我一樣的遭遇罷。
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決定以退為進，縮小開支。
先室和大女兒暫時安頓到澳門的親戚家裡，我一個人于2月1日搬到香港清風台一号來住。
這兒背山面海，光線充足，同住的是幾位單身的銀行職員。
他們一早就出去，到了晚上才回家。
白天一座大樓由我一個人獨自享受。
我趁機會把美國哈佛大學格拉斯教授的《工業史》的下半部，在二月份這一個月内譯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而我和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的關系也告一段落。
三月間，我每天照常到港大圖書館看書。
到了四月初，漢口方面的關系已經聯絡好，友人給我來個急電，要我馬上到漢口。
我先到澳門去辭行，然後轉往廣州，搭粵漢鐵路北上，往返兩個星期，我們夫婦的職業問題同時解決。
這正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次失業給我三個教訓。
第一，禍不單行。
一個人當失意的時候，精神難免頹喪；精神一頹喪，顧此失彼，很容易出亂子。
第二，在舊社會裡，一個人隻能夠靠朋友親戚幫忙，絕對不能希望政府給你一點滴便利，因為政府是家天下，它也隻能夠關照到它的朋友親戚，哪裡會把老百姓放在眼内。
第三，團結是力量。
那些有團體有名義的人，平時固然在社會上占地位，連逃難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打着什麼團什麼會的名義，到處招搖撞騙，受人招待。
隻有一般像我這樣的孤零零的讀書人，做強盜既不願意，做叫花子又怕丢臉，到處都是吃虧，無底止的吃虧。
（注）先室于1938年5月1日從澳門搬回香港，因為用功過度，緻患心髒病，群醫束手無策，到了8月3日下午10時便與世長辭。
關于先室的生平事略，将來當另文記載。
起初我以為是先室起身關窗，細看之下，這才知這個影子是梁上君子。
我急不暇擇地喊了一聲“賊”。
不喊則已，喊了之後，這個賊人便拔足狂奔，由後門經水槽一直跑上天台，同時，先室給賊人狂奔的足聲吵醒，吓得面如土色。
我開燈檢查門戶，知道賊人是從天台跑下來，先到廚房，然後用螺絲鑽把那扇從廚房通到正廳的門鑽了一個洞，随即用手把門闩撬開，然後進來發揮他們的絕技。
湊巧那天我們因為搬家搬到太疲倦，所以賊人開門進來，我們一點也沒有發覺。
事後，我檢點衣服雜物，知道我們的外套、絨線衫，以及那些比較值錢的東西都失掉了。
先室的金手表也不翼而飛了。
我的鋼筆也不見了。
我漏夜開了個清單，等到清晨便跑到警局去報告，雖然報告等于沒有報告一樣。
賊去關門，事後的聰明真是笨拙得令人可笑。
第二天我叫木匠來修理門戶，前後門各加一條大門闩，前門的半腰還挂了一個白鐵制的洗澡盤，聊當警鐘。
我每夜9時左右便睡覺，臨睡前，照例喝了兩三杯開水，希望下半夜能夠起來小便，起身之後，就不再睡覺，一直工作到天明。
一來更深人靜，萬籁無聲，是用功最好的時間；二來我可以負起守夜的責任，讓先室很放心地睡個通宵。
起初幾天我還不慣，後來便變成習慣了。
香港人晚上愛消夜，我每天晚上12點醒來的時候，街上不斷地有各種小販的叫賣聲，松腰追骨的人的呼喊聲。
我沒有零食的習慣，所以我對于這些小販沒有什麼交道，但他們的叫賣呼喊的聲音，我很表同情。
我覺得他們的處境跟我差不多，因為這時候他們應該睡覺而沒有機會睡覺，好像我也應該睡覺而沒有機會睡覺一樣。
我懷疑他們從前大概也是小康之家，因為時運不濟，本人失業，家裡失竊，所以走上三更半夜還在街頭叫喚的途徑。
我懷疑自己也許會變成他們的替身，因為照當時的情形來看，我的資源至多能夠維持三四個月。
假如在三四個月内職業問題沒有解決，我恐怕要降低到比沿街叫喚的小販還不如的地位。
我同情那些逗留在淪陷區而沒有出奔的朋友們；我痛恨那些拿到大筆外彙，在香槟酒滿場飛的跳舞廳裡高喊抗戰的高官貴人；我擁護那些不顧一切的艱辛，在沙場血戰的男女健兒。
但是我的處境是三不像。
我既沒有勇氣跑到戰場去沖鋒陷陣，一死了之；又不能忍辱含羞，留守淪陷區；更沒有皇親國戚那樣的機會，可以無限制地揮霍公币。
我徘徊歧路，站在香港的十字街頭彷徨。
這是個人主義的小資産階級的悲哀。
我相信從國内逃難到香港的教育界人士恐怕十九都跟我一樣的遭遇罷。
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決定以退為進，縮小開支。
先室和大女兒暫時安頓到澳門的親戚家裡，我一個人于2月1日搬到香港清風台一号來住。
這兒背山面海，光線充足，同住的是幾位單身的銀行職員。
他們一早就出去，到了晚上才回家。
白天一座大樓由我一個人獨自享受。
我趁機會把美國哈佛大學格拉斯教授的《工業史》的下半部，在二月份這一個月内譯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而我和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的關系也告一段落。
三月間，我每天照常到港大圖書館看書。
到了四月初，漢口方面的關系已經聯絡好，友人給我來個急電，要我馬上到漢口。
我先到澳門去辭行，然後轉往廣州，搭粵漢鐵路北上，往返兩個星期，我們夫婦的職業問題同時解決。
這正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次失業給我三個教訓。
第一，禍不單行。
一個人當失意的時候，精神難免頹喪；精神一頹喪，顧此失彼，很容易出亂子。
第二，在舊社會裡，一個人隻能夠靠朋友親戚幫忙，絕對不能希望政府給你一點滴便利，因為政府是家天下，它也隻能夠關照到它的朋友親戚，哪裡會把老百姓放在眼内。
第三，團結是力量。
那些有團體有名義的人，平時固然在社會上占地位，連逃難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打着什麼團什麼會的名義，到處招搖撞騙，受人招待。
隻有一般像我這樣的孤零零的讀書人，做強盜既不願意，做叫花子又怕丢臉，到處都是吃虧，無底止的吃虧。
（注）先室于1938年5月1日從澳門搬回香港，因為用功過度，緻患心髒病，群醫束手無策，到了8月3日下午10時便與世長辭。
關于先室的生平事略，将來當另文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