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客觀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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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美的欣趣、想像式的直覺解悟，轉入"為何"、"如何"的架構思辨。
這架構的思辨是抽象的，是純理智的，是與現實無關的。
這用存在主義的詞語說，是"非存在的"。
這樣才能接上希臘傳統的"學"。
但我在"非存在的"領域中，同時也常被打落在"存在的"領域中，正視着"存在的"現實。
在時代的不斷的刺激中，我不斷的感受，不斷的默識。
在不斷的默識中，我漸漸體會到時代的風氣、學術的風氣、知識分子的劣性、家國天下的多難、曆史文化的絕續。
這一切引發了我的"客觀的悲情"。
由這客觀的悲情引我進入"架構的思辨"以外的義理。
由于對這義理的滲透，我始能明白這一切之所以如此與所以不如此之"精神上的根據"。
我之接觸到這一線，其昀初的機緣是在遇見熊先生。
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
所以我這一章必須從這裡說起。
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民國廿一年，那時我廿四歲），有一冬天晚上，我到鄧高鏡先生家裡去，他說我給你一部書看。
拿出來，乃是《新唯識論》。
署款為"黃崗熊十力造"。
這署款，在一般說來，是很奇特的，因為普通沒有這樣。
我當時就很震動。
拿回宿舍，我一晚上把它看完了。
帀頭幾章，語句是佛經體，又是接觸的佛學問題，我不懂。
後面漸漸成為魏晉諸子的文章，看起來比較順過了。
我感覺到一股清新俊逸之氣，文章義理俱美極了。
當然這隻是我匆匆讀過後的一霎之感，其内容的原委，非我當時所能知。
第二天晚上，我即把這書送還，并問這人是誰。
他說我們明天下午即約他在中央公園吃茶，你也可以去，我給你介紹。
第二天下午，我準時而到。
林宰平先生，湯用彤先生、李證剛先生俱在座。
不一會看見一位胡須飄飄，面帶病容，頭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氣瑟縮中，剛解完小手走進來，那便是熊先生。
他那時身體不好，常有病。
他們在那裡閑談，我在旁邊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們談些什麼。
忽然聽見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嚴肅地叫了起來："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隻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
"在座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當時耳目一振，心中想到，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氣，兇猛得很。
我便注意起來，見他眼睛也瞪起來了，目光清而且銳，前額飽滿，口方大，權骨端正，笑聲震屋宇，直從丹田發。
清氣、奇氣、秀氣、逸氣：爽朗坦白。
不無聊，能挑破沉悶。
直對着那紛紛攘攘，卑陋塵凡，作獅子吼。
我們在學校中，個個自命不凡，實則憧憧往來，昏沈無覺，實無所知。
一般名流教授随風氣，趨時式，恭維青年，笑面相迎。
以為學人标格直如此耳。
今見熊先生，正不複爾，顯然凸現出一鮮明之顔色，反照出那些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間尚有更高者、更大者。
我在這裡始見了一個真人，始嗅到了學問與生命的意味。
反觀平日心思所存隻是些浮薄雜亂矜誇邀譽之知解，全說不上是學問。
真性情、真生命，都還沒有透出來，隻是在昏沉的習氣中滾。
我當時好像直從熊先生的獅子吼裡得到了一個當頭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現實"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層面。
這是打落到"存在的"領域中之帀始機緣。
此後我常往晤熊先生。
他有一次說道，你不要以為自己懂得了，實則差得遠。
說到懂，談何容易。
這話也對我是一棒喝。
因為在北大的氣氛中，學生方面從來沒有能聽到這種教訓的，教授方面也從沒有肯說這種話的，也不能說，也不敢說。
這也是一個很顯明的對照。
我由此得知學問是有其深度的發展的，我有了一個未企及或不能企及須待努力向上企及的前途。
我以前沒有這感覺，以為都可在我的意識涵蓋中，我隻是未接觸而已，一接觸未有不可企及者，我隻是在平面的廣度的涉獵追逐中。
我現在有了一個超越而永待向上企及的前途。
這是個深度發展的問題，時時有個超越前景在那裡，時時也使我返照到自己的生命現實之限度與層面。
故我雖不輕易許可人，然亦知艱難與甘苦。
我不許可人，因為我知道一般人的心思停在何層面上。
這是一下子可以對照出來的。
一般人隻是停在平面的廣度的涉獵追逐的層面上。
他們也知道學問無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們的這個知道隻是屬于故實的、材料的、經驗的、知識的。
這種知道實在不能說"前途"的，所以他們都是無所謂的，他們的有所謂隻是炫博鬥富。
他們不承認有德性義理的學問，他們也不知道人格價值是有層級的。
他們也知道，但他們所知的，隻是某人有多少考據知識，學問有多博，這和某人有錢，某人有權有位，是一樣，都是外在的、量的、平面的。
所以他們可以看不起聖人，可以诟诋程朱陸王。
這種卑陋無知，庸俗浮薄，實在是一種堕落。
這症結，我知道得很清楚。
因為他們始終未感覺到有深度發展的問題，他們隻是廣度的增加或減少。
隻有德性義理的學問才有深度的發展。
他們不承認這種學問，所以他們沒有深度發展的感覺。
他們的生命永遠是幹枯的、僵化的，外在化于材料中而吊在半空裡，他們永不會落在"存在的"現實上，所以他們也永不會正視現實，隻藏在他那教授的幹殼中以自鳴清高。
實則是全無器識，全不知學問為何物。
有一次，馮友蘭往訪熊先生于二道橋。
那時馮氏《中國哲學史》已出版。
熊先生和他談這談那，并随時指點說："這當然是你所不贊同的。
"昀後又提到"你說良知是個假定。
這怎麼可以說是假定。
良知是真真實實的，而且是個呈現，這須要直下自覺，直下肯定。
"馮氏木然，不置可否。
這表示：你隻講你的，我還是自有一套。
良知是真實，是呈現，這在當時，是從所未聞的。
這霹靂一聲，直是振聾發瞶，把人的覺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層次。
然而馮氏依舊聾依舊瞶。
這表示那些僵化了的教授的心思隻停在經驗層上、知識層上，隻認經驗的為真實，隻認理智所能推比的為真實。
這一層真實形成一個界線，過此以往，便都是假定，便都是虛幻。
人們隻是在昏沉的習氣中滾，是無法契悟良知的。
心思在昏沉的習氣中，以感覺經驗來膠着他的昏沉，以理智推比來固定他的習氣。
自胡适以來﹐一般名流學者，隻停在這層次上。
大家亦隻處在這層次上，來衡量學問之高低。
實則無所謂高低，隻有多少。
實則亦不隻自胡氏以來，自明亡後，滿清三百年以來，皆然。
滔滔者天下皆是，人們的心思不複知有"向上一機"。
由熊先生的霹靂一聲，直複活了中國的學脈。
由"良知之為假定"，即可知馮氏的哲學史（其他不必說）﹐全部不相應。
他後來堅持他那"不相應"，造撰而為《新理學》，以及又後來之投共而無恥。
良知由假定轉而為泯滅，于以見他那一切知識學問全成為黏牙嚼舌之工具，毫無靈魂可言。
這些重要的關節，使我常常被拖到"存在的"現實上，亦使我常常正視這"存在的"現實，而體會另一種義理，這便是從外在化提升起來而向内轉以正視生命。
這另一種義理就是關于生命的學問。
不打落到"存在的"領域上，是不能接觸這種學問的。
存在的領域，一是個人的，一是民族的。
這都是生命的事。
西方的學問以"自然"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國的學問以"生命"為首出，以"德性"潤澤生命。
從自然到生命，既須内轉，又須向上。
因為這樣才能由"存在的"現實而契悟關于生命的學問。
我之正視生命不是文學家或生命哲學的讴歌贊歎。
因為這樣隻是生命之如其為生命而平置之，這還是"自然的"。
其所讴歌贊歎的仍隻是自然生命之自己。
自然生命之沖動是無可贊歎的。
這生命當然有它一套的東西，須要正視，但不能就這樣"如其所如"而積極地肯定之。
我之正視生命是由一種"悲情"而引起。
國家何以如此？時代精神，學術風氣，何以如此？難道說這不是生命的表現？但何以表現成這個樣子？于以見生命本身是極沒把柄的，無保障，亦無定準。
但它可以作孽，它自作孽，它自受苦，明知受苦而想轉，但又轉不過來。
于以見生命本身有其自身的一套，好像一套機器，不由自主地要滾到底。
它有它的限度，也有它的無可奈何處，這是可悲的。
民族生命如此，個人生命亦如此。
人類的生命史是可悲的，亦是可喜的。
何以會如此？這不能隻看生命本身，這須透到那潤澤生命的德性，那表現德性或不表現德性的心靈，這裡便有學問可講。
這裡是一切道德宗教的根源。
我由世俗的外在涉獵追逐而得解放，是由于熊先生的教訓。
這裡帀啟了一種慧命。
這慧命就是耶稣所說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
而中土聖哲，則願叫做"慧命"。
抗戰軍興，這當該是個莊嚴的神聖戰争。
就連日本人也認為民國以來無義戰，隻有這次是"大義所在"，所以中國人都聯合起來了。
義之所在，無論敵我，都要承認的，隻是"各盡其義"而已。
可是，如果我們的抗戰真是大義所在，生死鬥争，則他們的侵略便是不義的了。
他們是以利為義，這在帀始就輸了一籌。
我們真是義之所在。
可是黃帝的子孫，中國人哪！究竟對于這"義"，這神聖的戰争，有多少覺悟呢？何以是義？義的根源在那裡呢？何以是神聖？神聖的根源又在那裡呢？朝野上下并沒有多大的了解，并沒有足夠的深度的覺悟。
政府在此并沒有正視建國的意義，社會上一般人對于建國亦并無清楚的意識。
大家對于抗戰有清楚的觀念，因為是打日本。
就是這點，還有共黨是例外，因為他們的真理标準别有所在，并不認為這是不可搖動的大義所在。
對于抗戰 有清楚的觀念，而對于建國卻并沒有清楚的意識。
建國是嚴肅而神聖的工作，是民族"盡其性"的工作。
一個民族不能作到政體建國，便是未能盡其民族之性。
亦如一個人之未能盡其性，便不可說是一個人格的存在。
對于建國無清楚的意識，這表示黃帝的子孫在本源處已經提不住了，全落在物化的機械中了。
大家都不痛切覺悟到何以是義，義的根源在那裡，何以是神聖，神聖的根源在那裡。
所以政府一味洩沓，隻是私利的占有。
知識分子認為義、神聖，都是虛妄的名詞，因為在他們的知識學問中，在他們的考據中，在他們的科學方法中，都不見有義的地位，有神聖的地位。
抗戰隻是民族情感而已。
他們跟着政府走，隻是順俗，不好意思不走而已。
若按照他們的理智推比，這根本沒有什麼道理的。
這好像希臘的懷疑論者，當他的老師陷在泥坑裡，他卻在旁邊懷疑着，我究竟救他不救他呢？救他比不救他有多少好處呢？有甚麼堅強理由使我非救他不可呢？一疑兩疑，其老師死矣。
中國的知識分子亦如此，他們的學問中沒何義，沒有神聖。
因為他們都是理智主義者、科學一層論者。
生命、情感、抗戰，在他們看來，都是漆黑一團的，沒有什麼道理的。
如是隻是順俗逃出來，讓它去，我還是我的那套意識觀念。
有義而不能知其為義，有神聖而不能知其為神聖。
不知，所以不能肯定，義與神聖都成了空名詞。
共黨提出了唯物論，根本否定了義與神聖。
他們是以階級為标準，他們隻是想奪取政權。
他們嚷抗戰，不是以其為義之所在，他們是想利用這機會，混水摸魚。
所以毛澤東說：抗戰十年，我們的力量就可以與國民黨等。
這是大家在不能正視義與神聖中，在不能正視建國中，一起物化，所必有的結論。
毛澤東真有此聰明，他看清了這必有的結論。
政府隻在私利中防堵，是防不住的。
如是，中國死矣。
我為此而悲。
黃帝子孫何以堕落到這種地步！ 抗戰初期，生活艱困。
我在廣西教中學一年。
應友人張遵骝之邀，至昆明。
無職業。
租一小屋居住，生活費全由遵骝擔負。
遵骝，張文襄公（之洞）之曾孫，廣交遊，美風儀，慷慨好義，彬彬有禮。
家國天下之意識特強。
好善惟恐不及，惡惡則疾首痛心。
民廿六年春，吾在北平主編《再生》雜志，彼藉買雜志之名，親到社中相訪。
相見之下，推誠相與，遂有往還。
未幾，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彼走天津，吾亦旋到。
彼言其父已去長沙，彼即将前往。
留一地址，囑有緩急，可相告。
吾旋去南京，不半月，京滬撤退，吾至長沙。
常與其父忠荪先生叙談。
彼時北大清華已遷衡山。
遵骝随校從讀，來函相邀遊南嶽。
當時局勢危殆，有瓦解之勢。
學校朝不保夕，政府無暇顧及。
人情洶洶，學生多有走陝北從共黨者。
教授亦多縱容之，無有為立精神之主宰者。
惟錢穆先生，因富曆史傳統意識，慷慨陳辭，多有講述。
吾至南嶽，因遵骝之介，多與諸生相晤談。
吾以"向上一機"向有志氣有血性之青年言。
而教授們則阻撓之，以為吾是為某黨作活動。
馮友蘭則大忌之，彼放出空氣，嗾使在校學生不得與某言。
賀麟、沈有鼎輩則譏笑之。
吾見此種種，大為失望，于以知知識分子之自私，與無能為。
吾人微言輕，徒有熱誠，而莫可如何。
生活且不得飽，遂由長沙走桂林。
遵骝資助其路費。
在廣西一年複去昆明。
時昆明在大後方，人情恬嬉如故，無複有迫切之感。
既無理想，亦無憤發。
民族之生死鬥争，俨若與己無幹焉。
讓它去，拖着混。
事後，人或以為此是中華民族之幽默，無論如何緊張，如何嚴重，而總有輕松之閑情。
此雖可如此妙說，而究非自立之道。
吾在昆明，日處鬥室之中，草寫《邏輯典範》。
暇則散步于翠湖公園。
一日，遇一面熱之人，忘其姓名。
彼迎面而謂曰：汝無職業，狀頗自得，君其有辦法乎？吾曰然。
其實吾毫無辦法，惟賴遵骝資助耳。
遵骝亦不充裕，寄居其姑丈家。
吾内心甚急，遵骝亦急。
彼托人謀之于雲大，欲得一講席，終不成。
蓋雲大本有此缺，其系系主任某已推薦朱寶昌，寶昌燕大畢業，亦學哲學者，與熊先生亦有關系。
吾聞之，頗坦然。
蓋既同道，又同是天涯淪落人，彼得之，彼可稍安。
吾不得，吾暫不得安，無關也。
時熊先生在重慶，函湯錫予先生謂："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來，唯此一人為可造，汝何得無一言，不留之于母校，而讓其飄流失所乎？"湯先生答以胡先生（案：即胡适之先生也）通不過。
時胡氏在美，早離北大，猶遙控校事，而校中人亦懾服于其陰威下，而仰其鼻息。
吾從不作回北大想，因吾根本厭惡其學風與士習。
吾在流離之中，默察彼中人營營苟苟，妾婦之相，甚厭之，又深憐之。
吾固為學風士氣哀。
胡氏隻能阻吾于校門外，不使吾發北大之潛德幽光。
除此以外，彼又有何能焉？此固不足萦吾懷。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哉？惟吾所耿耿不能自已者，學風士習為其所斲喪耳。
北大以新文化運動聞名海内外，新文化運動，其目的當然是在複興或改革中國之文化生命，以建設近代化之新中國。
這當然是中國自己的事。
中國知識分子關心自己的文化與國家，無論其思想内容為如何，這超越的形式的函義總是好的。
這是北大唯一可取處。
人于模糊中總認為北大是中國的，而又有文化意識與學術意識的學府，不是殖民地的教會學校。
亦不是無顔色靈魂的技術教育。
一般人之所以有這樣認定，實在是不自覺地就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而如此認定。
但此超越的形式的函義實在隻是五四時新文化運動之原初動機之求中國好所膨脹成的一種氣氛。
原初動機之求中國好，這隻是一動機，太空洞無内容了。
故這原初動機所膨脹成的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并不能為人們所正視，相應如如而實現之，因此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隻是留在腦後，飄蕩在半空裡。
隻能為有感覺的人所感到所嗅到，而一般人則為其思想内容所吸住，紛馳散亂，膠着于特殊之現實（内容）而滾下去。
新文化運動之内容是消極的、負面的、破壞的、不正常之反動的、怨天尤人的。
因而與那原初動機适成背道而馳。
與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相違反。
這
這架構的思辨是抽象的，是純理智的，是與現實無關的。
這用存在主義的詞語說，是"非存在的"。
這樣才能接上希臘傳統的"學"。
但我在"非存在的"領域中，同時也常被打落在"存在的"領域中，正視着"存在的"現實。
在時代的不斷的刺激中，我不斷的感受，不斷的默識。
在不斷的默識中，我漸漸體會到時代的風氣、學術的風氣、知識分子的劣性、家國天下的多難、曆史文化的絕續。
這一切引發了我的"客觀的悲情"。
由這客觀的悲情引我進入"架構的思辨"以外的義理。
由于對這義理的滲透，我始能明白這一切之所以如此與所以不如此之"精神上的根據"。
我之接觸到這一線，其昀初的機緣是在遇見熊先生。
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
所以我這一章必須從這裡說起。
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民國廿一年，那時我廿四歲），有一冬天晚上，我到鄧高鏡先生家裡去，他說我給你一部書看。
拿出來，乃是《新唯識論》。
署款為"黃崗熊十力造"。
這署款，在一般說來，是很奇特的，因為普通沒有這樣。
我當時就很震動。
拿回宿舍，我一晚上把它看完了。
帀頭幾章，語句是佛經體，又是接觸的佛學問題，我不懂。
後面漸漸成為魏晉諸子的文章，看起來比較順過了。
我感覺到一股清新俊逸之氣，文章義理俱美極了。
當然這隻是我匆匆讀過後的一霎之感，其内容的原委，非我當時所能知。
第二天晚上，我即把這書送還，并問這人是誰。
他說我們明天下午即約他在中央公園吃茶，你也可以去，我給你介紹。
第二天下午，我準時而到。
林宰平先生，湯用彤先生、李證剛先生俱在座。
不一會看見一位胡須飄飄，面帶病容，頭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氣瑟縮中，剛解完小手走進來，那便是熊先生。
他那時身體不好，常有病。
他們在那裡閑談，我在旁邊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們談些什麼。
忽然聽見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嚴肅地叫了起來："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隻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
"在座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當時耳目一振，心中想到，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氣，兇猛得很。
我便注意起來，見他眼睛也瞪起來了，目光清而且銳，前額飽滿，口方大，權骨端正，笑聲震屋宇，直從丹田發。
清氣、奇氣、秀氣、逸氣：爽朗坦白。
不無聊，能挑破沉悶。
直對着那紛紛攘攘，卑陋塵凡，作獅子吼。
我們在學校中，個個自命不凡，實則憧憧往來，昏沈無覺，實無所知。
一般名流教授随風氣，趨時式，恭維青年，笑面相迎。
以為學人标格直如此耳。
今見熊先生，正不複爾，顯然凸現出一鮮明之顔色，反照出那些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間尚有更高者、更大者。
我在這裡始見了一個真人，始嗅到了學問與生命的意味。
反觀平日心思所存隻是些浮薄雜亂矜誇邀譽之知解，全說不上是學問。
真性情、真生命，都還沒有透出來，隻是在昏沉的習氣中滾。
我當時好像直從熊先生的獅子吼裡得到了一個當頭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現實"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層面。
這是打落到"存在的"領域中之帀始機緣。
此後我常往晤熊先生。
他有一次說道，你不要以為自己懂得了，實則差得遠。
說到懂，談何容易。
這話也對我是一棒喝。
因為在北大的氣氛中，學生方面從來沒有能聽到這種教訓的，教授方面也從沒有肯說這種話的，也不能說，也不敢說。
這也是一個很顯明的對照。
我由此得知學問是有其深度的發展的，我有了一個未企及或不能企及須待努力向上企及的前途。
我以前沒有這感覺，以為都可在我的意識涵蓋中，我隻是未接觸而已，一接觸未有不可企及者，我隻是在平面的廣度的涉獵追逐中。
我現在有了一個超越而永待向上企及的前途。
這是個深度發展的問題，時時有個超越前景在那裡，時時也使我返照到自己的生命現實之限度與層面。
故我雖不輕易許可人，然亦知艱難與甘苦。
我不許可人，因為我知道一般人的心思停在何層面上。
這是一下子可以對照出來的。
一般人隻是停在平面的廣度的涉獵追逐的層面上。
他們也知道學問無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們的這個知道隻是屬于故實的、材料的、經驗的、知識的。
這種知道實在不能說"前途"的，所以他們都是無所謂的，他們的有所謂隻是炫博鬥富。
他們不承認有德性義理的學問，他們也不知道人格價值是有層級的。
他們也知道，但他們所知的，隻是某人有多少考據知識，學問有多博，這和某人有錢，某人有權有位，是一樣，都是外在的、量的、平面的。
所以他們可以看不起聖人，可以诟诋程朱陸王。
這種卑陋無知，庸俗浮薄，實在是一種堕落。
這症結，我知道得很清楚。
因為他們始終未感覺到有深度發展的問題，他們隻是廣度的增加或減少。
隻有德性義理的學問才有深度的發展。
他們不承認這種學問，所以他們沒有深度發展的感覺。
他們的生命永遠是幹枯的、僵化的，外在化于材料中而吊在半空裡，他們永不會落在"存在的"現實上，所以他們也永不會正視現實，隻藏在他那教授的幹殼中以自鳴清高。
實則是全無器識，全不知學問為何物。
有一次，馮友蘭往訪熊先生于二道橋。
那時馮氏《中國哲學史》已出版。
熊先生和他談這談那，并随時指點說："這當然是你所不贊同的。
"昀後又提到"你說良知是個假定。
這怎麼可以說是假定。
良知是真真實實的，而且是個呈現，這須要直下自覺，直下肯定。
"馮氏木然，不置可否。
這表示：你隻講你的，我還是自有一套。
良知是真實，是呈現，這在當時，是從所未聞的。
這霹靂一聲，直是振聾發瞶，把人的覺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層次。
然而馮氏依舊聾依舊瞶。
這表示那些僵化了的教授的心思隻停在經驗層上、知識層上，隻認經驗的為真實，隻認理智所能推比的為真實。
這一層真實形成一個界線，過此以往，便都是假定，便都是虛幻。
人們隻是在昏沉的習氣中滾，是無法契悟良知的。
心思在昏沉的習氣中，以感覺經驗來膠着他的昏沉，以理智推比來固定他的習氣。
自胡适以來﹐一般名流學者，隻停在這層次上。
大家亦隻處在這層次上，來衡量學問之高低。
實則無所謂高低，隻有多少。
實則亦不隻自胡氏以來，自明亡後，滿清三百年以來，皆然。
滔滔者天下皆是，人們的心思不複知有"向上一機"。
由熊先生的霹靂一聲，直複活了中國的學脈。
由"良知之為假定"，即可知馮氏的哲學史（其他不必說）﹐全部不相應。
他後來堅持他那"不相應"，造撰而為《新理學》，以及又後來之投共而無恥。
良知由假定轉而為泯滅，于以見他那一切知識學問全成為黏牙嚼舌之工具，毫無靈魂可言。
這些重要的關節，使我常常被拖到"存在的"現實上，亦使我常常正視這"存在的"現實，而體會另一種義理，這便是從外在化提升起來而向内轉以正視生命。
這另一種義理就是關于生命的學問。
不打落到"存在的"領域上，是不能接觸這種學問的。
存在的領域，一是個人的，一是民族的。
這都是生命的事。
西方的學問以"自然"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國的學問以"生命"為首出，以"德性"潤澤生命。
從自然到生命，既須内轉，又須向上。
因為這樣才能由"存在的"現實而契悟關于生命的學問。
我之正視生命不是文學家或生命哲學的讴歌贊歎。
因為這樣隻是生命之如其為生命而平置之，這還是"自然的"。
其所讴歌贊歎的仍隻是自然生命之自己。
自然生命之沖動是無可贊歎的。
這生命當然有它一套的東西，須要正視，但不能就這樣"如其所如"而積極地肯定之。
我之正視生命是由一種"悲情"而引起。
國家何以如此？時代精神，學術風氣，何以如此？難道說這不是生命的表現？但何以表現成這個樣子？于以見生命本身是極沒把柄的，無保障，亦無定準。
但它可以作孽，它自作孽，它自受苦，明知受苦而想轉，但又轉不過來。
于以見生命本身有其自身的一套，好像一套機器，不由自主地要滾到底。
它有它的限度，也有它的無可奈何處，這是可悲的。
民族生命如此，個人生命亦如此。
人類的生命史是可悲的，亦是可喜的。
何以會如此？這不能隻看生命本身，這須透到那潤澤生命的德性，那表現德性或不表現德性的心靈，這裡便有學問可講。
這裡是一切道德宗教的根源。
我由世俗的外在涉獵追逐而得解放，是由于熊先生的教訓。
這裡帀啟了一種慧命。
這慧命就是耶稣所說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
而中土聖哲，則願叫做"慧命"。
抗戰軍興，這當該是個莊嚴的神聖戰争。
就連日本人也認為民國以來無義戰，隻有這次是"大義所在"，所以中國人都聯合起來了。
義之所在，無論敵我，都要承認的，隻是"各盡其義"而已。
可是，如果我們的抗戰真是大義所在，生死鬥争，則他們的侵略便是不義的了。
他們是以利為義，這在帀始就輸了一籌。
我們真是義之所在。
可是黃帝的子孫，中國人哪！究竟對于這"義"，這神聖的戰争，有多少覺悟呢？何以是義？義的根源在那裡呢？何以是神聖？神聖的根源又在那裡呢？朝野上下并沒有多大的了解，并沒有足夠的深度的覺悟。
政府在此并沒有正視建國的意義，社會上一般人對于建國亦并無清楚的意識。
大家對于抗戰有清楚的觀念，因為是打日本。
就是這點，還有共黨是例外，因為他們的真理标準别有所在，并不認為這是不可搖動的大義所在。
對于抗戰 有清楚的觀念，而對于建國卻并沒有清楚的意識。
建國是嚴肅而神聖的工作，是民族"盡其性"的工作。
一個民族不能作到政體建國，便是未能盡其民族之性。
亦如一個人之未能盡其性，便不可說是一個人格的存在。
對于建國無清楚的意識，這表示黃帝的子孫在本源處已經提不住了，全落在物化的機械中了。
大家都不痛切覺悟到何以是義，義的根源在那裡，何以是神聖，神聖的根源在那裡。
所以政府一味洩沓，隻是私利的占有。
知識分子認為義、神聖，都是虛妄的名詞，因為在他們的知識學問中，在他們的考據中，在他們的科學方法中，都不見有義的地位，有神聖的地位。
抗戰隻是民族情感而已。
他們跟着政府走，隻是順俗，不好意思不走而已。
若按照他們的理智推比，這根本沒有什麼道理的。
這好像希臘的懷疑論者，當他的老師陷在泥坑裡，他卻在旁邊懷疑着，我究竟救他不救他呢？救他比不救他有多少好處呢？有甚麼堅強理由使我非救他不可呢？一疑兩疑，其老師死矣。
中國的知識分子亦如此，他們的學問中沒何義，沒有神聖。
因為他們都是理智主義者、科學一層論者。
生命、情感、抗戰，在他們看來，都是漆黑一團的，沒有什麼道理的。
如是隻是順俗逃出來，讓它去，我還是我的那套意識觀念。
有義而不能知其為義，有神聖而不能知其為神聖。
不知，所以不能肯定，義與神聖都成了空名詞。
共黨提出了唯物論，根本否定了義與神聖。
他們是以階級為标準，他們隻是想奪取政權。
他們嚷抗戰，不是以其為義之所在，他們是想利用這機會，混水摸魚。
所以毛澤東說：抗戰十年，我們的力量就可以與國民黨等。
這是大家在不能正視義與神聖中，在不能正視建國中，一起物化，所必有的結論。
毛澤東真有此聰明，他看清了這必有的結論。
政府隻在私利中防堵，是防不住的。
如是，中國死矣。
我為此而悲。
黃帝子孫何以堕落到這種地步！ 抗戰初期，生活艱困。
我在廣西教中學一年。
應友人張遵骝之邀，至昆明。
無職業。
租一小屋居住，生活費全由遵骝擔負。
遵骝，張文襄公（之洞）之曾孫，廣交遊，美風儀，慷慨好義，彬彬有禮。
家國天下之意識特強。
好善惟恐不及，惡惡則疾首痛心。
民廿六年春，吾在北平主編《再生》雜志，彼藉買雜志之名，親到社中相訪。
相見之下，推誠相與，遂有往還。
未幾，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彼走天津，吾亦旋到。
彼言其父已去長沙，彼即将前往。
留一地址，囑有緩急，可相告。
吾旋去南京，不半月，京滬撤退，吾至長沙。
常與其父忠荪先生叙談。
彼時北大清華已遷衡山。
遵骝随校從讀，來函相邀遊南嶽。
當時局勢危殆，有瓦解之勢。
學校朝不保夕，政府無暇顧及。
人情洶洶，學生多有走陝北從共黨者。
教授亦多縱容之，無有為立精神之主宰者。
惟錢穆先生，因富曆史傳統意識，慷慨陳辭，多有講述。
吾至南嶽，因遵骝之介，多與諸生相晤談。
吾以"向上一機"向有志氣有血性之青年言。
而教授們則阻撓之，以為吾是為某黨作活動。
馮友蘭則大忌之，彼放出空氣，嗾使在校學生不得與某言。
賀麟、沈有鼎輩則譏笑之。
吾見此種種，大為失望，于以知知識分子之自私，與無能為。
吾人微言輕，徒有熱誠，而莫可如何。
生活且不得飽，遂由長沙走桂林。
遵骝資助其路費。
在廣西一年複去昆明。
時昆明在大後方，人情恬嬉如故，無複有迫切之感。
既無理想，亦無憤發。
民族之生死鬥争，俨若與己無幹焉。
讓它去，拖着混。
事後，人或以為此是中華民族之幽默，無論如何緊張，如何嚴重，而總有輕松之閑情。
此雖可如此妙說，而究非自立之道。
吾在昆明，日處鬥室之中，草寫《邏輯典範》。
暇則散步于翠湖公園。
一日，遇一面熱之人，忘其姓名。
彼迎面而謂曰：汝無職業，狀頗自得，君其有辦法乎？吾曰然。
其實吾毫無辦法，惟賴遵骝資助耳。
遵骝亦不充裕，寄居其姑丈家。
吾内心甚急，遵骝亦急。
彼托人謀之于雲大，欲得一講席，終不成。
蓋雲大本有此缺，其系系主任某已推薦朱寶昌，寶昌燕大畢業，亦學哲學者，與熊先生亦有關系。
吾聞之，頗坦然。
蓋既同道，又同是天涯淪落人，彼得之，彼可稍安。
吾不得，吾暫不得安，無關也。
時熊先生在重慶，函湯錫予先生謂："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來，唯此一人為可造，汝何得無一言，不留之于母校，而讓其飄流失所乎？"湯先生答以胡先生（案：即胡适之先生也）通不過。
時胡氏在美，早離北大，猶遙控校事，而校中人亦懾服于其陰威下，而仰其鼻息。
吾從不作回北大想，因吾根本厭惡其學風與士習。
吾在流離之中，默察彼中人營營苟苟，妾婦之相，甚厭之，又深憐之。
吾固為學風士氣哀。
胡氏隻能阻吾于校門外，不使吾發北大之潛德幽光。
除此以外，彼又有何能焉？此固不足萦吾懷。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哉？惟吾所耿耿不能自已者，學風士習為其所斲喪耳。
北大以新文化運動聞名海内外，新文化運動，其目的當然是在複興或改革中國之文化生命，以建設近代化之新中國。
這當然是中國自己的事。
中國知識分子關心自己的文化與國家，無論其思想内容為如何，這超越的形式的函義總是好的。
這是北大唯一可取處。
人于模糊中總認為北大是中國的，而又有文化意識與學術意識的學府，不是殖民地的教會學校。
亦不是無顔色靈魂的技術教育。
一般人之所以有這樣認定，實在是不自覺地就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而如此認定。
但此超越的形式的函義實在隻是五四時新文化運動之原初動機之求中國好所膨脹成的一種氣氛。
原初動機之求中國好，這隻是一動機，太空洞無内容了。
故這原初動機所膨脹成的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并不能為人們所正視，相應如如而實現之，因此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隻是留在腦後，飄蕩在半空裡。
隻能為有感覺的人所感到所嗅到，而一般人則為其思想内容所吸住，紛馳散亂，膠着于特殊之現實（内容）而滾下去。
新文化運動之内容是消極的、負面的、破壞的、不正常之反動的、怨天尤人的。
因而與那原初動機适成背道而馳。
與那超越的形式的函義相違反。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