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老篇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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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韋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注曰：史言韋叡于事佛之朝，矯之以正，幾于以道事君者。
（一四九） 宋徽宗時，“道士林靈素作神霄箓，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
”見《困學紀聞》二十。
亦庶幾韋叡之于事佛之朝也。
普通二年，置孤獨園于建康，以收養窮民。
注曰：古者鳏寡孤獨廢疾皆有養。
帝非能法古也，祖釋氏須達多長者之為耳。
（一四九） 須達多乃舍衛國給孤獨長者之本名，亦雲修達多，玄應《音義》三曰：“修達多，此雲善與，故得給孤獨名也。
”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太子以侍讀東海徐摛為家令。
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體。
上聞之怒，召摛欲加诮責。
及見，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應對如響，上甚加歎異。
注曰：上崇信釋氏，意謂徐摛業儒，但知經史而已，扣擊之馀，及于釋教，商較從橫，應對如響，遂加歎異。
殊不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釋教盛行，可以媒富貴利達，江東人士孰不從風而靡乎。
（一五五） 憑人主一時之好惡，以為教之盛衰，識者不以此為榮辱也。
梁武帝大同二年，上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
曲阿弘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誣弘氏為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
注曰：帝追尊考順之曰文皇帝。
殺無罪之人，取其材以為寺，福田利益果安在哉！（一五七） 可見當時官吏并不信佛，不過以此求富貴利達耳，如果信佛，何敢為此乎！ 大同十一年，帝口授敕書，謂“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曆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
” 注曰：帝奄有東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宮，不由佛營，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國來，有不出于東南民力者乎？惟不出于公賦，遂以為不食國家之食。
誠如此，則國家者果誰之國家邪！（一五九） 又，上年老，厭于萬幾，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怿。
注曰：梁武帝斷重罪則終曰不怿，此好生惡殺之意也。
夷考帝之終身，自襄陽舉兵，以至下建康，猶曰事關家國，伐罪救民。
洛口之敗，死者凡幾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幾何人？寒山之敗，死者又幾何人？其間争城以戰，殺人盈城；争地以戰，殺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為死者，不可以數計也。
至于侯景之亂，東極吳會，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饑者，自典午南渡之後，未始見也。
驅無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許，乃佛教之罪人，而斷一重罪，乃終日不怿，吾誰欺，欺天乎！（一五九） 此有感于元時之崇尚釋教，而殺人如麻也。
《耶律楚材傳》言：“元初州郡長吏，生殺任情，燕薊留後長官尤貪暴，殺人盈市。
近臣等以漢人無補于國，至欲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谏而止。
”《丘處機傳》亦言：“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
處機使其徒招求于戰伐之馀，濱死而得生者二三萬人。
”《廿二史劄記》言：“世祖嗜利黩武，民不聊生。
”又言：“元初諸将多掠人為私戶，遍地塗炭。
”然考其時，正隆禮國師，凡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也。
梁武帝太清元年，四月丙子，群臣奉贖。
注曰：自庚子捨身，至丙子奉贖，凡三十七日。
萬機之事，不可一日曠廢，而荒于佛若是，帝忘天下矣。
三十七日之間，天下不知為無君，天下亦忘君矣。
（一六〇） 離政治而言宗教，或以宗教為個人之修養，豈不甚善。
梁武帝等之于宗教，弊在因宗教而廢政治，或與政治混而無别，遂以禍國，宗教不任其咎也。
太清二年，何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于胡羯。
今東宮複爾，江南亦将為戎乎！” 注曰：何敬容雖不能優遊于文義，其識則過于梁朝諸臣矣。
（一六一） 梁敬帝紹泰元年，齊主洋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于是齊境皆無道士。
注曰：今道家有《太霄琅書經》雲：“人行大道，号曰道士。
士者何？理也事也。
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事，故曰道士。
”餘按此說是道流借吾儒經解大義，以演繹“道士”二字。
道家雖曰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其實與佛教皆起于東漢之時。
（一六六） 《漢書·郊祀志》下，師古《注》引《漢宮阙疏》雲：“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困學
注曰：史言韋叡于事佛之朝，矯之以正，幾于以道事君者。
（一四九） 宋徽宗時，“道士林靈素作神霄箓，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
”見《困學紀聞》二十。
亦庶幾韋叡之于事佛之朝也。
普通二年，置孤獨園于建康，以收養窮民。
注曰：古者鳏寡孤獨廢疾皆有養。
帝非能法古也，祖釋氏須達多長者之為耳。
（一四九） 須達多乃舍衛國給孤獨長者之本名，亦雲修達多，玄應《音義》三曰：“修達多，此雲善與，故得給孤獨名也。
”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太子以侍讀東海徐摛為家令。
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體。
上聞之怒，召摛欲加诮責。
及見，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應對如響，上甚加歎異。
注曰：上崇信釋氏，意謂徐摛業儒，但知經史而已，扣擊之馀，及于釋教，商較從橫，應對如響，遂加歎異。
殊不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釋教盛行，可以媒富貴利達，江東人士孰不從風而靡乎。
（一五五） 憑人主一時之好惡，以為教之盛衰，識者不以此為榮辱也。
梁武帝大同二年，上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
曲阿弘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誣弘氏為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
注曰：帝追尊考順之曰文皇帝。
殺無罪之人，取其材以為寺，福田利益果安在哉！（一五七） 可見當時官吏并不信佛，不過以此求富貴利達耳，如果信佛，何敢為此乎！ 大同十一年，帝口授敕書，謂“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曆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
” 注曰：帝奄有東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宮，不由佛營，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國來，有不出于東南民力者乎？惟不出于公賦，遂以為不食國家之食。
誠如此，則國家者果誰之國家邪！（一五九） 又，上年老，厭于萬幾，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怿。
注曰：梁武帝斷重罪則終曰不怿，此好生惡殺之意也。
夷考帝之終身，自襄陽舉兵，以至下建康，猶曰事關家國，伐罪救民。
洛口之敗，死者凡幾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幾何人？寒山之敗，死者又幾何人？其間争城以戰，殺人盈城；争地以戰，殺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為死者，不可以數計也。
至于侯景之亂，東極吳會，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饑者，自典午南渡之後，未始見也。
驅無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許，乃佛教之罪人，而斷一重罪，乃終日不怿，吾誰欺，欺天乎！（一五九） 此有感于元時之崇尚釋教，而殺人如麻也。
《耶律楚材傳》言：“元初州郡長吏，生殺任情，燕薊留後長官尤貪暴，殺人盈市。
近臣等以漢人無補于國，至欲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谏而止。
”《丘處機傳》亦言：“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
處機使其徒招求于戰伐之馀，濱死而得生者二三萬人。
”《廿二史劄記》言：“世祖嗜利黩武，民不聊生。
”又言：“元初諸将多掠人為私戶，遍地塗炭。
”然考其時，正隆禮國師，凡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也。
梁武帝太清元年，四月丙子，群臣奉贖。
注曰：自庚子捨身，至丙子奉贖，凡三十七日。
萬機之事，不可一日曠廢，而荒于佛若是，帝忘天下矣。
三十七日之間，天下不知為無君，天下亦忘君矣。
（一六〇） 離政治而言宗教，或以宗教為個人之修養，豈不甚善。
梁武帝等之于宗教，弊在因宗教而廢政治，或與政治混而無别，遂以禍國，宗教不任其咎也。
太清二年，何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于胡羯。
今東宮複爾，江南亦将為戎乎！” 注曰：何敬容雖不能優遊于文義，其識則過于梁朝諸臣矣。
（一六一） 梁敬帝紹泰元年，齊主洋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于是齊境皆無道士。
注曰：今道家有《太霄琅書經》雲：“人行大道，号曰道士。
士者何？理也事也。
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事，故曰道士。
”餘按此說是道流借吾儒經解大義，以演繹“道士”二字。
道家雖曰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其實與佛教皆起于東漢之時。
（一六六） 《漢書·郊祀志》下，師古《注》引《漢宮阙疏》雲：“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困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