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事篇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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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曰:武後萬歲通天時,奚、契丹叛。

    帝即位之後,孫佺、薛讷,相繼喪師,兩蕃不敢乘勝憑陵中國,乃相帥來降。

    中國之勢安強,有以服其心故也。

    (二一一) 國力充實,雖敗不足憂,國力空虛,雖勝不足喜。

    憂喜視國力之盈虛,不乎一時之勝敗,開元契丹之事其佳證也。

     唐德宗建中三年,吐蕃歸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注曰:自吐蕃陷河隴,入京師,俘掠唐人,可以數計邪!德宗先歸所俘者以懷之,其歸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姑以此報塞中國,其志果如何哉!觀異日平涼劫盟之事可見也。

    (二二七) 邊釁之開,略分四階段:其先掠物,其次掠人,又其次掠地,至于掠國而極矣。

    吐蕃之于唐,至第二階段而已,身之猶謂之“狼子野心”,然則金元之于宋,其狼野又何如! 建中四年四月,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于豐邑裡,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埸未定,不果盟。

    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于贊普。

     注曰:是年二月,命崔漢衡送區頰贊,蓋欲與之盟而遣之,久而盟未定。

    又命漢衡入吐蕃,決于贊普。

    此時中國疲于兵,彼固有以窺唐矣,盟無益也。

    (二二八) 邊境之靖擾,盟約之守渝,皆與國内之治亂相消息。

    我苟有隙可乘,敵必狡焉思逞,更有奸人為之勾結,則邊境将無日甯矣。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李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

    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缗,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缗,何從可得,此二害也。

    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谲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

    ” 注曰: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

    (二三〇) 聯與國以拒共同之敵,與借外兵以平内亂不同,前者利害與共,後者引狼入室也。

     唐德宗貞元七年,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群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群蠻聞之皆降。

     注曰:史言蠻非好亂,苦于貪帥而亂。

    (二三三) 蠻雖開化稍遲,其性固與人無異,安之則甯,虐之則亂。

    亂之所由起,孰非安之不得其宜者。

    故動亂之程度,随虐之之程度為高下,如止沸然,火不熄沸不止也。

    然則邊吏之選任,戒貪其第一義矣。

     貞元十五年,南诏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

    臯以兵糧未集,請俟他年。

     注曰:韋臯有智略,恐南诏貌與,而未悉其心也,故以“兵糧未集”辭,此可與智者道。

    (二三五) 所謂外交詞令也。

     唐武宗會昌二年,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

     注曰:李心傳曰:“達靼之先,與女真同種,靺鞨之後也。

    其居陰山者,自号為鞑靼。

    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鞑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鞑靼,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貫骨镞而已。

    ”餘謂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傳聞書之。

    (二四六) 語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十九“鞑靼款塞”條。

    身之似有憾于心傳者,非也,故為貶詞,以避時忌耳。

    今武英殿刊本于此條即多所删節,據陸心源《群書校補》,知身之所引尚是宋本原文也。

     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诏贈悉怛謀右衛将軍。

    溫公論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

    臣以為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注曰: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

    (二四七) 悉怛謀以維州叛降我,李德裕受之。

    牛僧孺以為失信,诏執送悉怛謀,令彼自戮,此太和五年事也。

    溫公是牛非李,身之言當時國論如此,明其後并不如此也。

    《讀史管見》廿五曰:“僧孺以小信妨大計,德裕以大義謀國事,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朱子語類》一三六曰:“德裕所言雖以利,然意卻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以義,然意卻全濟其私。

    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别做置處,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

    ”明胡廣亦嘗論之,曰:“溫公直牛曲李,其意蓋有所為。

    宋神宗在位喜論兵,富鄭公嘗雲:&lsquo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

    &rsquo溫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

    當西夏部将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降,诏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lsquo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rsquo神宗不聽,遣種谔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

    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

    後城永樂,夏人來争,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恸,于是公言始驗。

    然則牛、李之論,公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耳。

    ”語見《明文衡》五十五。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李承勳奏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