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統治世界的精英俱樂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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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
“他們會說IMF非常傲慢。
他們會說IMF從來不曾真正傾聽它所緻力幫助的發展中國家的呼聲。
他們會說IMF的決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
他們會說IMF的經濟‘療法’經常使問題更加惡化–使（經濟發展）緩慢惡化為不景氣，從不景氣惡化為衰退。
他們說的不錯。
我從1996年到（2000年）9月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經曆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亞洲金融風暴、拉美和俄羅斯金融危機）。
我親眼目睹了IMF和美國财政部對這次危機的措施，我被驚呆了。
”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和IMF的2000年年會前一周發表了這一針對這兩個最大國際金融機構的強烈抨擊，他當即被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強制退休”了。
其實，開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爾芬森，而是美國财政部部長薩摩斯（LawrenceSummers），而美國财政部擁有世界銀行17%的股份，擁有世界銀行行長的任免權和一票否決權，在事實上控制着世界銀行的運作。
薩摩斯對斯蒂格利茨厭倦到了無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願強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動用“趕走”（Removal）的極端形式來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斯蒂格利茨還曾擔任克林頓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
問題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水平不夠，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場”有問題，主要是對國際銀行家分外熱心的“全球化”持消極态度。
他對這兩家國際金融機構的評價和見解當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這些問題”正是這兩家金融機構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陰謀論”的觀點，同樣的，在世界銀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和工作人員，其中也包括來自中國方面的人員，也不認同他們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陰謀”。
事實上，從操作層面（Operation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學和嚴謹的，每一個數據都有出處，每一種算法都有科學分析，每一個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說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陰謀”，那确實是冤枉了，換任何人用同樣的數學模型和方法都會得出大緻相同的結論。
這正是高手設計的高明之處！細節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學化，幾近無懈可擊，而真正的“陰謀”出在政策層面（PolicyLevel）上。
經典戰例就是，波蘭和前蘇聯的經濟轉型效果大相徑庭。
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Sachs），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蕩療法”。
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緻經濟改善。
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
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币、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
我認為三個目标同時完成要好于單獨實施。
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 結果在波蘭“振蕩療法”實施的過程中，美國财政部和國際銀行家在金錢上給予了實質性地支持，在大筆金錢的“輸血”下，波蘭的“振蕩療法”大見成效。
等到“北極熊”被經濟“大夫”們放上手術台上，一陣開膛破肚之後，美國的援助和國際銀行家們原本答應好的金融“輸血”，卻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場可想而知。
難怪薩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蘭案例驗證過的成功“手術”卻出了意外，“北極熊”病人竟然一命嗚呼了。
其實，波蘭“振蕩療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個套兒，這種“政策層面”上的陰謀，就不是薩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層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頓體系設計之初，這兩家金融機構的建立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貨币霸權地位。
國際銀行家廢除金本位的理想分為三大步驟來實現，羅斯福在1933年廢除了傳統的金本位體系後，黃金與美元的直接兌換關系（GoldStandard）被黃金間接兌換（GoldExchange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廢除黃金的第一步。
在國際流通市場中，外國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兌換成黃金。
而布雷頓體系更進了一步，用美元兌換（DollarExchangeStandard）取代了黃金被黃金間接兌換，即各國貨币與美元挂鈎，美元與黃金挂鈎，隻有外國中央銀行才能拿美元兌換黃金，黃金進一步被擠出了貨币流通領域，自此，廢除黃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銀行都是由美國實際控制，IMF是歐洲人坐頭把交椅，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國财政部設計了在諸多重大議題上，必須達到贊成票85%以上才能實施的條款，從而相當于賦予了美國财政部（17%投票權）一票否決權。
而在世界銀行，由于是美國财政
他們會說IMF從來不曾真正傾聽它所緻力幫助的發展中國家的呼聲。
他們會說IMF的決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
他們會說IMF的經濟‘療法’經常使問題更加惡化–使（經濟發展）緩慢惡化為不景氣，從不景氣惡化為衰退。
他們說的不錯。
我從1996年到（2000年）9月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經曆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亞洲金融風暴、拉美和俄羅斯金融危機）。
我親眼目睹了IMF和美國财政部對這次危機的措施，我被驚呆了。
”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和IMF的2000年年會前一周發表了這一針對這兩個最大國際金融機構的強烈抨擊，他當即被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強制退休”了。
其實，開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爾芬森，而是美國财政部部長薩摩斯（LawrenceSummers），而美國财政部擁有世界銀行17%的股份，擁有世界銀行行長的任免權和一票否決權，在事實上控制着世界銀行的運作。
薩摩斯對斯蒂格利茨厭倦到了無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願強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動用“趕走”（Removal）的極端形式來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斯蒂格利茨還曾擔任克林頓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
問題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水平不夠，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場”有問題，主要是對國際銀行家分外熱心的“全球化”持消極态度。
他對這兩家國際金融機構的評價和見解當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這些問題”正是這兩家金融機構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陰謀論”的觀點，同樣的，在世界銀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和工作人員，其中也包括來自中國方面的人員，也不認同他們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陰謀”。
事實上，從操作層面（Operation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學和嚴謹的，每一個數據都有出處，每一種算法都有科學分析，每一個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說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陰謀”，那确實是冤枉了，換任何人用同樣的數學模型和方法都會得出大緻相同的結論。
這正是高手設計的高明之處！細節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學化，幾近無懈可擊，而真正的“陰謀”出在政策層面（PolicyLevel）上。
經典戰例就是，波蘭和前蘇聯的經濟轉型效果大相徑庭。
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Sachs），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蕩療法”。
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緻經濟改善。
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
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币、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
我認為三個目标同時完成要好于單獨實施。
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 結果在波蘭“振蕩療法”實施的過程中，美國财政部和國際銀行家在金錢上給予了實質性地支持，在大筆金錢的“輸血”下，波蘭的“振蕩療法”大見成效。
等到“北極熊”被經濟“大夫”們放上手術台上，一陣開膛破肚之後，美國的援助和國際銀行家們原本答應好的金融“輸血”，卻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場可想而知。
難怪薩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蘭案例驗證過的成功“手術”卻出了意外，“北極熊”病人竟然一命嗚呼了。
其實，波蘭“振蕩療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個套兒，這種“政策層面”上的陰謀，就不是薩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層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頓體系設計之初，這兩家金融機構的建立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貨币霸權地位。
國際銀行家廢除金本位的理想分為三大步驟來實現，羅斯福在1933年廢除了傳統的金本位體系後，黃金與美元的直接兌換關系（GoldStandard）被黃金間接兌換（GoldExchange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廢除黃金的第一步。
在國際流通市場中，外國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兌換成黃金。
而布雷頓體系更進了一步，用美元兌換（DollarExchangeStandard）取代了黃金被黃金間接兌換，即各國貨币與美元挂鈎，美元與黃金挂鈎，隻有外國中央銀行才能拿美元兌換黃金，黃金進一步被擠出了貨币流通領域，自此，廢除黃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銀行都是由美國實際控制，IMF是歐洲人坐頭把交椅，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國财政部設計了在諸多重大議題上，必須達到贊成票85%以上才能實施的條款，從而相當于賦予了美國财政部（17%投票權）一票否決權。
而在世界銀行，由于是美國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