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宣而戰的貨币戰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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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國際銀行家操縱着國際地緣政治的走勢，可以輕易使原來看起來很可靠的金融環境突然逆轉，從而大幅度地增加發展中國家債務的負擔，金融黑客再乘勢發動猛攻，得手的概率相當大。
完全沒有風險意識，尤其是對可能遭到巨大而無形的倫敦-華爾街勢力的不宣而戰毫無心理準備。
這是泰國金融戰敗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對敵人的主攻方向判斷完全錯誤，導緻先敗于金融黑客，後慘遭IMF宰割，相當于失敗了兩次。
東南亞國家普遍重複了泰國的金融戰敗的過程。
狼自有狼的邏輯，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
當索羅斯們在花旗銀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聲名顯赫的銀行集團的策應之下開始獵殺行動之後，受傷倒地的獵物就交給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進行屠宰和拍賣，拍賣台下擠滿了垂涎三尺的歐美公司。
如果說收購一家公司進行分拆打包之後，賣給其它公司的投資銀行家能夠賺到幾億美元的話，分拆和拍賣一個主權國家的核心資産至少能賺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錢。
當亞洲國家企圖建立自己的“亞洲基金”來緊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區内國家時，理所當然地遭到西方國家的普遍反對。
美國副國務卿塔爾博特說，“我們認為要解決這類問題的适當機構，是跨區域性及國際性的組織，而不是交給新成立的區域性組織，因為這問題本身影響深遠，超越亞太區域的疆界”。
美國财長薩默斯在紐約對日本協會緻詞時堅持，“這種在危機時刻依賴區域援助的金融區域化觀念……存在着真正的風險”。
他指出，這樣的做法會減少可以用來應付未來風暴的資源，也會削弱應付“跨洲危機”的能力。
“這是我們認為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必須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國際貨币基金第一副主席費希爾警告，區域基金不可能像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那樣，嚴格要求有關國家作出整體經濟改革以換取援助。
費希爾說：“我們不認為設立一個提出不同條件的龐大基金或是長期機構，對此會有幫助”。
日本本來是“亞洲基金”積極的倡導者，但是迫于倫敦-華爾街的壓力，不得不屈從，日本财政部長三冢博表示，“國際貨币基金會一貫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發揮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核心作用。
亞洲國家建議組織的這個基金，将作為國際貨币基金會的一個輔助機構”。
由東京設計的新概念将是一個沒有資金的基金（afundwithoutfunds）。
根據東京的新概念，那将是一個營救性機構，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計劃預先調動資金，援助那些受到國際投機者狙擊的貨币。
當設立亞洲基金的建議在香港舉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币基金會年會上提出時，馬上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警惕，他們擔心這将破壞國際貨币基金會的工作。
最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隻得表示，“我們不至于自大到認為我們有能力充當複蘇亞太區（經濟）的火車頭”；他說，盡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創的亞洲國家方面有所貢獻，并将繼續這麼做，但把亞洲拉出經濟泥沼并非它該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談到亞洲基金時認為，若為取代國際貨币基金的作用，成立亞洲基金将有“道德風險”。
亞洲國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難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卻極端不合情理地遭到倫敦-華爾街軸心的堅決反對，而日本作為區域内最大的經濟體，卻完全受制于人，缺乏領導亞洲經濟走出困境的起碼魄力和膽識，不能不令處境絕望的東南亞國家心寒。
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觀點，讓自己和自己的鄰居擁有在慘遭劫掠的情況下相互幫助的起碼權力，何以能産生“道德風險”？如此“有風險的道德”又是誰家的“道德”？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把危機的實質看得比較透徹的亞洲領導人，馬哈蒂爾說：“我們并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進行交易，更不知道他們的背後還有誰？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賺取金錢後是否有付稅務？同時，這些稅務又付給誰？我們同樣不知道是誰在他們的背後？”他認為，在目前的貨币交易制度下，沒有人知道這些錢是否來自正當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錢，“因為沒有人可以過問，也無從查起”。
隻要這些人向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攻勢，那麼不計其數的金錢就會湧向那個國家或進行抛售活動，任何人都抵擋不了。
不論是貨品市場，期貨或證券交易，都是必須在正當的體制下進行，“因此，我們必須管制貨币交易，使之透明化”。
馬哈蒂爾随即遭到西方輿論界的全面圍剿。
馬哈蒂爾尖刻的問題也許不太适合在外交場合發表，但他的的确确地問出了所有亞洲人心裡的疑團
完全沒有風險意識，尤其是對可能遭到巨大而無形的倫敦-華爾街勢力的不宣而戰毫無心理準備。
這是泰國金融戰敗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對敵人的主攻方向判斷完全錯誤，導緻先敗于金融黑客，後慘遭IMF宰割，相當于失敗了兩次。
東南亞國家普遍重複了泰國的金融戰敗的過程。
狼自有狼的邏輯，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
當索羅斯們在花旗銀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聲名顯赫的銀行集團的策應之下開始獵殺行動之後，受傷倒地的獵物就交給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進行屠宰和拍賣，拍賣台下擠滿了垂涎三尺的歐美公司。
如果說收購一家公司進行分拆打包之後，賣給其它公司的投資銀行家能夠賺到幾億美元的話，分拆和拍賣一個主權國家的核心資産至少能賺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錢。
當亞洲國家企圖建立自己的“亞洲基金”來緊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區内國家時，理所當然地遭到西方國家的普遍反對。
美國副國務卿塔爾博特說，“我們認為要解決這類問題的适當機構，是跨區域性及國際性的組織，而不是交給新成立的區域性組織，因為這問題本身影響深遠，超越亞太區域的疆界”。
美國财長薩默斯在紐約對日本協會緻詞時堅持，“這種在危機時刻依賴區域援助的金融區域化觀念……存在着真正的風險”。
他指出，這樣的做法會減少可以用來應付未來風暴的資源，也會削弱應付“跨洲危機”的能力。
“這是我們認為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必須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國際貨币基金第一副主席費希爾警告，區域基金不可能像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那樣，嚴格要求有關國家作出整體經濟改革以換取援助。
費希爾說：“我們不認為設立一個提出不同條件的龐大基金或是長期機構，對此會有幫助”。
日本本來是“亞洲基金”積極的倡導者，但是迫于倫敦-華爾街的壓力，不得不屈從，日本财政部長三冢博表示，“國際貨币基金會一貫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發揮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核心作用。
亞洲國家建議組織的這個基金，将作為國際貨币基金會的一個輔助機構”。
由東京設計的新概念将是一個沒有資金的基金（afundwithoutfunds）。
根據東京的新概念，那将是一個營救性機構，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計劃預先調動資金，援助那些受到國際投機者狙擊的貨币。
當設立亞洲基金的建議在香港舉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币基金會年會上提出時，馬上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警惕，他們擔心這将破壞國際貨币基金會的工作。
最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隻得表示，“我們不至于自大到認為我們有能力充當複蘇亞太區（經濟）的火車頭”；他說，盡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創的亞洲國家方面有所貢獻，并将繼續這麼做，但把亞洲拉出經濟泥沼并非它該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談到亞洲基金時認為，若為取代國際貨币基金的作用，成立亞洲基金将有“道德風險”。
亞洲國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難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卻極端不合情理地遭到倫敦-華爾街軸心的堅決反對，而日本作為區域内最大的經濟體，卻完全受制于人，缺乏領導亞洲經濟走出困境的起碼魄力和膽識，不能不令處境絕望的東南亞國家心寒。
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觀點，讓自己和自己的鄰居擁有在慘遭劫掠的情況下相互幫助的起碼權力，何以能産生“道德風險”？如此“有風險的道德”又是誰家的“道德”？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把危機的實質看得比較透徹的亞洲領導人，馬哈蒂爾說：“我們并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進行交易，更不知道他們的背後還有誰？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賺取金錢後是否有付稅務？同時，這些稅務又付給誰？我們同樣不知道是誰在他們的背後？”他認為，在目前的貨币交易制度下，沒有人知道這些錢是否來自正當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錢，“因為沒有人可以過問，也無從查起”。
隻要這些人向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攻勢，那麼不計其數的金錢就會湧向那個國家或進行抛售活動，任何人都抵擋不了。
不論是貨品市場，期貨或證券交易，都是必須在正當的體制下進行，“因此，我們必須管制貨币交易，使之透明化”。
馬哈蒂爾随即遭到西方輿論界的全面圍剿。
馬哈蒂爾尖刻的問題也許不太适合在外交場合發表，但他的的确确地問出了所有亞洲人心裡的疑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