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統治世界的精英俱樂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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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挑選行長，在完全掌握人事權的情況下，隻有很少的情況下才設置85%贊成票的門檻，以便提高“效率”。
這就是玩“政策設計”和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間層次的落差。
布雷頓體系的總設計師凱恩斯還構思出一個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權”（SpecialDrawingRights）來構築未來的世界貨币框架，“特别提款權”就是所謂的“紙黃金”，以彌補美國由于長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黃金實物短缺。
這可是人類曆史上一項空前的“發明”，人為地規定某種“紙币”永不“貶值”，等同于黃金，但永遠不能兌換成黃金。
這個概念在1969年美國發生嚴重的黃金支付危機時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沒能挽救美元與黃金兌換關系的國際承諾的崩潰。
布雷頓體系解體之後，“特别提款權”又被重新定義與“一籃子”貨币彙率挂鈎。
至今，這一凱恩斯40年代就構想出來的“世界貨币”也沒能發揮太大用場。
當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黃金與美元關系後，IMF和世界銀行的曆史使命其實就已經終結了，不過國際銀行家很快就為它們找到了新的定位：“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銀行和IMF的機密文件。
這些文件顯示了IMF要求接受緊急援助的國家簽署多達111項秘密條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國的核心資産：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信、石油、銀行等；受援國必須采取具有極端破壞性的經濟措施；在瑞士銀行裡為受援國的政治家開設銀行賬戶，秘密支付數十億美元作為回報。
如果這些受援國政治家拒絕這些條件，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将休想借到緊急貸款。
這就是為什麽國際銀行家最近對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無附加條件貸款憤怒異常的原因，中國為這些走投無路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着他們： 第一副藥：私有化。
更準确地說是“賄賂化”。
受援國領導人在隻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産，他們将得到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
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你會看到他們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數十億美元的巨款！當1995年曆史上最大的賄賂發生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時，“美國财政部認為這好極了，因為我們需要葉利欽當選。
我們不在乎這是否是一場腐敗的選舉。
我們希望錢湧到葉利欽那裡。
”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陰謀論者，他隻是一位正直的學者，當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敗造成俄羅斯經濟産出幾乎下降一半，全國陷入嚴重衰退時，作為經濟學家，良知和正義感使他對世界銀行和美國财政部的卑劣伎倆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化。
從理論上講，資本自由化意味着資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
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是，資本自由流入來爆炒房地産、股市和彙市。
在危機來臨之際，資本隻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彙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内就被吸幹。
IMF伸手救援的條件包括緊縮銀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隻會無情摧毀房地産價值，破壞工業生産能力，吸幹社會多年積累的财富。
第三副藥：市場定價。
當半死不活的受災國被IMF拖到這步田地時，IMF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産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
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爆發了大規模暴動。
玻利維亞由于水價上漲導緻市民暴動。
厄瓜多爾由于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
而這一切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社會動蕩”（SocialUnrest）。
而這種“社會動蕩”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産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當埃塞俄比亞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在危機中接受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時，卻被迫将這些援助款項存到她在美國财政部的賬戶上，隻拿到4%微薄的利息，與此同時卻不得不向國際銀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來救濟饑腸辘辘的人民。
當新總統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動用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款來救災時，斯蒂格利茨卻隻能拒絕他的要求。
這是對人類良知的殘酷考驗，斯蒂格利茨顯然不能承受這樣的折磨。
第四副藥：縮減貧困策略：自由貿易。
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争”。
斯蒂格利茨尤其對“知識産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知識産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制藥廠所生産的品牌藥品，無異于“将當地人民詛咒緻死，他們（西方制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IMF、世界銀行和WTO都是一個機構外的不同牌子而已。
IMF對市場開放的苛刻條件甚至超過了官方的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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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玩“政策設計”和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間層次的落差。
布雷頓體系的總設計師凱恩斯還構思出一個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權”（SpecialDrawingRights）來構築未來的世界貨币框架，“特别提款權”就是所謂的“紙黃金”，以彌補美國由于長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黃金實物短缺。
這可是人類曆史上一項空前的“發明”，人為地規定某種“紙币”永不“貶值”，等同于黃金，但永遠不能兌換成黃金。
這個概念在1969年美國發生嚴重的黃金支付危機時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沒能挽救美元與黃金兌換關系的國際承諾的崩潰。
布雷頓體系解體之後，“特别提款權”又被重新定義與“一籃子”貨币彙率挂鈎。
至今，這一凱恩斯40年代就構想出來的“世界貨币”也沒能發揮太大用場。
當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黃金與美元關系後，IMF和世界銀行的曆史使命其實就已經終結了，不過國際銀行家很快就為它們找到了新的定位：“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銀行和IMF的機密文件。
這些文件顯示了IMF要求接受緊急援助的國家簽署多達111項秘密條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國的核心資産：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信、石油、銀行等；受援國必須采取具有極端破壞性的經濟措施；在瑞士銀行裡為受援國的政治家開設銀行賬戶，秘密支付數十億美元作為回報。
如果這些受援國政治家拒絕這些條件，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将休想借到緊急貸款。
這就是為什麽國際銀行家最近對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無附加條件貸款憤怒異常的原因，中國為這些走投無路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着他們： 第一副藥：私有化。
更準确地說是“賄賂化”。
受援國領導人在隻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産，他們将得到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
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你會看到他們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數十億美元的巨款！當1995年曆史上最大的賄賂發生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時，“美國财政部認為這好極了，因為我們需要葉利欽當選。
我們不在乎這是否是一場腐敗的選舉。
我們希望錢湧到葉利欽那裡。
”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陰謀論者，他隻是一位正直的學者，當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敗造成俄羅斯經濟産出幾乎下降一半，全國陷入嚴重衰退時，作為經濟學家，良知和正義感使他對世界銀行和美國财政部的卑劣伎倆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化。
從理論上講，資本自由化意味着資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
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是，資本自由流入來爆炒房地産、股市和彙市。
在危機來臨之際，資本隻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彙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内就被吸幹。
IMF伸手救援的條件包括緊縮銀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隻會無情摧毀房地産價值，破壞工業生産能力，吸幹社會多年積累的财富。
第三副藥：市場定價。
當半死不活的受災國被IMF拖到這步田地時，IMF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産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
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爆發了大規模暴動。
玻利維亞由于水價上漲導緻市民暴動。
厄瓜多爾由于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
而這一切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社會動蕩”（SocialUnrest）。
而這種“社會動蕩”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産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當埃塞俄比亞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在危機中接受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時，卻被迫将這些援助款項存到她在美國财政部的賬戶上，隻拿到4%微薄的利息，與此同時卻不得不向國際銀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來救濟饑腸辘辘的人民。
當新總統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動用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款來救災時，斯蒂格利茨卻隻能拒絕他的要求。
這是對人類良知的殘酷考驗，斯蒂格利茨顯然不能承受這樣的折磨。
第四副藥：縮減貧困策略：自由貿易。
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争”。
斯蒂格利茨尤其對“知識産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知識産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制藥廠所生産的品牌藥品，無異于“将當地人民詛咒緻死，他們（西方制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IMF、世界銀行和WTO都是一個機構外的不同牌子而已。
IMF對市場開放的苛刻條件甚至超過了官方的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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