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我開始獨立生活，但我并不喜歡這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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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落地撒了些大葡萄幹。
每天我下班時，正好這種熱布丁上市，我就吃它當晚飯。
如果要吃得像頓正經晚飯，我就在一家小餐館裡吃一條香腸和一便士的面包，或一份四便士一碟的紅牛肉；或者去我們營業地點對面的一家又破又舊的酒店裡吃上一碟面包和幹酪，還喝上一杯啤酒。
那家酒店店名叫獅子或獅子和别的什麼來着，我已經不記得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胳膊夾了塊面包（那是我早上從家裡帶出來的），面包被張紙包着像本書，我夾着它到杜裡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①，點了一“小碟”那種精緻食品和面包一塊吃下去。
對我這麼一個獨往獨來的奇怪小家夥，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過我吃飯時，他那盯着我的樣子至今我還記得，他還叫了另一個招待來看我。
我給了他半個便士，真希望他當時沒收下—— ①18世紀英國學者約翰森常去該店吃飯。
我想，我們有半個小時吃茶點的時間。
我錢夠時，總買半品托沖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面包。
我沒錢時，就去看艦船街的野味店，在這種時候，我也間或走到考文特花園市場去看菠蘿。
我喜歡在阿德爾菲街一帶徘徊漫步，因為那地方有一個黑色拱門而顯得神秘。
我記得，一天晚上我從靠近那河邊小酒店的一個拱門裡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裡跳舞；我坐在一張凳子上看他們。
不知道他們對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樣一個孩子，那麼小，當我走進陌生的酒店要買杯麥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帶來作午飯的東西時，他們竟不敢給我。
我記得，一個很熱的晚上，我走進一家酒店，對老闆說： “你這兒最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麥酒一杯要多少錢？”因為那天是個特别的日子。
我不知道是個什麼日子。
也許那天是我生日。
“兩個半便士，”老闆說，“這價錢買的是貨真價實的斯丹甯麥酒呢。
” “好吧，”我拿出了錢說，“請給我上滿滿的一杯貨真價實的斯丹甯吧。
” 老闆聽後，露出一絲怪怪的笑，在櫃台那兒把我從頭到腳打量着；他沒去倒酒，反而朝屏風後望來望去，對他妻子說了些什麼。
他妻子拿着針線活從屏風後走出來，和他一起打量我。
現在，我們當時仨人的模樣都在我眼前活靈活現了。
老闆沒穿外套，靠在櫃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從那下面那小部門關住的門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櫃台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臉看他們。
他們問了我很多問題，如我叫什麼，多大了，住哪兒，怎麼做工，怎麼來的。
為了不牽連什麼人，恐怕我對所有這些問題進行的回答有的是編造。
他們把麥酒給我，不過我懷疑這不是貨真價實的斯丹甯；那老闆娘推開櫃台的那半節門，俯下身來，把銀退還給我，還懷着半稱贊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
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無意地誇張我的經濟匮乏和生活困難。
我知道，如果奎甯先生給我一先令，無論何時，我就把它花到一頓飯或一頓點心上。
我知道，我是個窮小子，從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幹活。
我知道，我又餓又饞地在街上逛來逛去。
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顧，在我所受的那種照顧下我會很容易地就變成一個小強盜或小流氓。
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終處于某種地位。
奎甯先生是個不細心的人。
又那麼忙，事情又那不尋常，也顧不上對我另眼相看，何況不論對成年人還是少年人，我也從不說我的來曆，對于我在這裡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
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沒人知道。
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經說過，是完全超出我叙述能力的。
但我堅守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
我一開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樣幹活，我就必然受到輕視和侮辱。
不久，我就變得至少和那兩個少年一樣利索和熟練了。
雖然我和他們都很熟了，可由于我的行為神态與他們的相異之甚而使我們之間有種距離。
他們和那些成年人總叫我“小先生”，或“小薩福克人”。
裝箱工頭是個叫葛裡高利的成年人，另一個穿着紅衣的車夫叫提普，這兩人有時也常叫我大衛，但我想這總是在我們很親熱的時候，也就是我在大家幹活時給他們講我看過的那些書讓他們高興時（很快，那些書也從我記憶中消失）。
白粉-土豆曾對我的優越地位抗争過一次，但馬上就被米克-沃克爾制服了。
我認為我沒希望擺脫這種生活了，也就完全放棄了這種希望。
我認認真真這麼想：我從沒對這種生活退讓過，也從沒不因它而苦惱，哪怕一個小時也沒有這樣過。
但我忍受下去，連對皮果提也不曾在任何書信中透露過隻字片語（我們通了很多信），這樣部分是出于愛她，部分是因為我羞于那樣做。
米考伯先生的困難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
我在這種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時時惦着米考伯太太的各種籌款計劃，時時心頭壓着米考伯先生的債務。
星期六的夜裡是我的好時光——部分因為我口袋裡有了六或七個先令，回家的路上望着那些店鋪，盤算着這筆錢可以買什麼，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會把最傷心的秘密向我傾訴；星期天早上她也會這樣，那時我把頭天晚上買回的茶或咖啡在一個刮臉用的小罐裡調好，開始坐下吃那已過了鐘點的早餐。
在這類星期六的夜間談話開始時，米考伯先生總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談話将近結尾時，他卻又在唱“傑克快樂地和南在一起”了。
我曾看到他流着淚回家吃晚飯，嘴裡叨念說隻有進監獄是唯一出路；然後又盤算“如果有什麼機會出現”（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裝弓形窗所需的費用入睡了。
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樣。
我們各自的境遇在我們之間形成了（我深信）一種奇特的友好平等關系，雖然我們的年齡懸殊得可笑。
在米考伯太太把我視作她的心腹之交以前，我從不肯接受他們的邀請而由他們掏錢、和他們吃喝，因為我知道他們和屠戶及面包商關系緊張，他們自己
每天我下班時，正好這種熱布丁上市，我就吃它當晚飯。
如果要吃得像頓正經晚飯，我就在一家小餐館裡吃一條香腸和一便士的面包，或一份四便士一碟的紅牛肉；或者去我們營業地點對面的一家又破又舊的酒店裡吃上一碟面包和幹酪，還喝上一杯啤酒。
那家酒店店名叫獅子或獅子和别的什麼來着，我已經不記得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胳膊夾了塊面包（那是我早上從家裡帶出來的），面包被張紙包着像本書，我夾着它到杜裡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①，點了一“小碟”那種精緻食品和面包一塊吃下去。
對我這麼一個獨往獨來的奇怪小家夥，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過我吃飯時，他那盯着我的樣子至今我還記得，他還叫了另一個招待來看我。
我給了他半個便士，真希望他當時沒收下—— ①18世紀英國學者約翰森常去該店吃飯。
我想，我們有半個小時吃茶點的時間。
我錢夠時，總買半品托沖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面包。
我沒錢時，就去看艦船街的野味店，在這種時候，我也間或走到考文特花園市場去看菠蘿。
我喜歡在阿德爾菲街一帶徘徊漫步，因為那地方有一個黑色拱門而顯得神秘。
我記得，一天晚上我從靠近那河邊小酒店的一個拱門裡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裡跳舞；我坐在一張凳子上看他們。
不知道他們對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樣一個孩子，那麼小，當我走進陌生的酒店要買杯麥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帶來作午飯的東西時，他們竟不敢給我。
我記得，一個很熱的晚上，我走進一家酒店，對老闆說： “你這兒最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麥酒一杯要多少錢？”因為那天是個特别的日子。
我不知道是個什麼日子。
也許那天是我生日。
“兩個半便士，”老闆說，“這價錢買的是貨真價實的斯丹甯麥酒呢。
” “好吧，”我拿出了錢說，“請給我上滿滿的一杯貨真價實的斯丹甯吧。
” 老闆聽後，露出一絲怪怪的笑，在櫃台那兒把我從頭到腳打量着；他沒去倒酒，反而朝屏風後望來望去，對他妻子說了些什麼。
他妻子拿着針線活從屏風後走出來，和他一起打量我。
現在，我們當時仨人的模樣都在我眼前活靈活現了。
老闆沒穿外套，靠在櫃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從那下面那小部門關住的門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櫃台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臉看他們。
他們問了我很多問題，如我叫什麼，多大了，住哪兒，怎麼做工，怎麼來的。
為了不牽連什麼人，恐怕我對所有這些問題進行的回答有的是編造。
他們把麥酒給我，不過我懷疑這不是貨真價實的斯丹甯；那老闆娘推開櫃台的那半節門，俯下身來，把銀退還給我，還懷着半稱贊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
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無意地誇張我的經濟匮乏和生活困難。
我知道，如果奎甯先生給我一先令，無論何時，我就把它花到一頓飯或一頓點心上。
我知道，我是個窮小子，從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幹活。
我知道，我又餓又饞地在街上逛來逛去。
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顧，在我所受的那種照顧下我會很容易地就變成一個小強盜或小流氓。
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終處于某種地位。
奎甯先生是個不細心的人。
又那麼忙，事情又那不尋常，也顧不上對我另眼相看，何況不論對成年人還是少年人，我也從不說我的來曆，對于我在這裡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
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沒人知道。
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經說過，是完全超出我叙述能力的。
但我堅守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
我一開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樣幹活，我就必然受到輕視和侮辱。
不久，我就變得至少和那兩個少年一樣利索和熟練了。
雖然我和他們都很熟了，可由于我的行為神态與他們的相異之甚而使我們之間有種距離。
他們和那些成年人總叫我“小先生”，或“小薩福克人”。
裝箱工頭是個叫葛裡高利的成年人，另一個穿着紅衣的車夫叫提普，這兩人有時也常叫我大衛，但我想這總是在我們很親熱的時候，也就是我在大家幹活時給他們講我看過的那些書讓他們高興時（很快，那些書也從我記憶中消失）。
白粉-土豆曾對我的優越地位抗争過一次，但馬上就被米克-沃克爾制服了。
我認為我沒希望擺脫這種生活了，也就完全放棄了這種希望。
我認認真真這麼想：我從沒對這種生活退讓過，也從沒不因它而苦惱，哪怕一個小時也沒有這樣過。
但我忍受下去，連對皮果提也不曾在任何書信中透露過隻字片語（我們通了很多信），這樣部分是出于愛她，部分是因為我羞于那樣做。
米考伯先生的困難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
我在這種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時時惦着米考伯太太的各種籌款計劃，時時心頭壓着米考伯先生的債務。
星期六的夜裡是我的好時光——部分因為我口袋裡有了六或七個先令，回家的路上望着那些店鋪，盤算着這筆錢可以買什麼，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會把最傷心的秘密向我傾訴；星期天早上她也會這樣，那時我把頭天晚上買回的茶或咖啡在一個刮臉用的小罐裡調好，開始坐下吃那已過了鐘點的早餐。
在這類星期六的夜間談話開始時，米考伯先生總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談話将近結尾時，他卻又在唱“傑克快樂地和南在一起”了。
我曾看到他流着淚回家吃晚飯，嘴裡叨念說隻有進監獄是唯一出路；然後又盤算“如果有什麼機會出現”（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裝弓形窗所需的費用入睡了。
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樣。
我們各自的境遇在我們之間形成了（我深信）一種奇特的友好平等關系，雖然我們的年齡懸殊得可笑。
在米考伯太太把我視作她的心腹之交以前，我從不肯接受他們的邀請而由他們掏錢、和他們吃喝，因為我知道他們和屠戶及面包商關系緊張，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