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我怎樣寫《二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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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上是沒有多大的成功的。
其中的人與事是對我所要比較的那點負責，而比較根本是種類似報告的東西。
自然，報告能夠新穎可喜，假若讀者不曉得這些事；但它的取巧處隻是這一點，它缺乏文藝的偉大與永久性，至好也不過是一種還不讨厭的報章文學而已。
比較是件容易作的事，連個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頭發黃；因此也就很難不浮淺。
注意在比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異作資料，而由這些資料裡提出判斷。
臉黃的就是野蠻，與頭發卷着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着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考語，許多污辱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
《二馬》雖然沒這樣壞，可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
老馬代表老一派的中國人，小馬代表晚一輩的，誰也能看出這個來。
老馬的描寫有相當的成功：雖然他隻代表了一種中國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識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輩的中國人，但我最熟識的老人确是他那個樣子。
他不好，也不怎麼壞；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自尊自傲，對将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想努力。
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
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隻有個兒子。
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
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
至于小馬，我又失敗了。
前者我已經說過，五四運動對我是個旁觀者；在寫《二馬》的時節，正趕上革命軍北伐，我又遠遠的立在一旁，沒機會參加。
這兩個大運動，我都立在外面，實在沒有資格去描寫比我小十歲的青年。
我們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卻了，懊喪。
雖然如此，我們的消息隻來自新聞報，我們沒親眼看見血與肉的犧牲，沒有聽見槍炮的響聲。
更不明白的是國内青年們的思想。
那時在國外讀書的，身處異域，自然極愛祖國；再加上看着外國國民如何對國家的事盡職責，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個好國民，好象一個中國人能象英國人那樣作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
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國家，什麼都可以放在一旁。
這就是馬威所要代表的。
比這再高一點的理想，我還沒想到過。
先不用管這個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馬威反正是這個理想的産兒。
他是個空的，一點也不象個活人。
他還有缺點，不盡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請出一位李子榮來作補充；所以李子榮更沒勁！ 對于英國人，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寫出來。
他們的褊狹的愛國主義決定了他們的罪案，他們所表現的都是偏見與讨厭，沒有别的。
自然，猛一看過去，他們确是有這種讨厭而不自覺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細看一看，他們到底還不這麼狹小。
我專注意了他們與國家的關系，而忽略了他們其他的部分。
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氣述說他們，不然他們簡直是群可憐的半瘋子了。
幽默寬恕了他們，正如寬恕了馬家父子，把褊狹與浮淺消解在笑聲中，萬幸！ 最危險的地方是那些戀愛的穿插，它們極容易使《二馬》成為《留東外史》一類的東西。
可是我在一動筆時就留着神，設法使這些地方都成為揭露人物性格與民族成見的機會，不準戀愛情節自由的展動。
這是我很會辦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戀愛作為副筆，而把另一些東西擺在正面。
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把我從三角四角戀愛小說中救出來，它的壞處是使我老不敢放膽寫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
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題材上不敢摸這個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結構上文字上有可觀，可是總走不上那偉大之路。
三角戀愛永不失為好題目，寫得好還是好。
象我這樣一碰即走，對打八卦拳倒許是好辦法，對寫小說它使我輕浮，激不起心靈的震顫。
這本書的寫成也差不多費了一年的工夫。
寫幾段，我便對朋友們去朗讀，請他們批評，最多的時候是找祝仲謹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聽出句子的順當與否，和字眼的是否妥當。
全篇寫完，我又托郦堃厚兄給看了一遍，他很細心的把錯字都給挑出來。
把它寄出去以後——仍是寄給《小說月報》——我便向倫敦說了“再見”。
其中的人與事是對我所要比較的那點負責，而比較根本是種類似報告的東西。
自然，報告能夠新穎可喜，假若讀者不曉得這些事；但它的取巧處隻是這一點，它缺乏文藝的偉大與永久性，至好也不過是一種還不讨厭的報章文學而已。
比較是件容易作的事，連個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頭發黃；因此也就很難不浮淺。
注意在比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異作資料，而由這些資料裡提出判斷。
臉黃的就是野蠻，與頭發卷着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着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考語，許多污辱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
《二馬》雖然沒這樣壞，可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
老馬代表老一派的中國人，小馬代表晚一輩的，誰也能看出這個來。
老馬的描寫有相當的成功：雖然他隻代表了一種中國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識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輩的中國人，但我最熟識的老人确是他那個樣子。
他不好，也不怎麼壞；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自尊自傲，對将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想努力。
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
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隻有個兒子。
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
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
至于小馬，我又失敗了。
前者我已經說過，五四運動對我是個旁觀者；在寫《二馬》的時節，正趕上革命軍北伐，我又遠遠的立在一旁，沒機會參加。
這兩個大運動，我都立在外面，實在沒有資格去描寫比我小十歲的青年。
我們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卻了，懊喪。
雖然如此，我們的消息隻來自新聞報，我們沒親眼看見血與肉的犧牲，沒有聽見槍炮的響聲。
更不明白的是國内青年們的思想。
那時在國外讀書的，身處異域，自然極愛祖國；再加上看着外國國民如何對國家的事盡職責，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個好國民，好象一個中國人能象英國人那樣作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
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國家，什麼都可以放在一旁。
這就是馬威所要代表的。
比這再高一點的理想，我還沒想到過。
先不用管這個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馬威反正是這個理想的産兒。
他是個空的，一點也不象個活人。
他還有缺點，不盡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請出一位李子榮來作補充；所以李子榮更沒勁！ 對于英國人，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寫出來。
他們的褊狹的愛國主義決定了他們的罪案，他們所表現的都是偏見與讨厭，沒有别的。
自然，猛一看過去，他們确是有這種讨厭而不自覺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細看一看，他們到底還不這麼狹小。
我專注意了他們與國家的關系，而忽略了他們其他的部分。
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氣述說他們，不然他們簡直是群可憐的半瘋子了。
幽默寬恕了他們，正如寬恕了馬家父子，把褊狹與浮淺消解在笑聲中，萬幸！ 最危險的地方是那些戀愛的穿插，它們極容易使《二馬》成為《留東外史》一類的東西。
可是我在一動筆時就留着神，設法使這些地方都成為揭露人物性格與民族成見的機會，不準戀愛情節自由的展動。
這是我很會辦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戀愛作為副筆，而把另一些東西擺在正面。
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把我從三角四角戀愛小說中救出來，它的壞處是使我老不敢放膽寫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
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題材上不敢摸這個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結構上文字上有可觀，可是總走不上那偉大之路。
三角戀愛永不失為好題目，寫得好還是好。
象我這樣一碰即走，對打八卦拳倒許是好辦法，對寫小說它使我輕浮，激不起心靈的震顫。
這本書的寫成也差不多費了一年的工夫。
寫幾段，我便對朋友們去朗讀，請他們批評，最多的時候是找祝仲謹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聽出句子的順當與否，和字眼的是否妥當。
全篇寫完，我又托郦堃厚兄給看了一遍，他很細心的把錯字都給挑出來。
把它寄出去以後——仍是寄給《小說月報》——我便向倫敦說了“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