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我怎樣寫《二馬》
關燈
小
中
大
《二馬》中的細膩處是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裡找不到的，“張”與“趙”中的潑辣恣肆處從《二馬》以後可是也不多見了。
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随着年紀而往穩健裡走，可是文字的風格差不多是“晚節漸于詩律細”的。
讀與作的經驗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個人願意這樣與否。
《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有了些經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得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
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它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開始決定往“細”裡寫。
《二馬》在一開首便把故事最後的一幕提出來，就是這“求細”的證明：先有了結局，自然是對故事的全盤設計已有了個大概，不能再信口開河。
可是這還不十分正确；我不僅打算細寫，而且要非常的細，要象康拉德那樣把故事看成一個球，從任何地方起始它總會滾動的。
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後倒轉回來補講前文，而後再由這裡接下去講——講馬威逃走以後的事。
這樣，篇首的兩節，現在看起來是象尾巴，在原來的計畫中本是“腰眼兒”。
為什麼把腰眼兒變成了尾巴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換一個風格，于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姿态上的取笑，笑出以後便沒法再使文章萦回逗宕；無論是尾巴吧，還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無意義！第二個是時間上的關系：我應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離開英國，在動身以前必須把這本書寫完寄出去，以免心中老存着塊病。
時候到了，我隻寫了那麼多，馬威逃走以後的事無論如何也趕不出來了，于是一狠心，就把腰眼當作了尾巴，硬行結束。
那麼，《二馬》隻是比較的“細”，并非和我的理想一緻；到如今我還是沒寫出一部真正細膩的東西，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沒法勉強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變動。
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滌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經說過，我在“老張”與《趙子曰》裡往往把文言與白話夾裹在一處；文字不一緻多少能幫助一些矛盾氣，好使人發笑。
滌洲是頭一個指出這一個毛病，而且勸我不要這樣讨巧。
我當時還不以為然，我寫信給他，說我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話裡，以提高白話，使白話成為雅俗共賞的東西。
可是不久我就明白過來，利用文言多少是有點偷懶；把文言與白話中容易用的，現成的，都拿過來，而毫不費力的作成公衆講演稿子一類的東西，不是偷懶麼？所謂文藝創作不是兼思想與文字二者而言麼？那麼，在文字方面就必須努力，作出一種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
在《二馬》中我開始試驗這個。
請看看那些風景的描寫就可以明白了。
《紅樓夢》的言語是多麼漂亮，可是一提到風景便立刻改腔換調而有詩為證了；我試試看：一個洋車夫用自己的言語能否形容一個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話，讓我代他來試試。
什麼“潺湲”咧，“凄涼”咧，“幽徑”咧，“蕭條”咧……我都不用，而用頂俗淺的字另想主意。
設若我能這樣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則甯可不去描寫。
這樣描寫出來，才是真覺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說出；用文言拼湊隻是修辭而已。
論味道，英國菜——就是所謂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難吃的了；什麼幾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燒。
可是英國人有個說法——記得好象GeorgeGissing（喬治·吉辛）也這麼說過——英國人烹調術的王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幫助，而是把肉與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燒出來。
我以為，用白話著作倒須用這個方法，把白話的真正香味燒出來；文言中的現成字與辭雖一時無法一概棄斥，可是用在白話文裡究竟是有些象醬油與味之素什麼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兒。
在材料方面，不用說，是我在國外四五年中慢慢積蓄下來的。
可是象故事中那些人與事全是想象的，幾乎沒有一個人一件事曾在倫敦見過或發生過。
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麼；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
因此，《二馬》除了在
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随着年紀而往穩健裡走，可是文字的風格差不多是“晚節漸于詩律細”的。
讀與作的經驗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個人願意這樣與否。
《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有了些經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得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
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它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開始決定往“細”裡寫。
《二馬》在一開首便把故事最後的一幕提出來，就是這“求細”的證明：先有了結局，自然是對故事的全盤設計已有了個大概，不能再信口開河。
可是這還不十分正确；我不僅打算細寫，而且要非常的細，要象康拉德那樣把故事看成一個球，從任何地方起始它總會滾動的。
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後倒轉回來補講前文，而後再由這裡接下去講——講馬威逃走以後的事。
這樣，篇首的兩節，現在看起來是象尾巴，在原來的計畫中本是“腰眼兒”。
為什麼把腰眼兒變成了尾巴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換一個風格，于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姿态上的取笑，笑出以後便沒法再使文章萦回逗宕；無論是尾巴吧，還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無意義！第二個是時間上的關系：我應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離開英國，在動身以前必須把這本書寫完寄出去，以免心中老存着塊病。
時候到了，我隻寫了那麼多，馬威逃走以後的事無論如何也趕不出來了，于是一狠心，就把腰眼當作了尾巴，硬行結束。
那麼，《二馬》隻是比較的“細”，并非和我的理想一緻；到如今我還是沒寫出一部真正細膩的東西，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沒法勉強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變動。
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滌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經說過，我在“老張”與《趙子曰》裡往往把文言與白話夾裹在一處；文字不一緻多少能幫助一些矛盾氣，好使人發笑。
滌洲是頭一個指出這一個毛病，而且勸我不要這樣讨巧。
我當時還不以為然，我寫信給他，說我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話裡，以提高白話，使白話成為雅俗共賞的東西。
可是不久我就明白過來，利用文言多少是有點偷懶；把文言與白話中容易用的，現成的，都拿過來，而毫不費力的作成公衆講演稿子一類的東西，不是偷懶麼？所謂文藝創作不是兼思想與文字二者而言麼？那麼，在文字方面就必須努力，作出一種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
在《二馬》中我開始試驗這個。
請看看那些風景的描寫就可以明白了。
《紅樓夢》的言語是多麼漂亮，可是一提到風景便立刻改腔換調而有詩為證了；我試試看：一個洋車夫用自己的言語能否形容一個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話，讓我代他來試試。
什麼“潺湲”咧，“凄涼”咧，“幽徑”咧，“蕭條”咧……我都不用，而用頂俗淺的字另想主意。
設若我能這樣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則甯可不去描寫。
這樣描寫出來，才是真覺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說出；用文言拼湊隻是修辭而已。
論味道，英國菜——就是所謂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難吃的了；什麼幾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燒。
可是英國人有個說法——記得好象GeorgeGissing（喬治·吉辛）也這麼說過——英國人烹調術的王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幫助，而是把肉與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燒出來。
我以為，用白話著作倒須用這個方法，把白話的真正香味燒出來；文言中的現成字與辭雖一時無法一概棄斥，可是用在白話文裡究竟是有些象醬油與味之素什麼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兒。
在材料方面，不用說，是我在國外四五年中慢慢積蓄下來的。
可是象故事中那些人與事全是想象的，幾乎沒有一個人一件事曾在倫敦見過或發生過。
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麼；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
因此，《二馬》除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