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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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必定不在思想上。
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個熱心的朋友，而不能給人以高明的建議。
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淺的見解拿過來，作為我判斷一切的準則。
在一方面，這使我的筆下常常帶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見解總是平凡。
自然，有許多人以為文藝中感情比理智更重要，可是感情不會給人以遠見；它能使人落淚，眼淚可有時候是非常不值錢的。
故意引人落淚隻足招人讨厭。
憑着一點浮淺的感情而大發議論，和醉鬼借着點酒力瞎叨叨大概差不很多。
我吃了這個虧，但在十年前我并不這麼想。
假若我專靠着感情，也許我能寫出有相當偉大的悲劇，可是我不澈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愛憎判斷。
這種矛盾是出于我個人的性格與環境。
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愣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别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
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别人；義氣，使我對别人有點同情心。
有了這點分析，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
我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
據說，幽默中是有同情的。
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
“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還是我近來的發現；在十年前我隻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有人說，《老張的哲學》并不幽默，而是讨厭。
我不完全承認，也不完全否認，這個。
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個人一個脾氣，無須再說什麼。
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國救文學，痛恨幽默；這是師出有名，除了太專制一些，尚無大毛病。
不過這兩種人說我讨厭，我不便為自己辯護，可也不便馬上抽自己幾個嘴巴。
有的人理會得幽默，而覺得我太過火，以至于讨厭。
我承認這個。
前面說過了，我初寫小說，隻為寫着玩玩，并不懂何為技巧，哪叫控制。
我信口開河，抓住一點，死不放手，誇大了還要誇大，而且津津自喜，以為自己的筆下跳脫暢肆。
讨厭？當然的。
大概最讨厭的地方是那半白半文的文字。
以文字要俏本來是最容易流于要貧嘴的，可是這個誘惑不易躲避；一個局面成事實可笑，自然而然在描寫的時候便順手加上了招笑的文字，以助成那誇張的陳述。
适可而止，好不容易。
在發表過兩三本小說後，我才明白了真正有力的文字——即使是幽默的——并不在乎多說廢話。
雖然如此，在實際上我可是還不能完全除掉那個老毛病。
寫作是多麼難的事呢，我隻能說我還在練習；過勿憚改，或者能有些進益；拍着胸膛說，“我這是傑作呀！”我永遠不敢，連想一想也不敢。
“努力”不過足以使自己少紅兩次臉而已。
夠了，關于《老張的哲學》怎樣成形的不要再說了。
寫成此書，大概費了一年的工夫。
閑着就寫點，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所以漓漓拉拉的延長到一年；若是一氣寫下，本來不需要這麼多的時間。
寫的時候是用三個便士一本的作文簿，鋼筆橫書，寫得不甚整齊。
這些小事足以證明我沒有大吹大擂的通電全國——我在著作；還是那句話，我隻是寫着玩。
寫完了，許地山兄來到倫敦；一塊兒談得沒有什麼好題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給他念兩段。
他沒給我什麼批評，隻顧了笑。
後來，他說寄到國内去吧。
我倒還沒有這個勇氣；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
可是他既不告訴我哪點應當改正，我自然聞不見自己的腳臭；于是馬馬虎虎就寄給了鄭西谛兄——并沒挂号，就那麼卷了一卷扔在郵局。
兩三個月後，《小說月報》居然把它登載出來，我到中國飯館吃了頓“雜碎”，作為犒賞三軍。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個熱心的朋友，而不能給人以高明的建議。
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淺的見解拿過來，作為我判斷一切的準則。
在一方面，這使我的筆下常常帶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見解總是平凡。
自然，有許多人以為文藝中感情比理智更重要，可是感情不會給人以遠見；它能使人落淚，眼淚可有時候是非常不值錢的。
故意引人落淚隻足招人讨厭。
憑着一點浮淺的感情而大發議論，和醉鬼借着點酒力瞎叨叨大概差不很多。
我吃了這個虧，但在十年前我并不這麼想。
假若我專靠着感情，也許我能寫出有相當偉大的悲劇，可是我不澈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愛憎判斷。
這種矛盾是出于我個人的性格與環境。
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愣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别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
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别人；義氣，使我對别人有點同情心。
有了這點分析，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
我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
據說，幽默中是有同情的。
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
“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還是我近來的發現；在十年前我隻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有人說，《老張的哲學》并不幽默，而是讨厭。
我不完全承認，也不完全否認，這個。
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個人一個脾氣，無須再說什麼。
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國救文學，痛恨幽默；這是師出有名，除了太專制一些，尚無大毛病。
不過這兩種人說我讨厭，我不便為自己辯護，可也不便馬上抽自己幾個嘴巴。
有的人理會得幽默，而覺得我太過火，以至于讨厭。
我承認這個。
前面說過了，我初寫小說，隻為寫着玩玩，并不懂何為技巧，哪叫控制。
我信口開河，抓住一點，死不放手，誇大了還要誇大，而且津津自喜，以為自己的筆下跳脫暢肆。
讨厭？當然的。
大概最讨厭的地方是那半白半文的文字。
以文字要俏本來是最容易流于要貧嘴的，可是這個誘惑不易躲避；一個局面成事實可笑，自然而然在描寫的時候便順手加上了招笑的文字，以助成那誇張的陳述。
适可而止，好不容易。
在發表過兩三本小說後，我才明白了真正有力的文字——即使是幽默的——并不在乎多說廢話。
雖然如此，在實際上我可是還不能完全除掉那個老毛病。
寫作是多麼難的事呢，我隻能說我還在練習；過勿憚改，或者能有些進益；拍着胸膛說，“我這是傑作呀！”我永遠不敢，連想一想也不敢。
“努力”不過足以使自己少紅兩次臉而已。
夠了，關于《老張的哲學》怎樣成形的不要再說了。
寫成此書，大概費了一年的工夫。
閑着就寫點，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所以漓漓拉拉的延長到一年；若是一氣寫下，本來不需要這麼多的時間。
寫的時候是用三個便士一本的作文簿，鋼筆橫書，寫得不甚整齊。
這些小事足以證明我沒有大吹大擂的通電全國——我在著作；還是那句話，我隻是寫着玩。
寫完了，許地山兄來到倫敦；一塊兒談得沒有什麼好題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給他念兩段。
他沒給我什麼批評，隻顧了笑。
後來，他說寄到國内去吧。
我倒還沒有這個勇氣；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
可是他既不告訴我哪點應當改正，我自然聞不見自己的腳臭；于是馬馬虎虎就寄給了鄭西谛兄——并沒挂号，就那麼卷了一卷扔在郵局。
兩三個月後，《小說月報》居然把它登載出來，我到中國飯館吃了頓“雜碎”，作為犒賞三軍。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