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義和真理 ①

關燈
接到《精神》(Mind)雜志編者寄給我布拉德萊《真理與實踐》一文的校樣,我認為這是一個暗示,要我參加最近似乎已認真開始的關于實用主義的争辯。

    既然我的名字已與這運動分拆不開,我覺得我應該接受這暗示,特别因某些方面曾對我過多地獎借,而另些方面可能也有不應有的诋毀。

     首先,關于“實用主義”這名詞,在我隻曾用來表示一種進行抽象讨論的方法。

    皮爾斯說:一個概念的重要意義是在于:它的真,能夠對某人産生具體的差别。

    隻要把一切在争論中的概念都拿這實用主義方法來考驗,人們就不緻犯無謂的口角:如果兩個陳述,此真或彼真,都是一樣而不産生實際的差别,這兩個陳述就不過是說法上的不同;如果一個陳述,其真其假都是一樣而不産生實際的差别,這一陳述也就沒有真實的意義。

    遇到這兩種情況,就都不值得争辯;我們盡可不徒費唇舌,而另外談更重要的問題。

     所以,實用主義方法的意義不過是:真理必須具有實際的②效果。

    但是在英國,這名詞就應用得更為廣泛,而包括這樣的觀念:任何一個陳述,它的真理就在于它的效果,特别是好的效果。

    這裡的意義就完全超出了單純方法的範圍。

    既然我的實用主義和這更廣義的實用主義彼此這樣不同,而又都很重要,須予以分别命名,我覺得席勒的建議,把這廣義的實用主義叫做“人本主義”,就非常适當,應加以采取。

    至于這狹義的實用主義,則仍可叫做“實用主義方法”。

     ①本文原載《精神》雜志新号第13卷第457頁(1904年10月)。

    此次翻印,曾略作文字上修改;另外有一二處增補,系采自同一雜志第14卷另一篇論文《再論人本主義和真理》。

     ②所謂“實際的”,當然是作“特殊的”解,而不是說隻能指物質上的效果,而不能指心理上的效果。

     過去六個月期間,我曾讀過許多反對席勒和杜威二氏著作的評論;但是除了布拉德萊那篇煞費苦心的辯駁之外,其餘的都不在手邊,而且也多半遺忘。

    我想,由我來對這論題作一不拘形式的讨論,比起逐篇逐條地駁斥這些批評,無論如何要有用一些。

    特别是布拉德萊的批評,可以由席勒加以對付。

    但他一再自稱不能理解席勒的觀點,顯然,他并沒有采取同情的态度去加以理解。

    我要很不客氣地說,他這篇大作對這個論題根本就沒有什麼有益的闡明。

    總括言之,我覺得它是回避論點,無的放矢,完全可置之不理。

     毫無疑義,人本主義不是一個容易的論題。

    杜威和席勒二人的思想,突出地是一種歸納,是從一切紛繁複雜的具體事項中作出的概括。

    如果說它是真的,它也包括很多關于傳統觀念的重述。

    這一種理智的産物,當剛被提出來時,總不會一下就達到完善、理想的表達形式。

    因此,一個批評者也決不應對它過分地苛求和挑剔,而是應全面地加以衡量,特别以其他可能的觀念來對比地加以衡量。

    而且應把它運用到各個具體的事例,看它是否适用。

    我覺得它決不是立刻應加以“處決”的——僅僅憑武斷地說它有内在的不合理或自我矛盾,或把它剖割支解,而後加以刻畫醜化。

    其實,人本主義毋甯更象那些一旦通過輿論而表面化的長期衍變一樣:雖然看不出什麼線索或迹象,而實則有其深刻的原因在。

    盡管它們的倡導者也許有膚淺或浮誇的毛病,它們總能夠維持下來;人們決不能把它們釘死在哪一個絕對基本的說法上,也決不能把它們一棍子打死。

     從貴族政治到民主政治,從古典主義風尚到浪漫主義風尚,從有神論感情到泛神論感情,從靜止地理解生命到進化地理解生命——所有這些我們所目睹的變化,都具有上述的特點。

    煩瑣哲學雖然對這些變化還采取那種一棍子打死的辦法——說新觀點含有自我矛盾或新觀點否認某一基本原則,但是這等于在河中央插入一棒而想把河流阻斷一樣:繞棒,河水還是行進,還是同樣地到達目的。

    當我閱讀我們某些反對者的作品時,我往往就想起那些舊教徒作家,他們反駁達爾文的進化論,就說,高等物種不可能來自低等物種,因為無不能生有;或者說,物種變化的觀念荒謬,因為它意味着物種有自趨滅亡的含義,而這一含義乃違反“一切實在都趨于保持原狀”的原則。

    這種觀點當然太近視了,太狹隘了,不可能接受歸納的論證。

    科學上一切全面的概括,在它們剛提出之初,總是要遭到這些斷然的駁斥。

    但它們總是保存了下來;而這些駁斥卻變成了過時和朽腐。

    我不禁懷疑,當前的人本主義學說是否也經曆着這種所謂的駁斥過程。

     要理解人本主義,唯一的條件是學會歸納的思想方法,學會放棄嚴格的定義和學會一般地能采取最便捷的途徑。

    我們的反對者也許會這樣譏刺我們,“也就是說,把你們的理智變成一團爛污泥。

    ”對此,我将回答,“就是這樣,如果您們不願說得客氣一些的話。

    ”因為人本主義,既然象杜威所說,隻是把更“真的”理解為更“滿意的”,就必須認真地抛棄直線式的論證和過去所重視的“嚴格”和“終極”的理想。

    人本主義精神,基本上就在于具有抛棄那些東西的氣質——這種氣質是與絕對懷疑論者所完全不同的。

    “滿意”必須用許多标準來衡量;其中某些标準,就我們所知,也許在任何情況下都表現不行。

    而所謂一個概念比任何旁的概念更為滿意,歸根到底,也許隻是一些“加”和“減”的總和而已;對這些“加”“減”,我們隻能信賴,通過未來的改正和改進,也許有一天能接近最大的“加”和最小的“減”。

    一個人能采取這種歸納的方法來看信念的條件,就意味着心的轉變,和真地抛絕了絕對主義的想法。

     根據我理解的實用主義觀察事物的方法,它的産生是和過去五十年來人們對科學真理所抱的舊觀念的破産分不開的。

    過去常說,“幾何學是上帝創造的;”歐幾裡德原理隻被認為是依式複制上帝的幾何學而已。

    世界上有一永恒的,不變的“理性”,這理性的聲音就響應在煩瑣哲學三段論式的歌訣Barbara和Celarent等等之内。

    同樣,“自然規律”(物理的和化學的)、博物學分類,也都被假定為一些埋藏在事物結構之内而留待潛伏在我們理智内的靈感去發掘的先存原型的絕對副本。

    當時都認為世界的構造是絕對合乎邏輯的;它的邏輯就是一個大學教授的邏輯。

    一直大約到1850年為止,幾乎每個人都相信,科學所表達的真理隻是一套“非人”實任的絕對摹本。

    但由于近幾十年來各種理論的迅速大量增多,那種認為某一個理論真正比另一個理論更為客觀的看法,幾乎已推翻了。

    因為我們既然有許多幾何學、邏輯學、許多物理假設和化學假設、許多科學分類,它們都隻限于在一定場合适用,而不是對一切的事物都适用,人們自然就發現,即使是最“真”的公式,也隻是人的發明,而不是什麼先存原型的絕對摹本。

    我們已聽到有人把科學法則隻看作是一種“概念性速記”,它們的“真”的程度,隻限于它們的“有用”的程度為止。

    我們的思想已變得能容受“象征”而不一定強調“複制”;能容受“近似”而不一定強調“絕對”;能容受“變通”而不一定強調“嚴格”。

    “能學”(energetics)——測量可感覺現象的赤裸的外觀,從而隻用一個公式來描述這些現象的一切勢能變化的“能學”——就是這種科學人本主義最新的發展型式。

    固然,這種科學人本主義對于客觀世界和人的心理之間何以能表現這樣巧合一點,還留下許多尚待解決的疑問,但無論如何,它已使我們整個有關科學真理的觀念變得比過去更靈活更親切了。

     我們不相信,今天還有任何方面的理論家——不管是數學方面的、邏輯方面的、物理學方面的或是生物學方面的——還自認為直率地複制自然的過程或上帝的思想。

    我們的主要的思想方式,主辭與賓辭的分離,否定的、假言的和選言的判斷:一切都純粹是人類的習慣。

    正如沙立斯貝雷公爵(LordSalisbury)所說的,“能媒”(ether)隻是表示一個名詞,而由動詞來使它波動(undulate)的。

    我們許多的神學觀念,即使是這些觀念的絕對信仰者,也都承認是同樣地出之于人。

     我想當前這些真理觀念的變化,正就是當時促成杜威和席勒二氏理論的動力。

    近來流行有一種懷疑:任何一個公式之所以勝于另一個公式,也許不在于它的真正的“客觀性”,而在于它的某些“主觀的性質”,如它的“有用”、“優美”或“符合于我們的殘存的信念”。

    接受這種懷疑而又歸納地來看問題,我們就進入某種人本主義的心理狀态。

    我們就覺得,不論在那裡,真理的意義不在于“複制”,而在于“增加”;不在于按照原來就完善的實在去構造心理的摹本,而在于“與實在合作,以達到一更明确的效果”。

    當然,開始時這一心理狀态是很模糊的。

    “合作”就是一個模糊的名詞;無論如何,它必須包括概念和邏輯的排列。

    “更明确”一詞,更為模糊。

    真理必須給我們明确的思想和便利我們的行動。

    “實在”這名詞,更是最模糊的名詞。

    要考驗這一方案,唯一的方法隻有把它用之于各種真理,以達到一更确切的叙述。

    任何一個假設,隻要迫使我們作這樣檢查的,即使它最後并不成立,也就有這一巨大的優點:使我們更好地熟悉整個問題。

    對這種理論,與其一開始就抽象地說它存在有自我矛盾而把它窒死,肯定地不如給它以足夠的“繩子”,看它會不會自行“吊死”要好些。

    所以我覺得,認真地、同情地來思考一下這人本主義是應該向讀者推薦的唯一的暫時的态度。

     當我同情地思考這人本主義時,我所體會到的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