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大明天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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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缵泰與李紀堂、洪全福等人，一直到了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陰曆十二月，一切準備近乎完成之時，才把他們的計劃寫信告訴孫中山。那時，孫中山已經到了越南的河内。
而且，他們在籌備的期間，也把陳少白瞞得緊緊的。為什麼？可能是謝缵泰由于受楊衢雲之死的刺激太深，不免趨向于一意孤行；也可能是他意在完全與洪門的人打成一片，在起事以前不想讓興中會的人知道。
謝缵泰本人是否屬于洪門，待考。他的父親謝日昌，屬于洪門，是三合會的一個元老。謝日昌的好朋友之一，是洪全福。洪全福在太平天國期間轉戰湘鄂皖浙諸省，當到左天将，封為瑛王、“三千歲”。太平天國失敗以後，他在洋船上當了幾十年廚子，年紀大了，住在香港，挂起牌來行醫。謝缵泰看中了他的資曆，便和李紀堂常常研究，決定了請洪全福出山，作“大明天順國”的“南粵興漢大将軍”。
這個國名，确是有點特别。“大明”兩個字，具有濃厚的洪門色彩。“天順國”三個字，顯然是為了借重洪全福在太平天國的那一段曆史。我們不能責備謝缵泰把國名起得不夠理想，因為那時候興中會本身也還不曾定出“中華民國”四個字的國名來。就清廷署理兩廣總督德壽的奏折，作一考證，似乎庚子惠州之役期間，鄭士良所用的國名是“大秦國”三個字。
值得我們欽佩的，是謝缵泰所拟定的國體，并非君主，而為民主。他在壬寅年八月十四日的“三人會議”上向洪全福與李紀堂提議：事成以後，舉容闳博士為臨時政府大總統。洪、李二人立即贊成。
沒有李紀堂，便不會有這一次“大明天順國”的運動。因為，絕大部分的錢，是李紀堂一人所出。紀堂是興中會的會員，也是庚子惠州之役負責管錢的人。孫中山交給他兩萬元，他加了很多錢進去。惠州之役失敗以後不久，他的父親李升病死，遺留給他與兩個哥哥每人一百萬元。那兩個哥哥對革命毫無興趣。他呢，把這一百萬元都直接間接、前前後後花在革命上。
這一次，他答應了出五十萬元。事實上，由于起事未成，所花的不到此數，卻也至少在十萬以上；所準備的槍械，所動員的洪門弟兄，所設置的機關，其數量與規模，比起惠州之役，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中文的布告，英文的宣言，都已印好。由于要等到事成以後，才公舉容闳出來，所以暫時在布告與宣言上都不用容闳的名字，而由洪全福以“南粵興漢大将軍”的銜頭出面。
謝缵泰等人的總機關，設在香港德忌笠街二十号頂樓，稱為“和記棧”。在廣州的負責人是李植生。他住在下芳村德國教堂旁邊、自己所經營的繼業公司肥料廠。
李植生以外，最重要的兩位同志，是梁慕光與宋居仁。梁慕光被内定為總司令（洪全福年老力衰，隻是名義上的大将軍）。宋居仁負責聯絡北江一帶的民間武力。
由于有李紀堂大力支持，謝缵泰把槍械與彈藥買得不少。軍裝、旗幟、餅幹也買了不少，都分别堆藏在李植生的肥料廠，及廣州城内城外二十幾處“分機關”之中。
洪全福本人，由澳門去香山，糾合同志。
還有一些槍械，是向沙面的曹法洋行訂買的。定洋已經付了十幾萬，卻遲遲交不了貨。眼看起義的日子（壬寅年除夕，1903年1月28日）快到，李紀堂不免着急。洋人經不起嚴催，便向清方的一個姓楊的軍官、捷字營管帶（營長）故意洩漏秘密。楊管帶報告上峰，上峰派人到香港，通知香港政府。于是總機關和記棧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搜查，捕去同志三人，仆人二名。廣州河南下芳村的繼業公司與若幹分機關都在兩天以後，十二月三十日被破，捉去了梁慕信等十位同志。梁慕義與李順、鄧桂華二人，于正月初三搭船逃往香港，在碼頭上被捕。
在預定起義日子以前的一兩天，梁慕光從沙面的另一家洋行買到了快槍二百杆，用小船運往花埭的大通煙雨湧，在運到湧口之時，被楊管帶的兵丁攔住，梁慕光拔槍抵抗，殺死一兵，泅水脫險。洪全福也從香山走到澳門，在澳門裝了兩個舢闆的槍械，向廣州進發；航行到百口村，被該村的老百姓糾纏，隻得撇下這些槍械逃走。
其後，洪全福住在新加坡，改名浮萍；在新加坡得病，回到香港，死在國家醫院。梁慕光與李植生去了日本，住在橫濱，繼續于孫中山領導之下，參加革命工作。
在香港被捕的，因謝缵泰與《字林西報》記者英國人根甯竭力營救，全被釋放。（清方要求引渡，被香港當局拒絕。）
在廣州被捕的人，有七個人被殺：梁慕義、陳學靈、葉昌、劉玉岐、何萌、蘇居、李秋帆。有三個人被判二十年監禁：李順、蘇子山、梁平。另有一位葉木容，病死在牢裡。（這是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所說。依照陳春生在《建國月刊》第五卷第二期所發表的《壬寅洪全福廣州舉義記》，被清吏殺害的另有梁慕信、葉勝、洪達明、李棠等人。）
謝缵泰此後不再從事于實際的行動，仍在英文《南華早報》上寫文章鼓吹改革。他的父親謝日昌于癸卯年二月因積憤成疾而死。
而且，他們在籌備的期間，也把陳少白瞞得緊緊的。為什麼？可能是謝缵泰由于受楊衢雲之死的刺激太深，不免趨向于一意孤行；也可能是他意在完全與洪門的人打成一片，在起事以前不想讓興中會的人知道。
謝缵泰本人是否屬于洪門，待考。他的父親謝日昌，屬于洪門，是三合會的一個元老。謝日昌的好朋友之一，是洪全福。洪全福在太平天國期間轉戰湘鄂皖浙諸省，當到左天将，封為瑛王、“三千歲”。太平天國失敗以後，他在洋船上當了幾十年廚子，年紀大了，住在香港，挂起牌來行醫。謝缵泰看中了他的資曆，便和李紀堂常常研究，決定了請洪全福出山，作“大明天順國”的“南粵興漢大将軍”。
這個國名，确是有點特别。“大明”兩個字，具有濃厚的洪門色彩。“天順國”三個字，顯然是為了借重洪全福在太平天國的那一段曆史。我們不能責備謝缵泰把國名起得不夠理想，因為那時候興中會本身也還不曾定出“中華民國”四個字的國名來。就清廷署理兩廣總督德壽的奏折，作一考證，似乎庚子惠州之役期間，鄭士良所用的國名是“大秦國”三個字。
值得我們欽佩的，是謝缵泰所拟定的國體，并非君主，而為民主。他在壬寅年八月十四日的“三人會議”上向洪全福與李紀堂提議：事成以後，舉容闳博士為臨時政府大總統。洪、李二人立即贊成。
沒有李紀堂，便不會有這一次“大明天順國”的運動。因為，絕大部分的錢，是李紀堂一人所出。紀堂是興中會的會員，也是庚子惠州之役負責管錢的人。孫中山交給他兩萬元，他加了很多錢進去。惠州之役失敗以後不久，他的父親李升病死，遺留給他與兩個哥哥每人一百萬元。那兩個哥哥對革命毫無興趣。他呢，把這一百萬元都直接間接、前前後後花在革命上。
這一次，他答應了出五十萬元。事實上，由于起事未成，所花的不到此數，卻也至少在十萬以上；所準備的槍械，所動員的洪門弟兄，所設置的機關，其數量與規模，比起惠州之役，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中文的布告，英文的宣言，都已印好。由于要等到事成以後，才公舉容闳出來，所以暫時在布告與宣言上都不用容闳的名字，而由洪全福以“南粵興漢大将軍”的銜頭出面。
謝缵泰等人的總機關，設在香港德忌笠街二十号頂樓，稱為“和記棧”。在廣州的負責人是李植生。他住在下芳村德國教堂旁邊、自己所經營的繼業公司肥料廠。
李植生以外，最重要的兩位同志，是梁慕光與宋居仁。梁慕光被内定為總司令（洪全福年老力衰，隻是名義上的大将軍）。宋居仁負責聯絡北江一帶的民間武力。
由于有李紀堂大力支持，謝缵泰把槍械與彈藥買得不少。軍裝、旗幟、餅幹也買了不少，都分别堆藏在李植生的肥料廠，及廣州城内城外二十幾處“分機關”之中。
洪全福本人，由澳門去香山，糾合同志。
還有一些槍械，是向沙面的曹法洋行訂買的。定洋已經付了十幾萬，卻遲遲交不了貨。眼看起義的日子（壬寅年除夕，1903年1月28日）快到，李紀堂不免着急。洋人經不起嚴催，便向清方的一個姓楊的軍官、捷字營管帶（營長）故意洩漏秘密。楊管帶報告上峰，上峰派人到香港，通知香港政府。于是總機關和記棧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搜查，捕去同志三人，仆人二名。廣州河南下芳村的繼業公司與若幹分機關都在兩天以後，十二月三十日被破，捉去了梁慕信等十位同志。梁慕義與李順、鄧桂華二人，于正月初三搭船逃往香港，在碼頭上被捕。
在預定起義日子以前的一兩天，梁慕光從沙面的另一家洋行買到了快槍二百杆，用小船運往花埭的大通煙雨湧，在運到湧口之時，被楊管帶的兵丁攔住，梁慕光拔槍抵抗，殺死一兵，泅水脫險。洪全福也從香山走到澳門，在澳門裝了兩個舢闆的槍械，向廣州進發；航行到百口村，被該村的老百姓糾纏，隻得撇下這些槍械逃走。
其後，洪全福住在新加坡，改名浮萍；在新加坡得病，回到香港，死在國家醫院。梁慕光與李植生去了日本，住在橫濱，繼續于孫中山領導之下，參加革命工作。
在香港被捕的，因謝缵泰與《字林西報》記者英國人根甯竭力營救，全被釋放。（清方要求引渡，被香港當局拒絕。）
在廣州被捕的人，有七個人被殺：梁慕義、陳學靈、葉昌、劉玉岐、何萌、蘇居、李秋帆。有三個人被判二十年監禁：李順、蘇子山、梁平。另有一位葉木容，病死在牢裡。（這是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所說。依照陳春生在《建國月刊》第五卷第二期所發表的《壬寅洪全福廣州舉義記》，被清吏殺害的另有梁慕信、葉勝、洪達明、李棠等人。）
謝缵泰此後不再從事于實際的行動，仍在英文《南華早報》上寫文章鼓吹改革。他的父親謝日昌于癸卯年二月因積憤成疾而死。